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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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蔡畅不知唱了多少遍这首歌。有时是唱给自己，增强坚定的信念；有时是唱给战士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力量和信心。红军里有许多战士都曾听到过蔡畅唱的这一首歌。
在泸定桥头，为了鼓舞士气，蔡畅带领女人们，站在桥头，为抢渡大渡河的士兵大声唱起的就是这首歌。以致后来队伍中经常有人相互打听：“站在泸定桥头唱外国歌的女人是谁？”“她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妻子，听说她在法国、苏联都留过学，很不简单哩！”
苏区群众熟悉这首歌，也是蔡畅唱给他们听的。她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一到晚上，她常和老乡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她最常唱的一首是《国际歌》，另一首就是这《马赛曲》。蔡畅一路唱着《马赛曲》不知激励了多少人。
相偎而眠
大草地里没有民宅可以宿营，有时就连一块平整又干松的土地都很难找到。到了夜晚，女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几个人凑在一起依偎着过夜。
贺子珍虽然早在过草地之前就开始徒步行军，但她的担架并没有取消。担架是毛泽东在贺子珍负伤时留给她的，担架的样子很特别，主体是由竹竿组成，底部有着四条腿，放下时，伤病员的身体离地有一段距离，可以防泥泞潮湿。担架还有个篷顶，可以遮风挡雨，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乌篷船。
与贺子珍并肩而行的钱希钧和钟月林，由于一路上跋涉的辛苦，她们扔掉了随身所带的物品。有一次，钱希钧又要扔掉一条红色的薄毯子，钟月林觉得太可惜，就说：“别扔掉，我来背吧！”可是，她也背不了多久，就背不动了，最后还是不得不扔掉。到了晚上可就惨了，要铺的没有，要盖的还是没有。由于草地上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常常急风裹挟着大雨。每到这时，贺子珍总是在担架上支好油布，叫她们过来一块儿休息。于是她们把脸盆当作凳子，靠在贺子珍的担架旁一觉睡到天亮。
长征这一路，贺子珍总是言语不多，默默地为身边的战友做好她力所能及的一切。白志文回忆长征途中在干部休养连的那段时光，曾这样评价贺子珍：“贺子珍同志跟随中央纵队休养连长征以来，一直是全连的表率。从于都出发到雪山脚下，一万多里地一直步行，途中遇敌机轰炸，身上受了伤，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给了一副担架她不坐；休养连又给她找了一匹老骡子，青毛都变白了，她也从不骑，只是上山时才揪住骡子尾巴。因为她很平易近人，经常帮助我们伤员料理生活，同喝一锅野菜汤，我们有些话都愿意跟她说。”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女人们终于走出了大草地，走出了这片死亡地带。这里所指的七天，对于在不同的战斗序列的女人来讲，行程日期也不尽相同，但从各种素材的记载上看，走过这片大草地的女人们全部用了七天时间。
左路军南下
当散落在绿色边缘的整齐的两层小楼出现在眼前时，女人们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这些并非海市蜃楼的冒着炊烟的建筑，重新燃起了她们生的希望，给她们绵软的腿脚增添了力量。紧接着，她们又看见了肥硕的牛羊和三五成群的当地百姓。
红军踏上了坚实的陆地，他们走进了班佑这座非常特别的小镇。他们所见到的房子是用牛屎搭砌而成，底层养牛，上层住人。终于结束了在风雨中露营的生活，谁还管房子是用什么材料建筑，反正可以在房屋里暖暖身子了。还有烤得香喷喷的牛肉、羊肉……她们尽情地吃、尽情地睡，七天七夜所受的苦和累得到了补偿，女人们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中央所在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后，为了使战士们都能吃饱肚子，部队被有秩序地分散到班佑、巴西或其他附近的村庄。在这一带休整了几天，一方面部队补充给养，战士们恢复疲劳，另一方面等待左路军在此会合，共同北上。
这几天里，干部休养连重新调整。因考虑到伤病员全部集中在一个连队，负担过重，行动不便，组织上决定撤销这一编制，把伤病员分散到其他各个单位。当刘少奇来宣布这一决定时，女人们悲喜交加，她们终于放下了包袱，可以轻装前进了，但这么长时间以来建立起的战斗友谊又使她们不愿分开。
中央也不愿意分开。当右路军总也等不到左路军来会合时，中央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敏感的神经告诉他们：有人想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于是，1935年9月9日深夜，抑或是9月10日凌晨，党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为此，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重又拉回了阿坝，并对左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人采取了不露声色的监管，就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夫妇也承受了软禁、夫妻分离的磨难。
与中央所在的一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女人，经过短暂的行军，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而跟随四方面军南下西征的女人，却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左路军南下
