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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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道：“如今不知圣上态度如何，进宫恐有危险，待我先进去探明。宁死敬德，不伤大王。”说完带了十几个人前往武德殿，进去一看，六部大员都在，只是独独不见了唐高祖。原来李渊昨天听了李世民的密奏，怒气冲天，但晚上回去被张婕妤一哭一闹，又没了主意。今天见他三人都迟迟不到，还以为互相避面，正好模糊过去，留下诸大臣在此等候，自己却带着妃嫔，到后宫泛舟为乐。外面打架，十分热闹，他竟全然不知，挈眷游湖，也可谓莫愁天子。
李渊正与众妃游得高兴，突然见一员大将带着十余骑兵全副武装冲了过来。尉迟敬德也不待高祖上岸，在岸上就远远的拜跪，高声说道：“太子与齐王引兵作乱，已被秦王平定，二人俱已授首了！特派敬德前来，保卫陛下安全。”高祖大惊，连忙命划船靠岸。尉迟敬德厉声道：“二王作乱，张婕妤亦参与密谋，请陛下将其拿下问罪。”张婕妤就在高祖旁边，听得花容失色，一把拉住高祖，跪下痛哭求救。其她妃嫔个个吓得面容惨白，任凭张婕妤哭声震天，也不敢瞟她一眼。尉迟敬德不等高祖说话，将手一挥，左右卫兵上来，强行拖走，高祖只是垂泪。这时六部大臣也都随后赶到，高祖问道：“不料今日竟见此事，后事将如何处置？”那群大臣是说秦王坏话惯了的，现在情况有变，自然要与时俱进，一路上早就商量好了，只等高祖一问，齐声回奏：“太子齐王，自起义以来，寸功未立，竟然起兵作乱，肇祸萧墙。惟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如今又立下平乱大功，请立为太子，委以军国重务。陛下便可垂拱而治了。”个个声音洪亮，生怕尉迟敬德听不真切。李渊虽老，这点头脑还是有的，为了避免跟隋文帝一样的命运，只得点头称是。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日，玄武门之变后第三天，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军国庶务，无论大小皆由太子裁决。八月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传位给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其时距虎牢关之战，只有五年。五年之中，李世民在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时刻，出奇制胜，连续两次上演“一战擒两王”的好戏，终于实现了自己统一中国、君临天下的梦想。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时代，也随即来临。
后记：细节决定成败
唐夏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以三千铁骑破十万大军，千年之下，仍让人惊叹不已。读这段历史，欣赏到的当不仅是气魄、勇气和智谋，还应该有一些更深刻的启迪：
一、好的战略必须通过好的战术来实现，即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从战略上讲，窦建德的选择无懈可击，如果指挥夏军的是另一个李世民，那唐军就绝无半点胜算了。窦建德之所以会失败，败就败在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到达虎牢关的时间比李世民晚了一天，到了之后又没有发上发动攻击，午饭的时候放松的戒备，把主帅大营设的离前线太近了等等。最后，正是这些小问题上的失算使自己丧失了整个战略先机，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网上有人这样评价虎牢关之战，说：“李世民的胜利其实没什么，不过是在该行军的时候行军，该防守的时候防守，该进攻的时候进攻而已。而窦建德的失败也没什么，不过是在该行军的时候休息，该进攻的时候扎寨，该打仗的时候吃饭，如此而已。”真是精辟！《资治通鉴》在描写李世民渡水击夏军的时候用了八个字——“进退之间，唐军已至”，把那一瞬间的形势描写的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其实，夏军之所以一触即溃，唐军冒险渡河能够成功，不就在窦建德的朝臣们的一退一进之间决定的吗？正是由于细节，李世民创造了奇迹，也正是由于细节，窦建德被创造了奇迹。拿破仑在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写信给法国的督政们说：“你们要求我创造奇迹，我做不到……只有谨慎从事，怀有智虑和远见，我们才能完成伟大的目标。从失败到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我从众多重大的事件中得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终来说，决定每个事件的往往是个细节。”实际上，后来的人们都知道，拿破仑创造了奇迹。而这种奇迹，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在他成为总司令的前20天之中，光是解决军队供应的书面命令他就颁布了123项，对于如何处理盗用公款、短斤缺两、伪劣用品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规定，而且这些命令都是在行军途中，利用战斗的间隙发布的。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常常被人们误解为“做大事情的人可以不主意细节”，实在是大错特错，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做大事情的人不应该墨守陈规”、“在远大的目标和眼前的小利益面前要知道取舍”，与不注意细节何干？古往今来，不注意细节而成大事者，吾所未闻也！世民曰：“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建德以三分天下，十万雄狮，来取渔翁之利，而一战被擒，国灭身死，何也？无它，细节而已矣！
