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美文-书梦重温丛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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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更重在情趣与性灵的表现，都不无自我把玩的味道。”（参见拙著《乡关
何处》）贾平凹曾用“玩事”、“取乐”说他的书画，《平凹作画记》序云：
“在年纪不老的作家里，我自诩我的毛笔字可以入书品。但我确实没有临过
帖，用钢笔写稿写得多了，随时又爱读一些碑，别人要我在宣纸上写，就写
出来了。原本是一场玩事，所以从不为难他人的求索，给他写字不正是练我
的书法吗？差不多的是求我一幅字的总是先拿数张纸来。剩下的便自落，竟
落下几大捆便宜。有一时突发奇想：有这么多纸，何不也作些画呢？见过一
些画家大泼大涂的，于是也泼，也涂，怪畅美的。”“说老实的，我可不想
作个画家，纯乎一种取乐的方式。”忆明珠《梦花小记》说“不会作画的我，
一时高兴，涂抹了幅小画，还题了一段文字”。题字是：“乙丑仲夏昼寝，
见水边有花，不知名，斜欹于菰蒲间。花作天青色，意即陕北俚歌信天游中
所谓之‘蓝格英英’者邪？涉水欲攀之，遽然而醒，恐此花之不复入梦也，
亟追写之，恍惚迷离，莫可名状，是邪非邪，吾又安得辨邪！”忆明珠作过
《关于散文的聊天》，10 则小标题就把他的散文观聊出来了，它们依次是：
“破罐”——我的散文观，语言的笔墨化，两个“别是”，散文——散在骨
子里，文章愧难作狐语，游戏文字三味，文章讲究调子，关于“好玩”，赏
文如赏迎客松，俗有俗美。两个“别是”，一个“别是”是易安居士李清照
说的“别是一家”，另外一个“别是”是亡国之君李煜说的“别是一番滋味
在心头。”忆明珠以为先有“别是一番”才有“别是一家”。他在《荷上珠
小集》的《自序》中说：“我常想，既生而为人，便要作为一个人拥有这人
生，创造这人生，从而享受之，欣赏之，品味之，陶醉之。凡人生种种，与
我相接，无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才不枉此生，也才有诗有文可写。
如若麻木不仁，心如死灰，还有什么要发之于外的呢？”忆明珠是否做到了
两个“别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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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贾平凹的散文选集编得精当的，是他自编的漓江出版社版《贾平凹散文
自选集》和作家出版社版《抱散集》，后一部集名我非常喜欢，觉得他不愧
“才子”之名。我注意起贾平凹的散文是在他发表《丑石》《地平线》《五
味巷》之后。《散文》月刊的一位编辑到我读书的学校来开座谈会，他在会
上说，投稿要耐心，他们也退过贾平凹的稿子，因为没有特色。读贾平凹早
期散文，觉得多少有“杨朔模式”的影子。后来从一些文章中知道，孙犁先
生曾经“点拨”过他。贾平凹好像写过一篇散文叙述他对孙犁先生的崇敬，
并说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想送孙先生一件什么瓷器，虽然那样的小心翼翼，
但还是在路途上给弄碎了。贾平凹悟性极好，散文终于自成一家。散文中的
贾平凹最初是“纯情”的，所谓虚怀天下风雨静观自然万象的超脱则是后来
的事。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和冷静观世是他的散文介入人生的三种姿态。单
纯是与童心联系在一起的，对童年的缅怀和追忆是成人的一个日常话题，旱
期散文集如《爱的踪迹》、《月迹》，常常以童年视角阅读人生。他柔弱的
心态在散文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棵小桃树》中的贾平凹是个荷锄葬花
的贾平凹。当然他有时沉溺于性情的表达，缺了些节制，但他所追求的映耀
着月的光华的艺术境界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他对乡村生活的体验是畅达、愉
快的，他似乎没有扮演城市人角色的欲望，他在本质上是个乡村知识分子，
《静虚村记》是个明证。《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时的贾平凹进入了“复
杂处世”的状态。诗意开始消失，拙朴成为其艺术的新特征。贾平凹不仅重
新理解了散文，而且发现了人生的残缺、严酷和遗憾。《人迹》重点表现了
他的这些发现，注视病态人格和社会的贾平凹终于发现人都病了。在《人病》
中他愤愤地说“我们都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而上帝呢，
贾平凹后来在《废都》中说：“魔鬼狰狞，上帝无言。社会与人生都沦落为
废都。”贾平凹到苏州时，我们有过一次未刊的对话，就作为这则书话的附
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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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散文创作多种可能性的对话
王尧（以下简称王）：我们先暂时撇开《废都》的话题，我相信，以后
的文学史将证明《废都》是本世纪的一部重要小说。我们对知识分子异化的
挽歌还缺少心理承受力，可能是因为《废都》的争论，批评界对你在《美文》
上提出的“大散文”观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认为，无论赞成与否，“大
散文”观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贾平凹（以下简称贾）：我提倡”大散文”是有针对性的。主要针对散
文创作路子太窄，并不想搞什么流派、主义。《美文》作为大散文月刊，意
在容纳百家，用实践促进散文艺术的发展。我们要反对唯美主义，要扩大题
材，拓宽生活，还原到生活中，还原到真情实感中，散文就不会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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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注意到，你提倡大散文并非提出某种范畴，或作某种界定。对散