1935年9月9日深夜，战士们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一阵阵急促而有力的叫喊声，让他们回到了现实：“起来，快点起来！队伍马上出发了。”刘英所在的中央三队是这样，李坚真所在的政治部是这样，女人们所在的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在这天夜里统一行动了。
没有人问部队要去什么地方，即便问了，也没有人回答。但女人的心中似乎早就有所察觉，一直等待的左路军迟迟不来，让她们产生了怀疑。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跑了几十里路，天色微明时，看到一骑人马飞驰而来。张闻天带着几名警卫人员来到中央三队队伍的面前。他简短地说明了这次行动的动机，大家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给右路军发来一封电报，说左路军在阿坝被洪水阻隔，无法继续北上，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并重提他原来向南向西推进的主张。中央接到电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以后，在张国焘与陈昌浩密切的联系中，张国焘意欲南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一切都被陈昌浩身边的叶剑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张国焘要分裂红军，另立党中央，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当陈昌浩得知毛泽东等带一方面军连夜北上的消息后，与徐向前商量此事，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果真只派参谋长李特带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部分人追了上去。一路上，中央曾派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在一个小山头上一面劝说一面阻拦。但未能奏效，李特还是赶到了巴西，并对着战士们大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回过头来，停止前进！”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解无效，最后无奈地说：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是9月10日在巴西的一幕，这一幕让当时正在中央三队的刘英难以忘怀，这一天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日子。
李伯钊三过草地
当党中央采取行动，带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中的第一、三军星夜离开驻地的时候，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通知妻子李伯钊速回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驻守在巴西向北一点，一个叫阿西的镇子里。当李伯钊和张秀夫，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刘志坚等一同返回巴西时，总政治部已先行撤走，整个驻地全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一到，便不由分说被赶进一个藏民的木楼里关押起来。
李伯钊极具文艺天赋，在班佑同四方面会师时她还是战士们力捧的歌舞明星，不久前还在教战士们唱那首《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怎么转眼间却被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战友扣押？她当然想不通。她大声地向着楼下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喊：“哪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
李伯钊的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一方面军，她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
在四方面军的日子里，李伯钊一直找机会、想办法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那里有她最信任的首长，有她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在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她见到了朱德。这位被安排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面对此时的处境，不仅仅对李伯钊爱莫能助，就连他自己也陷入了张国焘的重围。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还是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的安慰和行动上的指点。
朱德告诉李伯钊：“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走红军的道路，不能偏离革命的方向。
李伯钊也常常到四方面军党校，看望被调到那里工作的康克清。一次康克清得了伤寒，病得很严重，李伯钊看到她一脸憔悴的样子伤心地哭了，引得康克清这位坚强的“女司令”也流了许多眼泪。
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她们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四方面军的一切说给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二方面军过大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当左路军和二方面军到达甘肃洮州时，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彭德怀。听完李伯钊叙述的她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以后，彭德怀派她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那里，找来了一份张国焘在松冈开会时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证。
