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怠！鄙源毯螅芟壬担骸笆导噬衔业钠拮右病薄澳敲聪衷诩依锏呐耸恰庇钟腥硕Ｎ省Ｖ芟壬皇庇锶Ｏ姆胨担骸疤邓那捌抟彩悄谴伪缓Φ模衷诘睦习槭呛笃蓿礁鋈嗽谇灼莸陌锩ο律钭拧！薄�
周树恩1956年在东北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时曾出庭做过证人，为追究铃木启久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的战争责任做了证言（摄影编辑委员会在回国后作了调查，验证当时审判记录的胶卷中收录有周先生脊背上伤疤的照相底片和证言的记录）。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李庆有先生的证言
（1916年出生）
周树恩作证之后，接着李庆有又做了证言。李庆有当时全家6口人，父亲、母亲、妹妹、弟弟4人被害。所谈内容大致如下。
我被枪击打后意识不清，意识清醒后便乘隙逃脱了。当时，日军挖了个长30米、宽2至3米、深2米的坑，将750人埋在里面，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被杀害后埋的。此外在一个长6米、宽3米、深2米的坑里又埋掉530人。最后又把挖坑的20多人也杀害了。
周树恩和李庆有做完证言后，边带我们参观陵墓，边解释说：“为了信守和平，我们一直是把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这也是我们对到中国来访问的日本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最后我们问：“对我们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心灵上的创伤是一生也难以治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在千人坑前做解说的李先生（中央）埋掉750人的千人坑
在妹妹被埋在千人坑前
流泪的李先生。我们在当地仅呆了两个小时左右。期间有数百位村民来到公墓周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察团的举动，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都面带善意。但是，这里边恐怕就有许多人的亲骨肉是在当年被杀害的吧！此时团员们的心情异常复杂。
团员们视察终了，乘车离去的时候，在“再见”的声浪中，当地村民张张脸上微笑着，挥手送走了我们。
“反过来说，如果被加害者是日本人，那么，我们对加害国的人能表现得如此友好吗？”考察团带着这一想法离开了村子。战后挖出遗骨的埋葬墓
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
访华的第四天，即8月10日早8时许，我们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了已在这里投宿两夜的唐山宾馆。整个上午参观了唐山地震纪念馆，那里展现的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瞬间遭受毁灭的唐山市的当时场景。午后，一行人奔赴唐山市北面的遵化县。
巴士长时间地在公路上奔驰，路两边是排列整齐的白杨树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手扶拖拉机、农用四轮拖拉机、自行车交错而过。公路两旁卖西瓜、蔬菜、服装，以及卖猪肉的个体商店鳞次栉比，到处充满了商业活力。这种景象在中国农村几乎比比皆是，并不新鲜。
我们考察团的两辆巴士灵巧地避开车流急速向前奔跑着，估计在公路上超车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吧。且不说城市里，就是在农村、山区的小路上，也很少见到司机们慢慢地行驶。每当遇到超车情景时，团员们都不时发出惊叫声，而司机则若无其事地握住方向盘，继续急速行进。“要是慢行可到不了目的地哟！”司机如是说。这也许就是中国大陆驾驶员们的理论吧！庆幸的是，我们就是在这种高速行驶中，平安地来到了万里长城脚下的城镇——遵化县。到达遵化县的时间已是午后6点，正值夕阳西下时分。
一行人住宿在遵化饭店。当晚，中华全国总工会当地的分会设宴欢迎我们。之后又听取了来自离县城40公里以外鲁家峪张俊金先生（67岁）的证言，此外历史学者陆占山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当时鲁家峪周边一带的军事部署状况。这时已到晚上9点钟，张先生又介绍了一些当年日军如何把藏在山洞里的村民带到村里，有的给推进井里，有的被杀头，共计有527人被杀害的情况。张先生本人也被推进井内，虽然背部中弹，但此后却奇迹般生还了。
历史学者陆占山先生的证言
鲁家峪位于丰润县、遵化县和玉田县的交界处。从1940年起这里就是八路军三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此外还设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和报社。
鲁家峪是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的，周围有大小18座山谷，地形复杂。山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有的洞竟能容纳200人左右。从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以“强化治安”为名，反复五次在此屠杀和放火烧山，其中两次规模庞大，把村子前后烧了三遍，屠杀村民527人。