文创作的界定是困难的。那次开“国际华文散文研讨会”，香港岭南学院的
梁锡华先生曾提出每一位代表写一段界定散文的文字，作为大会论文集的附
录，这一倡议得到拥护，但大家都没有交卷，这太困难了。话说回来，这不
是坏事，当我们能够严格地说出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时，散文也就不成其
为散文了。你的“大散文”观是富有弹性的理论思路。对这样一种思路我是
赞成的。我表达这一思路的观点是主张散文创作的多种可能性。
贾：多种可能性就是“大”。我在《美文》发刊词中说，美是世间的一
切大有。散文可以抒发天地宏论，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
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我在发刊词中说
过这样的话。
王：其实，现代散文史上的许多作家都是主张大散文的，如周作人，郁
达夫。他们分别为新文学大系散文集所作的导言，可以佐证这一点。在散文
大系中，除了抒情散文外，随笔、札记、书话、序跋、游记等，也收入其中。
贾：是这样，广告、说明书写好了也是散文。
王：散文不仅在取材、内容、体式上具有多种可能，在艺术上也是多元
的。朱自清先生就曾用讽刺、缜密、劲健、绮丽、洗炼、流动等形容五四小
品散文的“绚烂”。所以我同意你说的生旦净丑都是美。我觉得在你的散文
中，《丑石》很重要，以丑为美是一种突破。
贾：我以前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比较欣赏智慧性的散文。
王：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由“诗”而“理”，
由“优美”而“古拙”。新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
抒情散文的解体。
贾：杨朔散文要客观评价，不能全盘否定了。
王：杨朔追求诗的境界，以“诗”取胜。孙犁先生强调以“理”取胜。
我主张“诗”“理”“趣”并存，散文创作没有唯一的也没有最高的美学原
则。新时期许多散文家都各有各的道理，孙犁苍凉，杨绛典雅，汪曾祺冲淡，
巴金真诚。
贾：孙犁先生甘于寂寞，晚年风格变了，苍凉，美学境界很高，是大家
之一。
王：有人还用清新、清丽说孙犁散文，这是误读。
贾：汪曾祺先生从容放松，他的散文和齐白石的画有类似之处。
王：张中行散文境界也很高，是智者的散文。
贾：是的，散文不是写知识，而是写智慧。
王：秦牧先生主张散文创作“海阔天空”，但他自己也没有做到，没有
把知识转化为审美因素。你强调智慧的重要，我强调学养，这是一致的。
《负暄琐话》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张中行和他的《负暄琐话》是陌生的。因此，有
人戏称张先生和他的散文为“出土文物”。前此，张中行在圈内就有“杂家”
之誉，曾任教于中学、大学，长期从事编辑工作，著述多为语文方面。80 年
代伊始，陆续撰文，记30 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人与事，得章太炎、
黄晦闻等60 余篇，结集为《负暄琐话》，吕冀平序，周汝昌跋，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1986 年9 月初版。其后，又著文50 余篇，结集为《负暄续话》；以
后又有《负暄三话》。关于这类文章写作的动因，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之
《小引》中说：“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
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
火灭的怅惘。”但“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
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
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我开始所说的：
“陌生感”就产生于我们对“境”的隔膜。“境”是什么？是“已然和还在
一步步地消亡”的“文化之至美”。张中行用他的笔复活了与20 世纪中国思
想尤其是文化、学术发展密切联系的文化人的形象，复活了体现了文化之至
美的文化人格。在这一过程中，张中行以诗和史来写琐话，重构人生，重构
历史，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终极关怀的方式，述说着“逝者如斯”的文化
乡愁——这是作者自己的当日之“境”。双重“境”都令人珍惜。在物欲与
技术的逼迫下，人文环境业已世俗化。我这些年来很惊诧于世俗社会对知识
价值的怀疑和蔑视，也惊诧于知识分子当中一些人自身的幻灭。性灵的清流
开始浑浊，学问里渗透着浊气，带着生命血脉、禀性的学人被目为怪异。中
国文化的后花园真的开始破败了吗？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另一种“境”。张
中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出土”的。于是我说：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数家
珍地说着文人的性情，说着文人的人格，说着学问的意义，那是一种美丽。
张中行就这样晒着太阳，说着闲话，我们于是有缘倾听到文化血脉的流淌之
音；我们也在“感伤”之中听雨打枯荷，听蛙声、蝉鸣；我们也在冲淡隽永
之中咀嚼一种苦味，那苦味和周作人的相似吗？
《蒲桥集》
初读汪曾祺《蒲桥集》时，我对封面上的“广告语”出自谁人手笔有猜
测，疑是夫子自道。后来知道，确是作者自拟。这文字有两段，其一曰：“齐
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
论，却有道理。”其二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
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