二、要战胜敌人，不是看你是否努力，而要看你是否比你的敌人更努力、更拼命。窦建德率军一路上连克元州、梁州、管州等地，势如破竹，推进速度极快，看得出也是在快马加鞭，不敢怠慢。他以夏王之尊，能够亲率大军日夜兼程，与士兵吃同样的饭菜，休息得也不如他在王宫里好。可能在他自己看来，自己跟孟海公、罗艺这样的人比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他忘了这一次的对手是李世民，你吃粗茶淡饭，他却可以两天不吃饭；你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却可以两天两夜不合眼；你只骑马不坐轿，他却率领精锐骑兵日夜狂奔。就这样，李世民两天里（五月二十四早晨到二十五日下午）比窦建德多走了三十里路，而抢先到达虎牢关，正是这三十里路，决定了二人不同命运。《孙子兵法》开篇即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带兵打仗，不是一般的竞争，而是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家性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而在战场上，对自己的仁慈也就是对自己的残酷。窦建德以仁爱得天下，也以仁爱失天下。古语有云“慈不将兵”，你对自己的士兵心慈手软，平时训练的时候不忍心叫他们太苦太累，行军的时候让他们多休息一个小时、多吃一顿饭，有人不遵守军纪却不忍心责罚，不能象李世民那样“敢言班师者斩！”，最后就是象窦建德那样害得自己的士兵在战场上遭人屠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和国内白军的叛乱，在形势最危机的时刻，红军领袖托诺茨基曾这样宣布：“没有镇压就无法建立军队。指挥部的武器库里要是没有死刑就不能率领大批群众去决死战斗。必须让士兵们介于前进可能死和后退必然死之间。”——最后，他获得了胜利。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不会遇到象战争那么残酷的竞争，但竞争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要总以为自己很努力了，然后在失败后感叹命运不公平。却不妨多问一问，在我努力的同时，我的对手在如何努力，我是否比他们都更努力。惟有如此，才能把“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留给别人去自我安慰，而把“付出总有回报”的信心留给自己。
三、兵不贵多而贵精。既然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那么一堆老鼠屎更要坏一锅汤。十万人打不过三千人，就是“多”与“精”的关系的最好说明。如果从十万夏军中挑出五千精锐，再加以严格的训练，配上最好的武器和战马，加上一个相当于王世充水平的统帅，绝对可以和李世民的三千五百精锐一战。但这五千“潜在”的精兵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和组织，混杂在十万军中，则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军中还有徐元朗和孟海公的旧部，刚刚收复，士气低落、未经整合，看起来多了三万人可以大壮军威，但一打起仗来完全不顶用，徒然乱了自家阵脚，还不如不要。李世民只有数千骑兵，但各个身经百战、训练有素，能够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一声令下便毫不犹豫的冲向对方十万大军，把握住对方组织防线一瞬间的混乱，大获全胜。如果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勇猛的斗志，李世民就算是把战机瞄得再准，也会被士兵们浪费。所以，好的统帅，其才能不仅表现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更表现在平时挑选和训练一个能够完成自己战术布置的队伍，不然再出色的指挥也是纸上谈兵。公元前58年，恺撒带着三万罗马军团攻击高卢的埃尔维提人。他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埃尔维提人的首领奥尔吉利克斯颇有点军事头脑，他坚壁清野，使罗马人粮草缺少，人疲马乏，被迫撤退，又在回撤途中，布下埋伏，集中九万大军——三倍于罗马军团，趁罗马人正在行军，突然从侧翼发动袭击。这场战争，无论从战略、战术、时机的选择，军队的数量、士气上来讲，埃尔维提人都占尽优势。但最后的结果呢？埃尔维提人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万三千人逃离战场，奥尔吉利克斯的家属全部被俘。原因无它，埃尔维提人以部族为单位作战，全民皆兵，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而对方则是久经战阵的职业军人，如此而已。列宁曾经说道：“给我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过来。”他做到了，靠的就是成立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思想绝对统一、组织绝对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党。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在吸收党员的标准问题上，列宁宣称：“宁可让十个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成为党员，也不能让一个空谈家有机会入党！”，尽管列宁在观点在会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但他仍不满足，为了完全排斥孟什维克，又在会后成立了独立于俄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有人建议列宁放宽标准，把部分孟什维克团结到自己阵营中来，但列宁拒绝了。他要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的不是1905年革命那样各种政治派别的大表演，而是一群最坚定不移的革命家，并在这群革命家的领导下建立一支绝对服从党领导的职业革命军——红军。