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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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包括维持生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上的需求;二是安全上的
需要,指有关免除危险和威胁的各种需求;三是社会性的需要,指感情和归
宿上的需求;四是对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五是自
我实现的需要,指发展个人潜力,实现个人理想的需求。
比较起来,孟子在上面所举尧舜治国的例子中,涉及到了马斯洛提出的
前三类需要:所谓“教民稼穑”,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治河驱兽”,
是满足人民的安全需要;“教人以伦”,是满足人民的社会性需要。
不同的是,孟子所提出的满足人类需要的途径是从群体而不是从个体的
角度着眼的。这从后面两种需要满足的途径中,看得更清楚。例如,尽管我
们可以把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类比于“对
于尊重的需要”;也可以把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类比于“自
我实现的需要。”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孟子是从“天下”、“国家”、“人
民”的角度立论的。儒家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他们所理解的个人或“自
我”是融合在社会的“大我”之中的,这同马斯洛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有
着根本的区别。
管理的目标在于“安人”
管理的目标在于“安人”
正是沿着上述思路,孔子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本来,这里的“人”只限
于统治阶层内部。大概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与“民”的称谓还是有区别
的。“人”指上层人物,即社会的统治阶层;“民”则指老百姓,即社会的
被统治者阶层。但这种区别在孔子那里本来就不十分严格,后来更是逐渐泯
灭了。所以,我们可以笼而统之,把“安人”和“安百姓”合称为孔子的“安
人”思想。
细加分析,孔子之所谓“安人”,其对象不仅包括统治阶层内部,而且
也包括被统治者。而在被统治者中,不仅包括一般的百姓,而且也包括鳏寡
孤独老幼病弱这些需要特别照顾的民众;不仅包括境内的“化内之民”,而
且包括境外的“化外之民”。所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对一
般老百姓来讲的;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是对特殊民众来讲的;
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对境外之民来
讲的。由此可见,孔子之所谓“安人”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
在孔子看来,“安人”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目标,不但是一般的管理者,
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王”还不一定做得到。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所有
的老百姓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
道:“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
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答道:“哪里仅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
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
既然现实中的管理者难以完全做到“安人”,那又为什么要将其树立为
管理的根本目标呢?这正反映了孔子的良苦用心。孔子的目的,正是要把“安
人”作为必须不断朝之努力的方向,对国家管理者予以激励与鞭策。同时,
孔子也正是以“安人”为基调,并与“正己”相合,把“正己安人”作为自
己治国学说的最终归结点。
孔子的“安人”思想对于儒家管理目标的设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孟
子的“仁政”目标,荀子的“王制”目标,以及《礼记》中的“大同”目标
等,无一不是以“安人”为其核心的。
“安人”,是“仁政”目标的内核。
孟子所设计的“仁政”目标,其时代背景,是在诸候争雄、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的战国中期。当时,从上到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社
会的安定。适应这一需要,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不忍人之政”,
其目的就在于“安人”。
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
安定?”孟子回答:“天下归于统一,就会安定。”梁惠王接着问:“谁能
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不嗜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其实,“不嗜好杀人”,只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孟子的“仁
政”学说,要求统治者“不忍人之心”出发,推行“不忍人之政”,其具体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
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
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
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
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
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
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
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
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
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
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由此看来,孟子所有关于“仁政”目标的设计,包括他那著名的“五亩
之宅,百亩之田”的养民蓝图,全都是以“安人”为其内核的,正如孟子本
人所表明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
“安人”是“王制”目标的基点。
荀子的“王制”目标,是从统治者(“君王”)的角度制定的。他明确
认为,在“庶人安政”与“君子安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荀子论述道:驾车的马儿惊车,车上的人就坐不稳;被统治的老百姓惊惧政
事,在上位的统治者也坐不安。马儿惊车,就要使它安静下来;老百姓惊惧
政事,则要施之以恩惠。如果老百姓安于政事了,那么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安
稳了。
在另一个地方,荀子又指出,如果统治者广用人才,那么追求名誉的人
就不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归附;统治者发展生产,那么追求利益的人就不
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投奔;统治者讲求礼义,那么抱有怨恨的人就不会前
来攻打,而是前来汇集。这样,国家就像地上的磐石那样安稳,像天上的星
宿那样长久。别人的国家都混乱,我们的国家却得到治理;别人的国家都倾
危,我们的国家却安定;别人的国家都衰败下来,我们就可以起来征服天下。
——在这里,“安民”、“安君”、“安国”三者连为一体。
尽管荀子的出发点是在于“安君”、“安国”,但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于
“安人”。他看到了“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安宁”乃人生的最大
幸福与快乐。因此,在荀子所设计的“王制”目标中,就多次呈现出这样的
图景:“四海之内亲如一家,近处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能力,远处的人不怨恨
自己的劳苦,不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不愉快地服从王者的管理而
得到安乐”;“天地万物,无不尽其所美,致其所用,上用以装饰君子士大
夫,下用以养育平民老百姓,使之得到安乐”。——在这个“王道乐土”中,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近者尽心,远人归附,真是好一幅乐也融融的“安人”
图画!