1942年3月，日军发现了村民逃亡藏身的大山洞，便企图用炸药爆破，但因岩石坚固无法完成。其后日军又采用了往洞内投放毒气的办法，使得洞内村民牺牲者众多。尽管如此，日军却始终未敢进入洞内。此后人们就把这个山洞叫做“烈士洞”。另外，其他山洞里也有不少死难者。
后来了解到告密者叫马成全，此人已在1955年受到了法律制裁。
毒气弹呈手电筒形状，可以使人窒息死亡。当年审判战犯时，它已被作为证物提交上去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张俊金先生的证言
（1924年出生）
那是1942年旧历三月三日，头几天就收到敌情报告，说“日军要来了”，我和其他村民一起往山洞里跑去。头一年也就是1941年的旧历正月十九日，因为已有220人被害，所以这次有3000多村民都纷纷逃往村外和山洞里去了。
逃往山洞的这些人，被日军发现后又抓回村子里。其中李有章已被打得像血人一般，他躲进屋里又被敌人打了一气。于是他拿起菜刀向一个殴打他的日本兵砍去，接着就逃跑了，岂知刚跑出不远就被枪杀了。此事是后来听说的，时间可能是上午10点左右。
到了午后，日军把包括我在内的六十三四人关进一个屋子里。这时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说有个姓李的把日本兵砍了，他是土八路，你们作为赎罪，到离这里20公里的地方种地去吧。说着就带走了24个人，其中有七八岁的孩子，还有老人。在离关我们的房屋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10米深的水井，那些人就在那里被杀后，被投入水井里。第二天张永存来说：“昨天，24个人全被杀害了。”
摔死婴儿和儿童的石头农具（石碾）
剩下我们这些人，又被敌人用绳子绑着带到离村子二三公里的地方，让我们围成圆圈坐下来。日本兵一边用刀指点着，一边“这个、那个”的一连叫出10个人来。在离这里约百米远处有一口深8米、直径70厘米的藏薯井。张永存的儿子（18岁）被第一个割断绳子拽出来，敌人先蒙上他的眼睛，又把刀拔出向装满水的水桶里蘸了蘸，然后，一刀就将他的头砍掉了。接着轮到我了，眼睛也被蒙上，但蒙的布又脱落下来，此时我觉得大事不妙！就抽身逃跑了。可是马上又被抓了回来，这次被绑得结结实实。两个日本兵怕我的血溅到他们身上，就把我的脖领子往里塞了一下，我就势咬住他的手，死死地不撒嘴。这时另一日本兵抓住我的肩膀猛往井里推，我头朝下掉进井里，结果把舌头咬了，他们就在井上开枪打我，我脊背上挨了两枪。之后，又有9个被砍头的人掉下来，都摞在我身上。我就忍着疼痛咬住自己的手指不出声。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听到上边有声音，我就拼着命地喊：“救救我吧！”这时，大约有十来个村民把我拽了上来，此后才知道，活着的仅我一人。当时我家有父亲、母亲、弟弟4口人，母亲也被推到别处的井里，后来被救活，但她身上也留下大块的伤疤。
对张先生来说，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却使他终生难忘。整整两个小时的诉说中，他无法控制悲愤的心情，不断举起双手挥舞着，最后干脆又脱去衬衫让大家看脊背上的两处伤疤。其形状简直就像用铁锹挖了两条沟似的，又宽又深。让看背部疤痕的张俊金先生在法庭上做证言的鲁家峪张俊金先生团员们聚精会神地探着身子听张先生的诉说，有照相的，有记录的，也有录音的，大家都在认真地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谈话结束时已是夜晚11点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一座有“万人坑”的城市
河北省承德市
我们考察团来华的第五天，即11日早上7点半用过早餐后，大家又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遵化，向下一个访问地承德市进发了，全程需要5个多小时。车子穿过长城，沿着曲曲弯弯的公路，飞快地向前行驶。团员们在日本从未看过这样雄伟壮观的景色，车内不时地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过了长城大家感到炎热和疲劳，开始昏昏欲睡，好像进入了梦乡。
水泉沟“万人坑”
到达承德市已是午后1点半，这里曾是伪满洲国热河省省会，以清代的离宫而闻名于世，文化遗产众多，现在市内人口约有18万。战争时期，这里设有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和监狱，还设有宪兵队总部。“满洲事变”两年后的1933年3月，承德被关东军占领。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关东军统治该地已达12个年头。日军将各地抓来的中国人投入监狱，有的在拷问中死去，有的被处死刑。据说牺牲者人数有三四万人，准确数字尚不清楚。在距离监狱15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那里就是日军埋葬中国人遗体的水泉沟“万人坑”。
天气炎热，考察团用完午饭并稍事休息后，于午后3点离开驻地宾馆。大巴在大街上疾驶，约30分钟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拿着录音机、照相机相继拍下了考察团一行下车的情景。许多围观的中国人却露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的表情。
离开公路登上一道急坡，沿着通往山上的小道，又行走了200米后，来到一处广场，这就是水泉沟“万人坑”。广场中间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此次向导彭明生先生（54岁）给我们做讲解。彭先生是当地的历史学者，曾著书论述过“万人坑”事件。关于此事现简介说明如下。
