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一部)作者:马辂-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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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美的风景,多是奇脸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丽的牺牲当中。
这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的话。在蒋介石下令屠杀上海、
广州等地的共产党人的同时,北方的张作霖也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李大钊当时在
苏联大使馆避难。张作霖出动300名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及国民党左
派人士张挹兰、邓文辉等35人。共产党组织和李大钊的朋友章士钊、周作人等多方
营救,未获成功。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奉系军阀处以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架,
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这位与孙中山并肩步人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国共合
作的开创者,眼看着两党合作局面濒临崩溃,带着深深的遗憾、被永远扼断了正义
的呐喊。
正是:
正邪自古同冰炭,
毁誉于今判伪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石头城王气逼人 黄鹤楼风雨飘摇
话说“四·;一二”政变刚一发生,武汉国民党中央即于4月14日向全世界发出通
电,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无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
进行对抗叛国者。”
4月1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指出:“蒋氏
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
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
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尽归之右派,是
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中共党内对“东征讨蒋”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
东征,而主张先举行第二期北伐,进攻已进入河南、威胁武汉北面的张作霖部。他
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并正准备实行武装干涉,东征难以取胜;而
北伐则可以把当时还表示联俄联共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迎出来,使武汉与西北
连成一片,打通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直接联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汪精卫、谭延岂、
康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对东征。这样,立即东征的主张被否定了。
还在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
邓绎如、陈果夫等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致电武汉:15日开四中全
会。只有一天时间,武汉方面的执监委员当然无法到达,透将会议名称改为谈话会。
别看会议名称不正规,决定的事项却非同小可: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建
都南京,成立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全面清党。18日,南
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胡汉民被推举为国府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
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
胡汉民授印。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宣布清党,谓:“查此
次谋逆,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
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首批明令通缉者即有197人。
武汉联席会议接到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的通电时,正在举行每星期的例
会。汪精卫一看电文便傻了眼。一仰身子靠在椅背上。然后,电文在几位要人的手
中传递,大家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空气里有一种古怪的紧张和不安。
会议临时改变议题,决定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着全体将士
及革命民众团体将其“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时,委派唐生智接替
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4月19日,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此次北伐以第一集团军和第四方
面军为主力,唐生智任总指挥,辖5个军,指定张发奎第四军(兼领十一军)、刘兴第
三十六军和贺龙独立师为主攻部队,总兵力6万余人。
4月22日、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毛泽东等40余人联合通电讨蒋。
湖北省农民协会在讨蒋电文中列举了蒋介石12大罪状。湖南、江西等地先后举行了
大规模的讨蒋集会。
然而蒋介石军权在握,武汉政府就那么一点兵,还大都去参加北伐了,所谓“
讨蒋”。只是造造声势。井无实际行动,“捉拿归案”云云,谁去执行呢?到头来
只能是空话一句。
这时的苏联,却让中国共产党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武汉政府。4月21日,由斯大林
撰写并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提纲夜《真理报》上发表。
提纲指出:“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
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期大林十分肯定地认为,“武汉的革命的
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因此,共产党现
在的政策应当是“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
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里”。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到会代表80人。鲍罗廷
和前不久刚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出席了会议。为了向国民党表示合作
的诚意,邀请武汉国民党中央代表汪精卫、徐谦、谭延岂、孙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汪精卫还讲了话。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通过了《政
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项议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批评,但仍然把希望寄托
在汪精卫、谭延岂、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对汪精卫
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罗易在讲话中说:“私有财产的完全废除,将不包含在现
行政纲中,因为在现阶段的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和其他阶级合作,共同领导革命,
无产阶级不能推进一项直接废除私有财产的政纲……让我们清楚这一点,则国共之
间相互关系始有完满的界说。”对罗易的承诺。‘汪精卫十分满意,认为中共的这
种政纲“国民党是可以采用的,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从去年11月以来,他就担任中
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风风火火地指导各地的农民运动,并撰写了《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轰动一时的两万字长文。同时,他还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常委
兼组织部长、农运讲习所常委,并与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一起主持国民
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
