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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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画片里的古代丫环。她这回又换了一种花式：先在额前挑出少少的一绺，编成麻花，一路下去不停地把头发挑起来，加进去，麻花越编越粗，紧紧地贴着头皮，脑袋上像趴着两条黑色的蜈蚣。最后在蜈蚣的尾巴处扎起两条宽宽的发带，打结，用指尖理成玫瑰花结。艾早的是两朵黄玫瑰，我辫梢上的玫瑰是血红。
胡妈在厨房里把抹布摔得啪啪响，黄巴巴的瘦脸皱得像苦瓜。“没见过这样当爹妈的，”
她恨恨地说，“一朵花儿样的小把戏，平白无故送给别人家养。”她又弯腰从水缸里舀水到木盆里，把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浸饱水，涂上肥皂，在搓衣板上哗哗地用劲擦。“算她聪明，没打我们艾早的主意，否则我甩她个嘴巴子。”
我妈妈可怜巴巴地朝她抬起脸：“胡妈，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哪里想到她会当真呢？ ”
胡妈依旧愤怒：“那你说什么说？ 你装什么大方？ 大方也不能大方到拿孩子送人！ ”
我妈妈辩解：“不是送人，是让她领过去养着。自己的妹妹，想要个孩子，也怪可怜。再说，都在一个院里住着，早晚还能够看得见，没有什么的。”
“怎么没什么？ 艾晚一过去就不姓艾了。她要改姓张！ ”胡妈咄咄逼人，不依不饶。
我妈妈愣了一会儿，松开手里的头发，哭起来。大人的眼泪不像孩子那样成串成串地流，而是好半天流一颗，好半天又流一颗，每一颗都很大，沉甸甸地，浑浊得像米汤。
妈妈一哭，胡妈就不说话了，埋头嚓嚓地搓衣服，胸前挂着的乳房把衣襟顶得直晃荡。
我和艾早趁机互相扯对方小辫上的玫瑰结，把扎好的辫子又扯开了，头发散开披了满脸，像两个小疯子。
妈妈叹息一声，擦了眼泪，捡起梳子，重新替我们梳头发。她没有责怪我们一句。这要是在平时，我们的脑勺上肯定要一人挨一个毛栗子了。
之后，她走进厨房找了一块木炭，把我们的眉毛描了描，又拿出一片红纸，在手心里洇湿，把淡淡的红颜色涂在我们脸颊上，还让我们舔湿嘴唇，轮流在红纸上抿一抿。
我们奔进房间，挤在衣橱的镜子前。镜子里是两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妖精，娥眉弯弯，面如鲜桃，唇色艳红。我们撅起嘴巴，彼此做着鬼脸，摆出各种怪异的姿态。
艾早说：“我是最漂亮的仙女。”
我说：“我是狐狸精。”
艾早指着我：“狐狸精是坏蛋。”
我不服气：“那你是坏仙女。”
艾早得意地摇头晃脑：“仙女不坏，王母娘娘才坏。”
我憋住一口气，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好了。自从我们两个人学会说话，开始斗嘴，我从来都没有赢过艾早。但是很奇怪，除了胡妈之外，所有的大人都喜欢我，对艾早却有一种本能的、小心翼翼的提防，仿佛一个人跨进雷区之前，身子会先感到发麻一样。这也正是李艳华选择了领养我而不是艾早的原因。即便艾早不是长女，她没有胡妈步步为营的护卫，李艳华还是会选择我，降服我，把我训练成她的小侍女，小跟班，小克格勃，或者是一块小甜饼，小饵食。
可是那一年我才五岁，快乐，单纯，娇憨，模仿着艾早的一言一行，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我完全不知道从一个家辗转到另外一个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改变。
一支小小的、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春日融融中往城中照相馆行进。
花蝴蝶一样的两个小女孩儿是我和艾早。
这也是整支队伍中最亮的风景。我们的小辫子梳得别出心裁，辫梢上扎着漂亮的玫瑰花结，我的是红色，艾早的是黄色。与之相配，我穿着一件红白交色的毛衣，艾早的毛衣浅绿中夹着鹅黄。毛衣的质量很差，几乎有一半都是纱线，其余也是旧毛线染色而成。那时候毛线是紧俏物品，要凭票购买，再说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奢侈到可以有闲钱购买新毛线。但是，在很多时候，品位和情调不一定要靠铺张完成。
我妈妈抱着一周岁的艾好紧跟在我们身后。她高挑，严肃，嘴唇紧抿，目光中看不出是喜是忧。她穿着淡米色凡立丁裤子，裤边翻上去，熨得非常挺括。上身是一件灰蓝两色格子的两用衫，小方领，贴袋，衣扣有螺旋形的花纹。这两件衣服是她衣柜里最好的行头，逢到出门做客才会穿上。她手中的艾好穿着我们小时候穿旧了的花衣服，加上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软软地垂在额前的头发，看不出是个男孩儿。他对出门游玩很有兴趣，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东张西望，看什么都觉得惊奇。他的嘴巴还傻乎乎地张着，口水不断地流下来，把我妈妈的肩头洇湿了一片。