1933年3月4日，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侵占了河北省（当时是热河省）承德市。在此之前的中华民国时代承德就已有了监狱。日军侵占后不断地将中国人投入这座监狱。收容800人后感牢房不足，又扩充了可容纳2000人的牢房150间。关东军为加强地方统治，建立了上百条的刑律，凡对日军统治稍有不满的中国人，都以“反满抗日犯”、“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等各种罪名抓进来，并判处各种徒刑。
在水泉沟“万人坑”做讲解的历史学者彭明生先生
审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凡判处死刑的人就地处决后，拉到水泉沟去掩埋。被害者的遗体由服刑人员搬运，在途中要路过一座桥，叫断虹。当年凡被判死刑的人去刑场时，过这座桥就没命了，故当地老百姓就把这座桥改叫“断魂桥”了。刚开始埋人时，是从山下往上埋，因12年中死尸多得无处可埋，最后只好把遗体往山上一扔了事。因此，现在从远处往山上一看，到处都散落着莹莹白骨。此外，还有不少被捕者被带到东北（伪满洲）去强制劳动。
监狱常用的用刑方式是绞刑（也可说是绞首刑），也有使用电刑的。但也有的是直接带到水泉沟用枪杀或用刀砍杀的，然后其尸体和在监狱内处死的埋在一起。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曾动员市民用5天时间收集到7000多颗头颅骨，并在山坡上挖了三个房子大小的坑，将头颅骨等掩埋了。
战后审判时，宪兵队的植松兵长曾作证说：“日军连无罪的农民都砍死过。”“一次从日本带来了一把新战刀，为了试一试该刀的刃口，便抓来两位农民，让他们蹲下，挥刀就把两人的头给砍了。然后又在被砍死农民的衣服上把刀擦了擦，说了声‘好刃口’便扬长而去。”如此这般，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把中国人当人看！
在当地不断出现的遗骨
把草丛里的遗骨记录下来在土里发现的牙齿等遗骨在纪念碑前默哀的访华团
受刑者所在的伪满洲国承德监狱（现在为河北省第五监狱）从土里挖出的遗骨
战后的“万人坑”挖出牺牲者头骨堆积成山（历史学者彭明生提供）从土里不断挖掘出来的牙齿和遗骨
日本还提出“日满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五族共和”、“伪满洲国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口号加以控制。彭先生的介绍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考察团在彭先生的劝说下，都坐了下来，彭氏自己站在那里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日军的占领政策以及在武力、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在认真地听彭先生的讲解，但心底里不免有一丝疑问：“真是这样的吗？”
讲解完了，在大家请求到山上转一转时，考察团的永井俊策团长在身边的草丛里捡起一块长20厘米左右的骨头，其形状类似于动物的骨头。
“是动物骨头吧？”
“这是不是人骨呢？”人声嘈杂起来。
彭先生看见后肯定地说：“是人骨头。应该是人的胳膊或是腿骨。”
在山上溜达的团员们相互交头接耳，在茂密的草丛里仔细看时，到处都有散落的白骨。稍微一挖就露出骨头来，接着挖又露出了很多。其中有人的颧骨，还有牙齿，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其后，团员们又把这些骨头收集起来拍了照。
众人问：“如何处理这些骨头？”彭先生回答：“就请放在原地吧。”团员们再回到草丛时便悄悄地合起了双手，用日本式的哀悼方式道：“请安息吧。”然而，这些无辜的百姓像蚂蚁似的被弄死，他们能安息吗？
“这些遗骨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家庭里撑门立户的男性？还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呢？”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在怅然无语中，团员们在烈士碑前沉默良久，最后才走下山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后记
1991年9月下旬，该写真集总编堀江在给身处宫崎市的大贺打电话时说：“大贺君，我打算出版一本写真集，届时请多帮忙，如何？”此外，堀江还跟同为教师的木村谈过此事。“难道就不能把中国政府提供给我们的照片资料制成写真资料集吗？”在此后的旅行中，我们一直探讨着这个问题。
真的要出版这个集子时，不但需要资金，而且还要撰写文章。不过，这些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考虑的只是自己手里掌握着日军当年侵华时所犯罪行的证据，而我们也确实有责任将这一历史真相公布于世。“干吧！”虽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就这样将此事敲定了。
其后，我们又把该计划分别告诉给了熟知日中历史的永井（和平之旅团长）、担任和平之旅宣传工作的西尾和井元，以及该组织在广岛县福山市的10人小组组长西本。大家又重新商量后，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编委会。
编委会的分工如下：堀江和木村负责全面工作，并撰写“序言”部分的稿件；永井、西尾及井元负责第一部中61张照片的编辑、翻译及选稿；在报社工作的大贺负责第二部中的“第二次和平之旅”的编辑和选稿工作；福山市的西本则担任书中的年历制表任务。而第二部中所使用的照片，则在“和平之旅”的第二次行动中，由大贺和井元来拍摄完成。
“怎样处理写真集的结构呢？”反复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