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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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不愿意从事日常工作，喜欢把时间花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列宁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脱离党的集体领导而直接建立个人权威。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手握军权，他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掌握军权的人最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些，都令他的对手甚至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担心一旦托诺茨基掌权，将不会允许别人和他辩论，那些曾经和他争吵的人将遭到清洗，甚至可能依靠军队建立军事独裁。实际上，正像他们低估了沉默寡言的斯大林一样，中央委员们也确实高估了高谈阔论的托诺茨基。托诺茨基一直对政治抱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以为仅凭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就可以自然的被众人推上领袖的宝座。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鄙视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三巨头”直接针对自己的表演，他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他热衷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与人争吵，一旦涉及权力争夺的话题，他宁可在政治局会议上看法文小说也不会发言。在很多关键时刻，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危险，纷纷站出来准备抗争时，却发现他们的首领一言不发。1927年，追随托诺茨基10年的越飞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您一向正确，可您一向退却。”实际上是在谴责托诺茨基可以不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不该无视他的追随者们的生命。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无数追随他的理想的人。
——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托诺茨基。在人类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很少有二把手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一方面，他们过早的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很自然的成为一切觑视最高权力者首要打击的对象，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回应这种攻击。另一方面，最高领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防范，限制其权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列宁之后的托诺茨基、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之后的谢列平等人都是被三把手以下联合起来搞掉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的人往往不能生存。
仅从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性格对比，就可以知道，不论他们之间的力量如何悬殊，最后倒下去的，一定是托诺茨基。
这种力量的转折终于在1922年出现。这年4月3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谁也想不到，他会占据这个位置长达三十一年。
六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和整理传达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它起初并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中央机关迅猛发展，1917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一年之后已经有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务的武装部队在内。到了1920年，中央机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几千人，作为常设机构的书记处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领导人。
斯大林以他灵敏的嗅觉感到了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带来的机遇。中央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设立随意、分工混乱，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关系也许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不过，不喜欢抽象理论的斯大林同志却很乐意花功夫去钻研这个复杂的课题。他同时在各种机构，尤其是工农检察院任职，使他可以清楚的洞察整个中央机构的运作机制。这个天生的权术家很快就认识到一个真理：打开专制之门的钥匙，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书记处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是中央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他们的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人的脖子一样连接头脑和他的身体。在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内，只要一个抽屉和一把钥匙，就可以够埋葬中央委员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这个机关，谁就可以封锁住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改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斯大林把自己想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又可以趁机削弱托诺茨基的影响力。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由加米涅夫出面，建议用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的工作，用“总书记”的职务来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立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这一建议。显然，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私下“做工作”的结果。列宁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他知道斯大林的行事作风，这个总书记候选人“只会做辣的菜”。但他最后仍然表示赞成，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忠心，而且在党的领导者中也确实再也找不出像斯大林那样喜欢并且有能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了。至于托诺茨基，他显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较低，无意参与托诺茨基与“三巨头”的斗争，但他们对斯大林默默无闻的处世态度和踏实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
从保存下来的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来看，当时关于挑选总书记的事情进行得相当漫不经心——
这个对苏联历史至关重要的决议被写在一张张零散的纸上，是那种划着横格的学生用的练习本纸，它很简单的记道：
“兹设立总书记职位和两名书记职位。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诺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如此简单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认为设立总书记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着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无权决定，而且也没有决定过党的政治方针。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送上总书记宝座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又在一个重要部门塞进了一个“自己人”。而斯大林也已打定主意，一旦消灭托诺茨基，下一步就除掉这两个“没有原则的废话篓子”。
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职权范围，斯大林就自己来设法赋予它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
出任总书记后，他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职，也是党内唯一同时兼任这三个重要职务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政治局和它的两大职能部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唯一联络人，并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部门。政治局冗长的会议只能决定少数它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更多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决议，斯大林也可以按照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执行。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秘书的巴扎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的抽着烟斗，一面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单地指示：要把某个省委书记撤掉，派某某去接替他。随即由秘书通知组织局，组织局的工作人员立即办理任免手续。任免决定拟好以后，由总书记签字生效——就这样，一个地方大员的命运被决定了。斯大林利用这种权力迅速为自己在几乎所有部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省委安插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发往各地的大量通知、决定、信函、委任状上面都有着同样的签名——“约？斯大林”。渐渐的，地方上的领导人都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个人优势，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从斯大林那顶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察世界。对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成了加官进爵的捷径。