排在第四位的是李艳华。她那天把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肩头，显得时髦而华丽。我觉得她那副模样不像护士，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穿着一件非常柔软的开司米的毛衣，浅蓝色，织着镂空的花纹，胸前的纽扣也同样是蓝色，闪着贝母样的光泽。我曾经听她告诉妈妈说，这毛衣是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花了她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这件毛衣之外，她家里还有一些漂亮时髦的玩意儿：有一个带拉链的拎包，一个月亮形的发夹，甚至还有一对珍珠色耳环。但是耳环她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如果戴出去，就会被批评，还要写出书面检查，弄不好被扣工资，不合算。她不戴，但是不妨碍她经常拿出来，给我和艾早看看，摸一摸。她许诺说，我和艾早，谁先结婚，她就把耳环送给谁。
为了这副漂亮的耳环，我希望我比艾早先结婚。
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
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么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 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我妈妈对胡妈的心思完全心知肚明，她尽量地满足胡妈，交给她保管两块尿布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是给她一个跟着出门的理由。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荫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有时候树叶稀薄，影子突然断掉了，必须跨一大步才不至于出局。
还有的时候行道树突然缺了一棵，好几米宽的路面对天空亮出了肚皮，我们不可能伸直双臂优雅地飞过这段空当，只好踮了脚尖，麻雀一样地蹦过去。逢到这种情况，输赢就不计。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店堂的竹匾中堆了约摸十几个干巴巴的苹果，一捧长了虫子的红枣，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泥巴捏出来的土黄色的核桃。一个裁缝店，店门口横着拉起一根绳子，挂着已经完工的长长短短的裤子和清一色浅蓝或深蓝的上衣。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此刻不在饭时，灶火封着，店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苍蝇围着他嗡嗡地转。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不知道布置橱窗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换成洋娃娃和小汽车，那样会漂亮得多，最起码小孩子会愿意看。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会儿。等妈妈从后面赶上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走进邮局，走到最后面的一间办公室，把爸爸叫出来。但是妈妈赶上我们后。轻轻摇一摇头。于是我们又回到路边上，找地上的树影。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一股廉价地毯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味把我裹住了。里面的空气很闷，人们走来走去时全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人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
张根本先是盯着我笑，后来就开始五心烦躁，他吼了我一句：“你号丧啊！ ”
我不理他，依旧撕心裂肺地哭，一边哭一边扒他顶在门边的腿，要从门缝里挤出去，回家。张根本回头望着李艳华，有一点幸灾乐祸：“我说吧，这孩子太大了，养不熟的。”
李艳华在厨房里慢腾腾地洗碗。她十分沉着，甚至有几分冷峻，瞥了我一眼，说：“过了这一夜就会没事了。抱只小狗回家还要叫唤几天呢。”
实际上我号哭了不是一夜，而是整整一个星期。张根本被我哭得没有办法，跑到我家里。
把艾早接过来，陪我睡觉。我每天晚上都是拉着艾早的手，一直哭到睡着。睡着之后我还紧抓她的手不放。我死死地攥住她，指甲掐进她的皮肉，把她的手背掐到青紫。或者我抱住她的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不让她动，一动我就会惊醒，更坚决地把她的胳膊搂住，藏在怀中。
