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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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所遭遇的凶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性别。在苏区，颁布了妇女解放的一些条例，比如新婚姻法，那是在进步的中国东南部，在中国共产党人治理的国家里，颁布的了一夫一妻、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制度。而在这封闭、荒蛮的大西北，这些野蛮的土匪对待女人，仍如封建的、残暴的、野蛮人的方法。
当马匪头领“五马”之一的马步青来到这座大庙，看到有这么多的女人聚在这里，他那颗肮脏的、积满了灰垢的心灵想出了一个最无耻的主意：把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陆续分配给马匪各级军官做老婆。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做法。
王泉媛被分给了一个早已有了老婆的马匪工兵团团长马正昌。
自从两河口与王首道分别，王泉媛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新婚的丈夫，那个与她有着同一信仰、有着共同追求的男人。如果说不想，那太不客观，但在那样的年代，那种环境中，双双都处于生死两茫茫的境地，王泉媛也只能将这种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当匪兵押着王泉媛来到马正昌的家里时，王泉媛誓死不从。她的反抗带来的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有一次曾经打断二十根木棍。如果没有铮铮铁骨，哪里经得住这二十根棍棒？
在马家的日子是暗无天日的，但王泉媛还是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阿喜姑娘。阿喜是马正昌家的佣人，自古穷人是一家，当王泉媛把自己的身世说给这位善良的姑娘听时，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阿喜的同情。王泉媛也总是主动帮助阿喜做这做那，待她像亲姐妹一般。
两年多以后，王泉媛终于在阿喜的帮助下，找机会逃离了那个令她屈辱的马家大院。几经周折，她跑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当她看到门口那块大牌子的时候，那颗孤寂的心总算可以有所依托了，她长长地吁了口气。但工作人员的回答，却不得不让她心酸地离开日思夜盼的组织。由于当时形势还比较复杂，中央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实行一年回收，二年审查，三年不留的政策。
她撇家舍业、背井离乡跟随红军转战东西，一路上吃的苦、受的罪不说，自己面对马匪从不屈服，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巨大的折磨，都是因为心中有党，有红军这个念头在呀！可自己千辛万苦逃出来，见到组织以后却落得个这样的结果。王泉媛怎么都想不通，组织的拒绝远比任何不幸更让王泉媛心灰意冷。
从此，在兰州举目无亲的王泉媛流落街头。当时，与王泉媛有着相同经历的又何止她一个？一些相识的姐妹们互相帮扶着，总算没有客死他乡。能够让她顽强地活下来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只有两夜情缘的丈夫王首道，那种一直在她心中不可磨灭的爱的信念。
对此事，王首道了解内情后，曾激动地说：“不应该让她走哇，应该把她留下来。对于革命，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得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来看望她。听到“王首道”这三个字，年近古稀的王泉媛泪如泉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总算又见到了，总算又见到了……”。
整整四十七年啊，半个世纪的等待，就为那两夜的夫妻情，王泉媛怎能不老泪纵横！
这次相见，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疑问：“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她给他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与那些挣扎在敌人魔窟里的姐妹们相比，与吴富莲相比，王泉媛算是幸运的。尽管一路走来坎坷不断，但她毕竟保全了性命。
吴富莲是在突围以后，带领妇女先锋团的一部分战士，边撤边战斗，打到祁连山口梨园堡一带，遭遇敌人的强烈进攻。她和战士们死守一个山头，几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子弹全打光了，战场上死伤的女红军倒下一大片，殷红的鲜血流入祁连山黝黑的土地。吴富莲于最后时刻受伤被俘。此时的吴富莲肺病已相当严重，马匪军官没有人敢把这名重病的女人带回家，只能把她丢进大牢里，无医无药，时间不长，吴富莲病死在敌人的监牢中。也有记载说，在敌人的监牢里，吴富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妥协，最后吞针而亡，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面前。
昨夜西风凋碧树（2）
这位曾在长征路上挥枪断后的英勇女子，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让她历尽人间艰险，却又无怨无悔的世界。她走了，但她的精神却如祁连山脚常青的松柏，永远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永远留在后人传唱的颂歌里。
据李坚真回忆，蔡纫湘原是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长征前在中央妇女部帮助工作，长征途中和李坚真一起在民运工作队，又一起到干部休养连，到了毛儿盖以后，蔡纫湘和吴富莲、王泉媛一起被编到左路军。西路军被困河西走廊，蔡纫湘和大家一起被俘，逃出来后回到了上海。当她得知中央到达延安的消息后，辗转来到延安寻找组织，不幸在敌机轰炸延安时牺牲。“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应当纪念她。”李坚真这样评价蔡纫湘。作为指导员，对自己士兵的了解和记忆应该不会有差错。但在其他一些资料中，确实很难找到有关这位女性的记载，无论如何，作为探索这段历史的后人，我们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她。
走在回“家”的路上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北上，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的告同志书。12日，红军又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将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中央各部门重新调整，中央三队分散，刘英又回到了中央队，任警卫队指导员。在这里，还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团结张，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这个层面，并未传达全体干部。此时的一方面军仅剩下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第三军和第三十军并未与中央同行，而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和第三十二军连同总司令朱德一起被张国焘扣留。此时，与中央共同北上的红军仅七千余人。
当红军在江西于都五座浮桥上顺次出发时，那种浩浩荡荡、万马奔腾的景象，经过一年时间，在自然界险阻的吞噬下，在国民党炮火的笼罩中，又经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分裂，红军由原来的将近八万之众，减员至十分之一的七千余人，不能不说，长征使中国工农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斗是死，不战斗更是死，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而起之，唯有这样，红军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一路上，在敌人枪炮的追击下，没有人能断定红军最终的出路和结局。战士们悲观过失望过，也曾有很多人在困难面前选择了逃跑。逃跑的保全了“小我”，坚持下来的成了中国革命推波助澜的勇士，成就了中国革命这个“大我”。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成与败，往往就在于信念。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几位女红军，没有一个在“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冲突中不知所措，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革命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中国妇女解放的号角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吹响，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整个世界来说，妇女解放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时至今日，这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讲，“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对女性人格与能力的一种不屑。