他们数量虽少但战斗力极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进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苏维埃政权被逼得退缩到莫斯科极其附近地区、战区经济完全崩溃，党内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分裂和动摇，而他的敌人们，尽管看起来声势浩大、数量众多——有英、法、美、德等强国的武器支援和各国“志愿军”，还有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群起围攻红色政权的白军，但大都是临时拼凑的队伍、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最终被红军各个歼灭。后来这一模式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所效仿，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共产党在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能征善战、以一当十，就是得益于这种“益精不益多”的建党建军思想。这样的道理，用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也是一样，很多企业盲目扩张，追求营销总额的扩大，而忽视了管理队伍建设，企业规模上去了，但缺乏一支坚强有力的中层管理队伍，最后出现人员、资金的混乱、一夜之间突然崩溃。要想把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就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来组建一支人数不多但精明能干、忠诚团结的管理队伍，由这支队伍来带领一批经验丰富、培训严格的员工，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坚强的钢筋水泥骨架，把大厦建得再高也不会崩塌。
丰臣秀吉VS德川家康：高手过招
“杜鹃，你要是不啼，我就弄死你。”
——织田信长
“杜鹃，你要是不啼，我就软硬兼施，想尽千方百计让你啼。”
——丰臣秀吉
“杜鹃，你要是不啼，我就等到你啼为止。”
——德川家康
背景：
早期的日本社会由很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后来又发展成了一些分散的奴隶制国家。公元4世纪末，以大和（今天日本岛中部京都和大阪之间的奈良县）为中心的大和国统一日本，统治者称天皇，日本民族遂自称“大和民族”。
从公元645年起，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日本向唐朝学习，把全国划分成为若干“国”和“郡”，由天皇任命的国司和郡司管理，将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户。但由于传统贵族势力的强大，这种改革很不彻底，旧贵族保留了许多大地产，而且这些大地产通常是免收税赋的，成为政府行政体制以外的庄园。
随着天皇政权的腐朽，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为了逃避赋税，大批农户将自身连同土地托付给享有免税特权的庄园主。于是地方封建势力日渐强大，大庄园主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规模军队，步兵的头领被称为“武士”，对日本民族影响至深的“武士精神”开始形成，其核心就是对家主绝对忠心和勇于牺牲。
地方势力无视中央政权的存在，开始互相争霸。最后，以镰仓（今天日本东京附近）为中心的诸侯源赖朝取得胜利，于1192年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统治日本。习惯上称天皇政权为“公家”，幕府政权为“武家”。
1333年，镰仓幕府被推翻，国内又陷入混战。1338年，足利尊氏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1392年，足利尊氏的孙子足利义满再次统一日本，在京都的室町建立“室町幕府”。
到了1476年（应仁元年），室町幕府内部因为继承人的争端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11年，史称“应仁之乱”。战争摧毁了日本的经济，室町幕府衰落，群雄割据的局面再度出现。从此，日本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
一、第一次过招：本能寺
（1）高松城
六月是日本多雨的时节。公元1582年六月3日的夜晚，大半个日本都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日本岛西南部“中国”地区与中部“近畿”地区交界处的高松城也不例外。
高松城位于备中境内，临近备前和濑户内海，依山而立、傍水而坚，扼南北之要冲，极尽地利之险，为兵家必争之地。但现在，这座易守难攻的边境重镇却陷入了一片汪洋，在六月的凄风冷雨中飘摇不定，如同风中之烛、浪里偏舟，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洪水已经漫至墙头，只要再稍一上涨，整个高松城就将遭受灭顶之灾。
原来，统率织田氏大军进攻“中国”地区的将领羽柴秀吉在依次拿下边境城池客路、冠山、加茂、日烟、松岛、庭濑之后，集中兵力攻打高松城，围城一个多月也未见成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受连日暴雨的启迪，突发奇想，花钱雇佣当地农民，在下游建起了一道长达300米的土堤，使高松城附近大井川和乳吸川的两川之水倒灌，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水漫高松，大有“淹不死也要困死你”之势。
就在土堤修成之后三天，“中国”地区的统治者毛利辉元派来的三万大军赶到了，主帅吉川元春，副帅小早川隆景，这两人都是毛利辉元的叔父，辅佐年幼的毛利辉元处理政事。援军虽然数量占优，但面对一个硕大的人工湖，如果贸然出击，对方炸掉长堤，那真要上演日本版“水淹七军”了。所以只好占着西南面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带，无计可施。
更糟糕的是，据可靠情报，羽柴秀吉的援军也随时可能到达。
面对如此危局，吉川元春只有屈服。经过谈判，毛利氏用五国之地换取高松城中数千守军的性命——并非吉川元春有什么菩萨心肠，战国时期的日本人口稀少，兵源极为难得，所以大凡精明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