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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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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着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着的案子。吕公着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着在文学上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着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着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着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着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公着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着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 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 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着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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