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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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采用总统制政体还有一个原因，就当时是各州之间联系过于松散，不像一个国家，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可以比议会更好的维护国家的统一，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形象比一个抽象的议会更能让国民感到国家最高权力的存在，更能把国民对国家的感情连接起来。对于这种思想，伯恩斯在他的《领袖论》中讲得非常形象：
“在儿童形成国民意识时，发现总统的地位甚至比街头看到的警察还高。总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形象，简直就是孩子们眼中的上帝。他们看到的政府机构首先是个人化的，一位小学生就说：‘政府就像总统，但是，它又不完全是总统。’……
‘朱迪，你知道政府里都有什么人吗？’
‘知道，有总统。’
‘你知道总统什么？’
‘嗯，这个……噢，天哪，他……，啊，制定法律，还有……，对了，他总想把事情办好。’——就这样，总统帮助孩子们弄懂了政府的含义。”
根据伯恩斯的分析，孩子们国民意识的发展，首先是把它具体为一个人——总统，然后是行政机构，然后是议会和法院，最后才能理解完全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学那篇课文《毛主席在延安》，当时唯一关心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谁大？而被告知毛主席最大的时候，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直到初中，才对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有了了解，而到了高中，才能明白党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所以，从人的心理发育上来分析，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对于民族感情的凝聚、国家的团结，是有很大作用的。
总统制和议会制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更容易推行改革措施，使国家能不停的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直接对这个国家负责，在任期一定、无法滥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前提下，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让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历史功绩和受人民拥戴的成就感。所以他往往能够不顾个别利益集团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做出决定。一般而言，尽管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由于总统本人具有的才智、知识、判断力远远高于普通人，所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总统个人的抉择往往要比人民的看法更正确、更长远，从而把国家推向前进。而议会制国家，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往往会注重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民主的表决机制往往会延误改革举措的施行。
这两种政体在改革方面的对比可以从英、美两国在两次经济危机1929年大危机和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表现。这两次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一次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崩溃，一次是由于石油供应的短缺，但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本国的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29年危机是在从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机械石化为主导的重化工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少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发展机械化工工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人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后，选出了主张改革的罗斯福，在任期内，罗斯福不理会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大力扶持新兴工业，而对传统工业的衰落不予保护，最后使美国建立了强大的重化工业基础，为二战的胜利以及战后的经济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而英国则由于传统工业势力强大，反对改革，国会始终无法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的决议，反而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对这些没落中的产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新兴工业由于力量还不强大，很少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发展缓慢，使得英国很快被德国、日本所超过。
73年的石油危机也是一样，它反映的是2、30年代建立起来的机械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体系已经落后了，而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呼之欲出。美国在石油危机中，刚开始也采用传统扩张性财政政策，花了很多钱补贴能源消耗量大的重化工业，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里根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紧缩政策，减少补贴，这样，很多传统大耗能工业难以维持，要么破产，要么向外国转移，要么厉行能源节约，使得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而克林顿上台后，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大力扶持信息产业，使美国在“信息革命”中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英国还是跟29年一样，拼命通过石油补贴来维护传统重工业的发展，以保障那些部门工人的就业，很快在信息化时代被远远甩在美国后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落后。直到信息化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之后，英国人才匆匆忙忙通过了发展信息产业的计划，但是对于传统工业的消极补贴，却始终由于各种势力的阻挠，一直无法取消。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无法采取改革传统殖民主义政策的大胆举措，也是议会制弊端的体现。戴高乐出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违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和殖民者们的利益，借口玩忽职守撤掉了萨朗将军的职务，停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最后通过全民投票让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因为他是受全民委托的总统，任何政治派别的反对都奈何他不得，他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什么都不能动摇他让法国结束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决心。
当然，总统制的这种优点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缺点，最典型的就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接替他的约翰逊总统为了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大力鼓吹和平论调，承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但他在当选后却一意孤行，不停的扩大对越战争，直到1968年下台，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这种情况在议会制国家就不太可能发生，一个违反诺言、违背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可能存在四年之久。由于本文是作为戴高乐传记的后记，所以重点阐述了总统制的优点，要深刻理解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优劣，还需要做更加辨正的全面的分析。
二，多党制和两党制
终其一生，戴高乐都是他所谓的“政党政治”的敌人。但实际上，他自己也离不开政党，在1949年组织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在1968年又组织了保卫共和联盟。他反对“政党政治”，并不是单纯的反对政党，只是反对众多政党互相斗争、目光狭隘，影响政府效率，干扰政府行政。为了彻底改革法国杂乱无章的政党制度，他改原来的议会比例代表制为选区代表制，要了解这个变革的意义，就要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区别谈起。
西方现代宪政理论倡导结社自由，成立政党的权利受宪法保护，所以不存在法律规定本国采取“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形成，实际上根源于选举法中对议会选举制度的规定。议会议席的选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比例代表制，一种是选区代表制，一般而言，前者会导致多党制的产生，而后者则会导致两党制的产生。