权。一如既往,地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
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
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毛泽东的主张不被中央理解,心情苍凉,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挥
笔写下了表达内心忧虑的诗句: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周恩来没有参加“五大”,但由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
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认,因而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长。那时的中央常委,
除总书记陈独秀外,只有张国焘、李维汉二人。李维汉还在湖南,张国焘又要去巡
视。因此,中央决定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四人轮流值日,主持中央
工作。
这时,北伐军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武汉国民政府却陷入了全面的危机。
4月下旬,蒋介石就声称:“武汉共产派无甚实力,宁沪方面断其财源,足制该派死
命,预料两星期内,可屈服武汉。”随后。蒋介石联合各方面对武汉四面包围,使
武汉与广州、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交通被切断,“九省通衡”竟成孤岛。帝国
主义者关闭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运走物资,套走现金,破坏武汉地区经济;
武汉的奸商、资本家也故意罢工、关厂、怠二,向中央银行拥挤兑现,大量现银随
之流出境外,使武汉银根吃紧,商品缺乏,物价高涨,粮食及其他食品供应断绝;
商业的危机及第二次北伐庞大的军费开支,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政府不得不采
取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就使通货更加膨胀,物价更形高涨。在这种情
况下,劳资关系十分紧张、社会动乱,人心惶惶。逃进城市的地主豪绅与反动资中
家沉瀣一气。到处制造谣言,说武汉政府宣布“共产公妻”,汉口妇女举行”裸体
游行”,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阻碍农业生产,使赋税大减,军费无着,等
等企图拿这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来煽惑军队起来反对武汉政府。拥有大地产的军
官们开始咒骂工农运动是“反革命”。
这时,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正在上海筹集经费,结果成了被蒋介石扣在
上海的人质。蒋劝宋到他的南京政府任财政部长,宋犹豫不决。蒋便采取釜底抽薪
的办法,命令驻广州的部队没收宋子文在广州银行的所有财产。与此同时,蒋介石
通过宋霭龄、孔祥熙夫妇对其弟弟加紧进行威逼利诱。这位金融界的才子原本即是
贵族式人物、自由派,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这样一来,除了答应同蒋介石合作,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四·;一二”后专程到上海采访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这
样说:
他(宋子文)对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有一种恐惧害怕的心理。一群群的人威胁他,
劳工的煽动和罢工使他感到不适,剥夺富人的主张使他十分惊慌。一天,在汉口举
行示威游行时,他的汽车被一群人围住,车土的一块破璃被打碎。当然,他的卫兵
马上把他救了出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使
他神经质地讨厌群众运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受制于这种精神状态,最终使他
投入反革命营垒,尽管他抱着真诚的理想主义。
蒋介石不仅从武汉政府中挖走了宋霭龄的弟弟,而且正在向她的小妹宋美龄发
动爱的进攻。蒋自从前几年在孙中山、宋庆龄的寓所见到宋美龄,就开始向她求爱。
宋美龄没有接受,但也没有拒绝和他通信。如今,‘四·;一二’政变使蒋介石在上
海上流社会中声望大增,简直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孔祥熙、宋霭龄成为坚定的拥蒋
派,在他们的寓所,蒋介石成为常客,话题之一,便是如何说服宋美龄,实现蒋、
宋联姻。美龄显然芳心已动,不过她还要说服和她住在一起的妈妈。
和宋家其他成员不同,宋庆龄这时正在武汉。她坚定地从事着文夫未竟的革命
事业。尽管武汉危机重重,她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希恩在武汉见到了她。他写道:
我听到不少关于她的事,其中多数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报纸对这个问题的报
道超乎寻常。据这些报道说,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是中国“娘子军”的
领导、是这样或那样的人物——喜欢抢报纸头条新闻的记者编造成什么样,就是什
么样。她亲自领导部队作战的说法流传很广,甚至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也相信了。
在上海,这科可笑的传说还加土了攻击她的人格和动机的更带有冒犯性的谎言——
这是上海滩人们最喜欢采用的一种政治辩论的手法。尽管我很理智,不相信绝大部
分关于她的传说,但是这么多传说加在一起必然会给人一个印象;见面前,我预料
会见到的肯定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身材苗条、纯真朴实的
人……她有一种非常自然和肯定无疑的端庄仪态,堪称庄严。这种气质偶然能在欧
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身上看到,特别是年龄较长者;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显然是
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庄严不同,那是一种比较内在的气质;出自内部,而不
是外加进去的。她还具有非凡的勇气,危急关头仍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这个名字
的,忠诚以及对她认为应尽的义务的忠诚,能经受任何考验……家里人的狂怒以及
国际上的诽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使她向她认为错误的路线屈服。好渣染的记者
仅仅从外表上说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而她倒更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匡圣女
贞德”……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以后,将军们和演说家们身心崩溃,有的投降,
有的逃跑,还有的沉默了;但是有一个压不垮、不甘沉默的革命者,那就是孙逸仙
的纤细瘦弱的遗孀。
武汉的左派领导人当然不具备宋庆龄的坚定。鲍罗廷曾颇为感慨地说:宋庆龄
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在内外夹击下,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
产阶级动摇恐慌起来,汪精卫集团开始急剧向右转。汪说:“共产党建议我们同群
众站在一起,但是,群众在哪里?被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
又在哪里?根本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相当强大。同群众站在
一起意昧着同军队对抗。不,我们宁可不要群众。也要同军队站在一起。”他们害
怕工农运动特别是土地革命继续发展,将会导致武汉的军队起来造反,使国民政府
无法立足。谭延岂在政治委员会讨论毛泽东、谭乎山、邓演达等制订的《解决土地
问题决议案》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汪精卫要
求国民党中央成立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行的特别委员会,发出一系列限制工
农运动的命令,如下令严禁工人纠察队活动、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保护军人田产
等,并指责农民运动“骚扰后方。动摇军心,破坏公共秩序,实可痛恨”。
然而军队的反叛还是发生了。
5月12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及刘佐龙部,乘武
汉国民政府大队兵马北伐之际,发表反共通电,随即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
侨—带,一直攻抵武昌城外纸坊、土地塘一带,严重威胁武汉。汪精卫惊恐万状成
了热锅上的蚂蚁。叶挺、浑代英临危受命,迅速组织第二十四师、中央独立第一师
以及中央军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进剿叛军。驻九江、武穴方面的二、六军
部队也奉命回援。18日,武汉政府以夏斗寅“称兵谋叛”,下令褫职拿办。20日,
叛军被击溃,武汉形势转危为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胜利,又一场更大的叛变在长
沙发生了。
当时驻扎在湖北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