就这样，当季诺维也夫仍在处心积虑的筹划着怎么搞掉托诺茨基的时候，当托诺茨基正忙于在工厂、学校发表煽动性演讲的时候，在革命领袖列宁威望正高的时候，俄国实际上已经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他在中央的敌人和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列宁在临死前发现了，并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大家都觉得没那么夸张），许多俄国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这个统治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人类权力斗争史上，极为罕见。
七
总书记的职位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斯大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被人忽视。如果说以前斯大林的巨大权力能够瞒过政治局的所有人，那么现在就只能瞒过除列宁之外的所有人了。列宁虽然也长期旅居欧洲，喜欢抽象理论和涛涛不绝的演说，但他和托诺茨基不同，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论和辩论的同时仍能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和观察他每一个同志。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很快感到周围有一种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变化。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当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这种前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他询问什么问题或者索取什么资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复变得困难了。不停有人抱怨机关的粗暴、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官员向中央申诉。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级机关传达的时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样，了无声息，不知被卡在什么地方，无法达到目的地。他发现整个政府机器被某种力量操纵，以和他这个总设计师所构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转着。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很快就发现，这种可怕的力量来自书记处。
这个发现令甚至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也觉得背心发凉。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机器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通往专制的机构，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认的最没有个人野心的约瑟夫？斯大林！列宁头一次发现他对自己的总书记了解得如此之少。
随后到来的格鲁吉亚事件使列宁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在苏联的西南角与伊朗交界处是著名的高加索山脉，那里有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习惯上称之为“外高加索三国”。斯大林自己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这三个国家虽然在在地理上接近，但却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信仰基督教中一个独特的派别，拥有独立于东正教大主教的最高主教；格鲁吉亚虽然跟俄罗斯一样信仰东正教，但由于格鲁吉亚历史上曾经处于土耳其和波斯的统治之下，其民族传统更接近于波斯人而不是斯拉夫人。所以虽然他们愿意加入苏联，又很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独立性。
斯大林对于外高加索三国加入苏联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由三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苏联。这个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因为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显然要比三个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容易控制。但三国都认为联邦是多余的累赘，他们更愿意以独立的姿态加入苏联。于是，斯大林委派自己的亲信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外高加索联邦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曾和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地下工作，他和斯大林一样拥有一张典型的格鲁吉亚人的脸。他在外高加索忠实地执行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采取斯大林所习惯的“火与剑”来镇压一切反对建立联邦的“民族主义者”。有一位奥尔忠尼启则的同志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暴行：“在经过他那强盗般的袭击之后，那里留下的是焚毁的房屋、哭泣的寡妇、饥饿的孤儿。谢戈尔？奥尔忠尼启则曾灭绝一个又一个村庄，难怪老人们称奥赛梯何为一条永不干涸的泪河。”当有个地方被以“奥尔忠尼启则”来命名时，那里的人们整整一周拒绝上班，直到从整个高加索调来大批军队。
在了解到斯大林解决高加索问题的办法之后，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评论：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粗暴和行政长官意志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还有就是他有一种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切齿痛恨的心理。一般地说，这种心理在政治上总是起最坏的作用。”
这个评论，不仅从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从个人道德上否定了斯大林，它标志着总书记开始失宠。不过，列宁也不太清楚斯大林的实力，所以采取了一步一步的进攻方式，先在政治局和党内对他提出各方面的批评，然后再水到渠成地剥夺他的总书记职务。
但1923年奥尔忠尼启则那个著名的　“耳光”，最终促使列宁由循序渐进的批判转而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和格鲁吉亚“独立派”党内领袖姆迪尼瓦激烈的争吵起来，奥尔忠尼启则先是痛斥，进而谩骂，最后竟然站起身来给了姆迪尼瓦重重一耳光。这让列宁勃然大怒：一个共产党同志居然在会议上公然去煽另一个共产党同志的耳光！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分裂，甚至可能是一场民族叛乱。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斯大林的粗暴如何影响他身边的人，并进而影响党的民主作风。
列宁立即下令撤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并委派一向被认为对同志和敌人都毫不留情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全面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报告很快出来，令列宁震惊的是，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竟然全是为斯大林的辩护之词！这说明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不能再迟疑了，他决定对斯大林发起攻击，必须马上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斯大林的命运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与捷尔任斯基交谈的第二天，病魔再次找到了坚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如果再给列宁一些时间，斯大林恐怕在劫难逃，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按照完全不同的道路走下去。列宁在关键时刻的辞去让我们想起了在北伐前夕去世的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是在事业初成、个人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刻突然离去，让原本清晰的形势成了无穷无尽的变局，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偶然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多大的作用？
在病中，列宁写给托诺茨基一张纸条：
“尊敬的托诺茨基同志：
我想请求您务必要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说话。事件现在正处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查’之中，而我不能指望他们的公正无私，甚至情况正好相反。”
列宁一直就知道托诺茨基和“三巨头”的斗争，但他希望维护党的团结，所以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他才不得不考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付斯大林。他希望这张纸条能够成为托诺茨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托诺茨基后来确实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了言，但他始终没有出示列宁的纸条，更没有要求处分斯大林。原因是斯大林突然间对他表现得非常尊敬，几乎同意他的所有观点——这在他们十多年的交往中从未有过的。
还有，他认为依靠列宁的指示来打击对手是一件很丢份的事。他不屑。
不久以后，列宁病情加重，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1924年1月21日，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