法兰西第三、四共和国就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即在全国公民中投票，根据各个政党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比如众议院有三百个议席，再假设全法国有选举权的公民6000万人，那么一个政党只要争取到20万张选票即可以在议会中获得一个议席。这种选举制度的好处有利于反应社会各种势力的呼声，每一个利益集团——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一些小的宗教派别……只要人数超过20万，就可以组织一个政党，获得议席，到议会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它也有很多坏处，最主要的坏处就是党派太多太杂，谁也不能单独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会要通过一项决议很难，会影响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二是每个政党都专注于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特殊利益，社会的主流意见却往往被忽视。那些数量较少但是组织严密、团结一致的集团反而能比一些庞大而松散的集团更能发挥力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玛共和国的纳粹党。纳粹党是当时德国所有政党中唯一实行“党魁独裁制”的党派，刚开始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完全用一个声音说话，行动绝对一致，而那些反应主流思想的中间派（包括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政党却无法团结起来抵抗纳粹的威胁，中央党、民族党、社会民主党等等，各自为政，最后被纳粹各个击破，建立了希特勒的个人独裁。这种情况在两党制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出现。
而选区代表制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它把全国划成659个选区，每个选区的选民约在6－7万人之间，每个选区选出一个众议员名额。这样，那些代表小集团的党派就很难生存。比如一个主张女性应该在家庭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政党，可能在全国有20％的人支持这一个观点（我们称之为激进派），而50％的人反对（我们称之为保守派），30％的人持中立态度（我们称之为中间派），如果是比例代表制，那么激进党就可以在国会获得20％即一百多个席位，俨然是一个大党。但在选区代表制下，每个选区中投给主张男性应该在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的票都比激进党多，这样它的候选人就会落选，最后可能连一个议会席位都拿不到。所以，这样，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得到了体现，而非主流的政党就没有什么机会生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激进党为了生存，就会和中间党联合，提出比较温和的主张，提倡男女平等，关怀女性的弱势地位等主张，这样它们就能获得50％的支持。在不同的选区，比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选举他们就能获胜，而在经济落后地区败给保守党，最后双方在议会基本势均力敌。所以，可以看出，在选区代表制下，极端的观点很难生存，中、小的政党要想存在下去，就会趋向于联合，最后形成两大政党对垒的局面。双方都会很注意照顾主流观点，不敢提出很激进的主张，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偏差而已。
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的法国议会选举法中，改第四共和国的比例代表制为选区代表制，从此以后，法国进入议会的政党数目就开始不断减少，从1958年的12个政党，减少到4－6个左右，而进入80年代以来，这4－6个政党也开始走向联合，如共同推举候选人，提出共同竞选纲领等，并在1986年大选后，正式形成比较稳固的左、右两大联盟，左派联盟主要包括法共、社会党和绿党，右翼联盟主要包括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选举制度的变化导致了法国由一个多党制国家向两党制国家的过渡。
第五共和国诞生近40年来，法国只产生了五位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和希拉克，完全改变了第四共和国那种政局动荡的局面。法国经济因此得以长期持续发展，保持了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地位（前三位是美国、日本、德国），尤其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停的推进欧盟的改革和自身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进程。这些巨大的变革措施，如果还是第四共和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在议会获得通过，即使通过了，一个陷于内部纷争、政府三天两头倒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欧洲统一进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政体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所以《民主社会的基石》中指出的四点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政体，建立完善的选举制度。
斯大林：是谁隐瞒了列宁遗嘱？
“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 1924年
背景：
1917年11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分子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成为与马恩并驾齐驱的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事业亘古未有，他的威望无人能及。
在列宁周围，是一群精力充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的革命者和政治家。
他们包括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托诺茨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长期追随列宁的加米涅夫、党内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等等，当然，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
尽管他们性格各异，有些互相不服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左，但都对列宁无限崇拜，满怀信心的希望列宁能够带领他们把俄国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
但谁也想不到，命运只给了光芒万丈的列宁六年的时间来继续他的事业。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的米赫里工厂对工人演讲结束后，一个叫范尼？卡普兰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从汽车后面扣动了扳机……
这次枪击并未致命，但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由于射入体内的铅制子弹头一直没有找到，它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导致了严重的铅中毒。
突变来的太快，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围绕继承人问题，这些曾经共同战斗的同志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
1934年2月10日，俄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此时，斯大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细细品味着这次大会的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反对派看来已经被彻底制服了。除了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诺茨基外，所有被打倒的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承认错误，对总书记歌功颂德。他们在会议上表现得真听话。加米涅夫，哼，这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居然真好意思在数千名代表面前自己骂自己是“政治僵尸”，然后大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他追随列宁那么多年，马克思理论修养到哪里去了，连拍马屁都不够档次。季诺维也夫还算有点水平，知道把总书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起来赞颂。还有一些托诺茨基分子，也都毫不吝啬对他们以前的精神领袖的尖刻批评。对于这些人，只要真心承认总书记的伟大和正确，还可以重新入党，甚至考虑安排给他们安排点出版社、科研机构领导之类的闲职。
至于那些忠实的仆人，说得简直有点肉麻了。伏罗西诺夫这头蠢猪，竟然口不择言的把伟大领袖和“猪嘴”放到同一段话里，说什么：“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其它什么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那里，都吓不倒我们。”看来是拍马匹拍的太高兴，竟然忘乎所以了。
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听听他们怎么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嗯，想想，如果二十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