那段时间，艾早无师自通地长大了，成了我的名符其实的姐姐。她知道要迁就我，怜惜我，礼让我。她伸出小小的手，让我紧紧抓住，如果我不让她动，她就憋住不动。她说：“艾晚，你不要哭啊，我不会走开的。”
可是小孩子都是没记性的东西，仅仅十来天之后，我就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我学会了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里睡觉。我平心静气地坐在李艳华和张根本的身边吃饭。如果李艳华不准我出门跟艾早玩，我就乖乖地趴在窗台上，往那个风仙花和鸡冠花次第开放的院子里看。我听到别人叫我“张小晚”这三个字后，不再傻愣着朝别人瞪眼，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名字，是我的称呼，从此之后我做人的标识。
李艳华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训练我做家务，从扫地练起。她站着，手里抱着一个茶杯，很有耐心地指点着我：先扫四边，再往中间；先扫床底桌下，再扫走路的过道。扫帚头往前挥，别往自己脚上扫。腰弯下去，两只手要抓住扫帚柄的顶端和中端，松松地抓，否则扫起来不顺畅。
她跑到我妈妈面前报喜讯：小晚都学会扫地了！ 小孩子要让她劳动锻炼，思想才不会变修。艾早也该学学小晚的样，别让胡妈惯得太厉害。
我妈妈看了看在院子里奔跑着捉瓢虫的艾早，一声也不响。也许她心里舍不得我，可是她什么都不能说。
三 开陆虎车的人
贾铭在清晨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拖着滑轮包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几个早行的旅客。有个人站在报亭前看玻璃窗内的杂志封面，一边旁若无人地吃着手里的一个糯米饭团。糯米饭包油条是南京人喜欢的早饭，可是他吃几口就要低头看一看饭团里面的内容，饶有兴致地琢磨米粒和油条之间的粘合度，这种研究性的神态，又不像常吃这种点心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色：一件短袖衬衣和一条休闲长裤。衣裤的款式都很普通，中规中矩，然而看得出来那不是普通商店里买出来的大众品牌，那种内敛的品质，不动声色的尊贵，极其注重细节的裁剪，绝对是价格不菲的国际大品牌的风格。
贾铭看见我盯着那人吃饭团的样子，就问我是不是饿了。我告诉他说，我现在只担心机票能不能买到。贾铭捏了捏我的胳膊，表示安慰。
六点半钟，售票处终于有了人影，是一个满脸倦色的小伙子。贾铭飞快地奔过去，问他最早一班去深圳的机票是几点。
“八点。还有最后一张机票。全价。”
贾铭愤怒地叫起来：“宰人啊！ 全价机票加燃油税，要一千五百块！ 昨天报上还登着机票四折。”
小伙子嗤了一声鼻子：“报上的消息能信？ 现在是旅游旺季，机票都没什么折扣。”
我赶快捅捅贾铭，让他息事宁人。国内航班的机票贵，服务差，这已经是常识，跟一个售票员有什么可争的？ 买好票，贾铭的脸上依旧有愤懑之色，说：“我就看不得民航这帮人牛气冲天的样子。一张飞深圳的机票，我公司的工人一个月都挣不回来，太不合理。”
可是贾铭前天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鞋，三千多块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合理。贾铭这个人，有时候太偏激，得理不饶人，我觉得这是男人的不成熟。我突然想起了张根本，如果换了是他，他会皱起鼻子，目光一闪，嘿嘿地一笑。一笑之间把什么都包含进去了：生气、不满、轻蔑、指责、抗议……很多时候，微笑比语言更有力量。
可是张根本已经死了。我姐姐艾早杀了他。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时间，一起打江山，创业，把公司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双双跻身于深圳的富豪行列，居有房，出有车，食有肉，青阳城里的旧朋故友提起他们就要艳羡得眼睛滴血。可艾早居然把张根本杀了。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登机牌上的指示，我找到9 号登机口，在等候区里坐下。我只带了随身的一个小包，是真正的轻装简行。
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坐在我旁边，打开一个皮质外壳的手提电脑，开始用手机上网。我知道手机上网是很贵的，看他那副神闲气定的模样，我猜测他不是外企高管，就是IT精英，至少也是某家外国公司的品牌代理。我无意中瞥了一下电脑屏幕，发现他已经进入一个聊天室，正跟一帮网友聊得开心。他打字用的是拼音输入，盲打，指尖飞快地触键，键盘发出极流畅的哗哗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