世界女性解放的先驱波伏瓦曾经在她的《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关于女性：“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当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还逡巡于炕头和灶台之间，或做女红，或生火煮饭，她们不敢也不能迈出大门一步时，这三十几位女性便已和男性一样奔走于田间、战场，同男性一样肩负起一个名为“革命”的事业，并为此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同男性一样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想，不能不说是妇女解放事业上的一个突破，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一种贡献。
当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一经被确认，毛泽东率红军大踏步迈进吴起镇，并在瓦窑堡筑建了红军真正的家。长征最后的胜利来临之时，中国革命的东方亮了。胜利在招手，曙光在前头。
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女人们在川北摇摇摆摆的古栈道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开始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战斗。腊子口最窄处仅有十几米宽，其地势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但又是北上唯一的通道。隘口里有敌人的碉堡，碉堡内有重兵把守。这并没有难倒这支势如破竹的队伍，部队精选出几十名善于攀登的战士，从山的后面攀上最陡峭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敌人。
腊子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关，突破了这道关口，1935年9月20日，红军先头部队开进了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镇里，红军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这里，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往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成了人们相互间幽默戏谑的材料。
最重要的，红军还在攻下吴起镇后，在当地一家邮局里找到了许多报纸，大都是七至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当这些报纸被送到中央队的时候，刘英看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一边翻看报纸，一边谈笑风声的样子，她也听到了他们所谈论的陕北有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红军就快有自己的家了！
9月27日在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立足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接下来，红军更加渴望尽快走进根据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在剩下的一千多里的路程中，有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和绵延不断的岷山，还有国民党军队、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他们仅用了不到二十天就走完了。
很快，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刘志丹派代表来迎接一方面军的战友。10月19日，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吟诵着他即兴作得的诗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率红一方面军官兵走进了陕北名镇——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在这里会合！
蔡畅留马救勤务员
9月17日，红军攻下了腊子口。这是一个一线天似的山口，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并且都是直上直下的峭壁。窄窄的腊子河就从峭壁下缓缓地流进了山口，在河的最窄处，是一座窄窄的小桥，过了桥就只有一条古栈道，国民党在这里修筑了防御工事。没有人能从这里通过，除非他刀枪不入，否则，倾盆的子弹射来必死无疑。
蔡畅和她的勤务员曹昌、饲养员肖贤忠刚刚穿过腊子口，曹昌就病倒了。在腊子口到哈达铺的路上，经常有马家军的骑兵出没，他们专门与红军为敌，一见红军便像红了眼的恶狼一样。所以，前面传过话来，不论男人女人，还是伤员病号，在路上都不要担搁，必须尽快通过这一地区，然后才能停下来休息。
曹昌是个十几岁的小战士，一路上，机灵的小鬼从蔡大姐那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一些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即使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他仍一直咬着牙赶路，就怕掉队。但病重体虚的他怎么也迈不快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走了不远，就被紧急行军的队伍甩在了后面。
蔡畅发现曹昌掉队以后，吩咐饲养员肖贤忠，让他牵着骡子在路边上等候曹昌，并一再嘱咐找到后要用骡子带着他追赶队伍，而蔡大姐自己却徒步跟随部队前进了。肖贤忠不愿意离开蔡大姐，怕她路上遇到麻烦没有人在身边不方便，但蔡大姐执意要他留下，并把这说成是命令。肖贤忠只好留下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待掉队的曹昌。
当曹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坐着肖贤忠，他失落的情绪一扫而光，似乎病也好了很多。他急忙跑过去大喊了一声：“肖大叔！”肖贤忠从嘴上拿下正吸着的烟袋锅，站了起来：“小鬼，大姐怕你赶不上队伍，遇到危险，她自己步行跟队伍走了，让我留下来等你，还把骡子给你骑。你可真福气不浅啊！”
在肖贤忠的帮助下，曹昌骑上了部队领导配发给蔡畅路上骑的骡子。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红军小战士曹昌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很多年以后，曹昌还一直庆幸自己曾经跟随在蔡大姐的身边，他不仅被蔡大姐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通过蔡大姐的帮助，自己从大字不识的文盲，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
哈达铺女人惊奇的眼神
哈达铺，是陇南地区宕昌县境内极平常的一个小镇。正是这座小镇，曾被杨成武将军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的里程碑，成为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地位，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尽管这座古城的名称很具藏族特色，但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汉民族，他们的长相和语言都和汉族人相同。最让来到这里的女红军们振奋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这个小镇的群众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时，倾城而出，牵着牛羊，喊着口号，用无比热烈的方式欢迎这支与众不同的、文明而有纪律的军队。
当时北上长征的红军经过草地、雪山的洗礼，经过不断战斗的考验，指战员们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哈达铺这个山间小镇和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百姓们，为红军部队补充了给养，使战士们战斗力大大恢复。哈达铺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物阜民丰的好地方，物价极为便宜，五块银元可以买一口肥猪，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或上百只鸡蛋。红一方面军到哈达铺有近八千人，每人发两块银元用于改善生活，使辘辘饥肠充盈起来，三四个月不见荤腥的状况也一扫而光，大家放开了肚子大吃。有记载说，一些红军战士因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了部队减员。但这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
哈达铺的女人对来到这里的女兵好奇不已，这确是事实。这些从未离开过小镇的女人们从未听过说女人也能当兵，更没见过真正的女兵。这些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人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