“安人”是“大同”目标的主线。
“大同”目标为人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蓝图:在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
是公有的,所选拔的是有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讲求的是信义,所修习的是
亲睦。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有所安排,
壮年人发挥用处,幼年人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
职业分工,女子有好的归宿。人们担心财货被丢弃在地上不用,而不是非要
据为己有;担心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非要为自己谋利。因此,没有
阴谋诡计,也没有盗贼动乱,各家的大门甚至不用关闭。——这就叫作“大
同”。
亲睦。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有所安排,
壮年人发挥用处,幼年人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
职业分工,女子有好的归宿。人们担心财货被丢弃在地上不用,而不是非要
据为己有;担心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非要为自己谋利。因此,没有
阴谋诡计,也没有盗贼动乱,各家的大门甚至不用关闭。——这就叫作“大
同”。
总之,孔子所倡导的“安人”理想,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根本目标。它就
像一根红线,贯串在上述各种具体目标的设计之中。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已经走过了
2O多个世纪,时代进步了,社
会变迁了,管理活动的种类也越来越复杂了。作为一种管理活动的根本目标,
孔子当年所提出的“安人”的理想,在今天是否还适用呢?换句话说,“安
人”的管理目标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呢?
对此,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由于时代的进步,“安人”的
具体内容当然不尽相同——或者是农业时代的安宁,或者工业时代的安定;
由于社会的变迁,“安人”的具体对象当然不尽相同不尽一致——或者是求
得国家组织之安,或者是求得企业组织之安;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目
标,“安人”的理想永远不会消失,“安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就此而
言,“安人”目标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
即从现代工业社会来看,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其对于管理目标
的探讨中,就特别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企业的目标涉及到八个领域:
市场地位、创新、生产率、物质和财政货源、可赢利性、管理人员的绩效和
培养、工人的工作和态度、公众责任心。其中,前五个属于“物”的因素,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三个属于“人”的因素,却往往被某些管理者所忽
视。
德鲁克指出,企业目标的制定,决不能忽视后三个关于“人”的关键领
域。因为在他看来,“企业是人的群体,企业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群
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必须把人聚集在共同原则周围。不然的话,
企业就会瘫痪,不能够活动,不能够要求它的成员努力工作。”如果说,这
些涉及到人的因素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管理者就有责任用自己的行
动去把它变成实际的目标。
德鲁克强调指出,如果忽视这些关于人的因素的目标,就会造成企业的
无能,劳工的动乱,至少是损失工人的生产率,并且会由于不负责任的企业
行为而引起公众对于企业的抵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引起企业成员和社会
公众的“不安”。因此,德鲁克在自己的“目标管理哲学”中,以主要的精
力论述了现代企业管理如何正确处理人的因素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德鲁克的管理目标论也是以“安人”为其基本内涵的。
台湾曾仕强先生,依据陈大齐先生关于“安宁为人生根本要求”的推定
(按:此一推定即“来自于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孟荀二子的启示”),
提出现代管理也应该以“安宁”为其最终目标。曾先生指出:“一般组织的
目标,无论其为法定的、机能的、技术的、盈利的、个人的,或公共的,由
于缺乏更高的最终目标,以资统领,所以常有不能协调甚至严重冲突的现
象。。假若在这些目标之上,悬一‘安宁’作为普遍而究竟的目标,则每项
目标力求达成之际,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自然易于协调而趋于一致。”
象。。假若在这些目标之上,悬一‘安宁’作为普遍而究竟的目标,则每项
目标力求达成之际,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自然易于协调而趋于一致。”
针对上述质疑,徐伟先生指出:
(1)工业社会造成不同的心态,乃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说农业社会的
心态全部改变,则显然言过其实。时代虽然改变。人生的根本要求并未变易,
即使工业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乃在安人。
(2)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讲求安人。工业社会安人的条件,既与农业社
会有所不同,就应该随着变换安人的方法,以求切合时宜。一成不变,不足
以获得安人的效果;因为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方法,决不可以一成不
变。
(3)人安了,却竞争不过别人,这是不好的现象;但不理会安人,人更
不安,生产力就会因之更为降低,这势必更加竞争不过别人。竞争不过别人,
员工必定不安,管理者更加不安,怎能称为安人?所以不能消除竞争,不能
应付竞争,乃至不敢面对竞争,都不算安人。
(4)管理者应付千变万化的内外环境,确属不易。但如不知安人,或不
专心安人,岂非更增困难?事实上,管理者专心因应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压力,
即应以安人为其中心思想,也就是拿安人作为因应的衡量标准。因应的结果,
人更安,这才是上策;因应的结果,人更不安,那真是下策。管理者,时时
记住安人,才有妥善应付变化的可能。
(5)单一目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有顾此失彼之虞。但是,安人这一最
高目标,却涵盖了人们通常所希望的所有具体目标。在“安人”这一最高层
次之下,尚可包含“进步”与“稳定”的第二层次,以及“绩效”、“利润”、
“使命”和“安全”的第三层次,乃至其他更加具体的层次。这些具体目标,
彼此在“安人”的大前提下,尽可以放心去追求,而无单一目标时所可能引
发的弊害。
如此看来,“安人”作为管理的根本目标,具有某种普遍性,它的基本
精神适用于不同时代(包括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不同组织形式(包括国
家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企业组织等)的管理活动,反映着人类管理
活动的某些共性。正因为如此,“安人”的理想目标,才以其永恒魅力,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去思索、去追求、去奋斗。
“治人”思想的现代阐释
“治人”思想的现代阐释
1、为工人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研制出一套科学方法,以代替过去单凭经
验的方法。
2、对工人科学地进行选择、培训与提高,而在过去,是由工人自己选择
工作并尽其所能来培训自己。
3、管理者诚心诚意地和工人合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能按照自己制定的
科学原则进行。
4、在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大致均等地进行分工和担负职责,管理部门
把一切由它们自己做比由工人做更为合适的工作都担负起来。
显然,这四条原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如果工业工程师能严格
地设计工作,管理部门能恰当地规定激励办法,并有一定的组织保证,那么,
生产率就可以达到最大的限度。这种思路既不考虑个人行为的差别,也不考
虑工作集团对于个人的影响。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