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
菘，滋味近似。”此言得之，无王婆卖瓜之嫌。后一句语出《山家清供》，
叶灵凤《春初早韭》云：“《山家清供》载，六朝时代的周颙，平时清贫寡
欲，终日常蔬食，惠文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他答道：‘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我对书的装帧雅洁也颇欣赏，以为与汪氏的文字相宜。列入作家
出版社“四季文丛”的还有贾平凹之《抱散集》、张承志之《绿风土》，其
时散文集还没有像今天这般出滥、滥出，买回来后没有冤枉感。我并不主张
以散文比小说或以小说比散文，但汪曾祺以小说家而作散文并有这样的成就
似乎也佐证了我一贯的想法：职业性的散文写家成功者极少。我无非想说，
散文作为边缘性的文体一旦被人“职业化”，其审美空间就会变形和萎缩。
如果说到人与文和传统的关系，那么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传统
一脉相承。正是在相对疏离政治功利适度靠近传统中，汪曾祺显示了他的魅
力。我们不必夸大汪曾祺所达到的境界，但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纪末，他的文
章滋味确是近似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套用贾平凹说佛的话，汪曾祺是一种和
涵一种平静，有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从散文发展
的历程看，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不能说独创，可以用
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但这不
影响我们对汪曾祺意义的估价，因为他的出现，使我们重新领略了传统与文
人的魅力，《蒲桥集》成为文化转型时期当代作家对传统的最成功的一次“聚
焦”。因此，我始终把《蒲桥集》视为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
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蒲桥集》所持的是“边缘化”的立场；同
时汪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我们重温了审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
雅趣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蒲桥集》的意义
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以
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蒲桥集》多可圈可点之作，而最能代表其语体风格
的便是《葡萄月令》了。他的许多文章都可分析，惟独这篇不行，由此体会
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汪曾祺冲淡，但没有周作人的苦涩；90 年
代闲适如潮，但阅读汪曾祺的人常常抽调他的意义。因此，散文的阅读也常
是误读。这些年来，汪曾祺的散文愈写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渐地
少了阅读《蒲桥集》的感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定势和迟钝，另一方
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局限也随之而
来了。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
气和性灵所累。我觉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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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散文》
一
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撰写《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的非常大
的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
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
作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是有些“风险”或者不符合一些文学史家的什么“学
科规范”，但我还是果断地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
完成了《文化苦旅》专栏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
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
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为焦点。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冒险”是不无意义
的。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对《文化苦旅》的研究是浅显的，有好多分
析都没有到位，也许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以文学史的方式接纳了余秋雨（多少
年以后当然可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1994 年的“国际华
文散文研讨会”上，在发表完了对包括余秋雨在内的“文化散文”的意见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