为此，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李伯钊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女革命者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康克清离开总司令
康克清自从跟朱德结婚以来，两个人很少分开。在长征途中，她是唯一可以跟在丈夫身边行军的女人。但在左路军中，自从朱德拒绝和张国焘一起分裂中央以后，张国焘就对这对司令夫妇实施了暗地里的监管。没过多久，总司令的马被偷，警卫员也被撤走，机关小灶也不再给他们打饭，粮食要由他们自己来筹集。还有一招更露骨，竟然把康克清从总司令的身边调走，让她到党校工作，远离总司令，不能天天回家。
这位红军最高指挥官的夫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开始了集体宿舍生活。这样的待遇，对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一直受人仰慕和敬重的女人来讲，有些难以适应。但这位经常出入前沿阵地的“女司令”，却把这当作是一次深入基层的机会。
在党校，和康克清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是四方面军少共妇女部的部长刘坚。她本是张国焘派去监视康克清的，但在康克清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站在了康克清的一边，为挽救四方面军重新回到北上的征途做出了努力。
刚刚认识这个女部长，康克清就发现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说话办事雷厉风行，泼辣能干，而且很有正义感。于是，康克清有意靠近她，很快，两个女人便成为知己，从此，刘坚再也没向张国焘去汇报过关于康克清的一举一动。
其实，康克清与刘坚，在不久以前就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一次，刘坚带女子担架队收容伤病员。忽见路边有个女红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刘坚跑上去，训练有素地把手伸到她鼻子底下试了试，人没有死还有点儿气，只是脑门滚烫，在发高烧。刘坚马上叫人把她抬上担架，送医院抢救。但此时，刘坚并不知道她所救助的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住进一个房间以后，康克清经常和刘坚一起分析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在刘坚清楚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以后，主动站在朱德和康克清的立场上，维护一个党中央。
几位在无线电分队工作的原一方面军的同志，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电台里收听到右路军攻占天险腊子口，顺利越过岷山、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大家群情振奋，聚在一起热烈讨论。这件事让张国焘很恼火，因为左路军南下打了败仗，不得不再一次进入草地，士气明显低落，张国焘害怕右路军胜利的消息使官兵们对他的指挥产生不满，便准备对传播右路军胜利消息的人进行迫害。
由于当时的情况，朱德和康克清属于被监管的人，已经被剥夺了参加某些会议的权利。朱德了解此事以后，只好来找康克清，希望刘坚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听完总司令的消息，康克清与刘坚马上切磋发言内容。于是，作为四方面军的妇女领导，刘坚在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同志传播北上红军的胜利，只是出于对整个红军命运的关心，并没有其他的目的。也许他们传播的内容不够准确，但决不是泄露党的机密，没有必要开除党籍，如果说他们违反了组织纪律，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因为有不同意见，且这些不同意见又合情合理，张国焘再没有理由找这些同志的麻烦，想要开除他们党籍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面对张国焘的执意西进，朱德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北上抗日。康克清再一次找到刘坚，希望她能在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言，阻止张国焘的行动，挽救数万红军不要偏离中国革命的正确轨道。刘坚又一次心领神会，在会上，她把总司令和康克清的意图传达给与会的干部，并对军心民意进行分析，就左路军当时的状况据理力争。她的言论激怒了一味只想向西进入新疆的张国焘，张拍着桌子大叫：“是谁让你这么说的？”
刘坚也不示弱：“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张国焘被说得哑口无言。
会后，康克清风趣地夸奖刘坚，称她为不简单的小钢炮，居然一炮就把张国焘打哑巴了。
在四方面军，康克清还曾身染重病，险遭寄放。刘坚把此事汇报总司令后，朱德策马飞奔康克清住处，面对那个执意要留下康克清的秘书长，朱德坚决果断地给予拒绝：“康克清不能留下！”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语调变得有些激愤，“你们不是说她是太太吗？是我的太太，所以她留下来就会被敌人杀掉。”话语里流露着对年轻妻子的爱。就此事，朱德还教育在场的人：红军、共产党决不能干那种过河拆桥的事，要人工作时就使唤人家，不能工作了就扔下不管。
刘坚毅然挺身而出，肩负起抬康克清担架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