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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叶永烈)上-第2章

小说: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叶永烈)上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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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着头上的汗忙应道:“冷饮吧!”我聆听屋里放着的邓丽君小姐美妙悦耳的歌曲,浏览着房间里的摆设及日本小工艺品。 

  “冷饮中加点酒吗?”敦子问我。 

  “不用,我不会喝酒。” 

  “啤酒呢?” 

  “啤酒也不会喝。我当运动员时,是不允许抽烟喝酒的,到现在和酒仍没有缘分,却吸上了烟。” 

  敦子女士马上从抽屉里拿出日本七星牌香烟,递到我面前。我感谢地笑着看了她一眼。 

  “赵丽,你怎么和敦子女士认识的?”我问道。 

  “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他对我像大姐姐似的,所以我有时就来这里玩。” 

  敦子女士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问道:“听说前几年您一直在山西工作?” 

  “是的,我是一九八0年十月六日结束审查被送往山西的。初到山西举目无亲,周围的人们没有歧视,没有落井下石,对我却很关心。政治上严格要求我,生活上照顾我,训练上信任我。许多人以诚相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善良美德,看到了对人的尊重,看到了希望。鹰飞得再高,还是要回到大地,现在的我,不是又回到大地了吗!” 

  敦子女士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我的谈论,暗暗地打量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五脏六腑似的,然而她却抚慰般地说:“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我们都能理解,如果你今天还在上面,可能我都不敢去找你,你下来了,我很愿意去看你。” 

  “谢谢你!”我感谢地说,“值得庆幸的是,‘四人帮’下了台,我逐步地清醒些,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现在好了,我调到教育战线搞我熟悉的技术工作。搞技术工作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老师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在传授技术的同时,要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人民……这也是政治。否则老师的错误会在孩子们身上繁殖、生长、开花、结果。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说是吗?” 

  “是的,日本对教育非常重视。” 

  “敦子女士,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教育经验?”我诚恳地说,“对我初来教育战线也是一次学习。” 

  “这个,我不敢当,我只能简单地谈一点儿。日本在战前对教育工作就很重视,现在比过去搞的更好,孩子不论贫富,必须上学,这是法律规定的。全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必须在初中以上,日本基本上已扫除了文盲。大学毕业生在日本的比例也很高,连幼稚园的老师,也必须是大专毕业,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合格证的才能担任。” 

  “真了不起!战后日本在经济上非常困难,可是短短的几十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因素很多,但人类灵魂的基础工程——教育,日本始终抓得很紧,抓得极有成效。另外一点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摆脱人类愚昧、贫穷的重要手段。这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 

  这时,敦子又给我和赵丽送上一杯淡绿色的、冒着幽幽清香的日本茶,我用眼神致了谢意,换个话题问道:“您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工作的时间和中国是一致的,晚上有时要加班,还要接待从日本来的同事和客人,有时到外地出差,晚上没事情时就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想活动一下身体时,到丽都饭店打打保龄球。下次,我请你们去打保龄球好吗?” 

  我和赵丽愉快地点着头。敦子女士看了一下表,说:“我们到餐厅边吃边谈好吗?” 

  在日本餐厅门口,经理钱明先生一眼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比过去胖了,看你精神很好,没怎么变样我很高兴。你过去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人们对你都很关心,经常谈到你,欢迎你常到这里来。” 

  “谢谢您!以后还可能来,望您多多关照。”我客气地说。进了餐厅,我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落座后不久,服务员根据敦子女士的要求送上三份高级盒饭。敦子女士客气地招呼我们用餐,赵丽却纳闷儿地问我:“这里您常来吗?他们怎么认识您?” 

  “有近十年没来这里了,过去常来,比赛时曾住在这里,还有认识我的人。” 

  敦子女士问道:“庄先生,您能吃生鱼片吗?” 

  “能吃。” 

  敦子女士趁我们没动筷子,把她盒饭里的生鱼片和虾不停地往我盒里夹。我不好意思,忙客气地阻拦说:“都给了我,你够吃吗?”






男性应当多吃。”敦子女士鼓励说,“这个桌子小,只能放三份,您若不够吃我再给您要一份。” 

  “谢谢。当运动员时吃得多,现在当业余教练,运动量少多了,吃得比过去少,但喜欢吃肉,这是过去养成的习惯。” 

  赵丽问敦子:“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素一些的,鱼、肉也吃一点儿。” 

  “赵丽,在饮食结构上,敦子小姐比我们吃的科学。” 

  “庄先生,你现在不是胖而是壮,应当多吃点。”敦子鼓励道。 

  “我现在已经比过去胖了,一方面加强运动,一方面在饮食上要控制。” 

  “这样生活太艰苦。”赵丽道。 

  “小赵,苦与甜是推动人生前进的两个车轮,一个车轮是不好前进的。如果一个人不付出苦的代价,你很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人胖一点是可爱的,再胖一点也是可喜的,再胖一点就可笑了,还往下胖就可悲了,如果再往下胖,大家也不说他,更不笑他,都可怜他了。” 

  “如果这个人再胖下去怎么办?”赵丽俏皮地问。 

  “索性胖到底也有办法了!肚子下面装上个小轮子,不就半自动化了!” 

  她俩笑得弯着腰,捂着脸,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四 敦子是在中国长大的 

  “你来这里生活上习惯吗?中国这些年变化大吗?”从餐厅回到敦子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她。 

  “生活上一点儿没问题。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给我们各方面带来了便利。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宽敞的街道,美丽的立交桥,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和效益。人们的服装也不单调了,五颜六色的,款式也很漂亮。市场的供应比过去丰富,花样品种也多了,给人的感觉有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气息。过去来中国,只能吃中餐或西餐,现在北京有好几家日本餐馆了,这对我们日本人很方便。出租汽车、长途电话等服务性行业也发展较快。总之感到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庄先生,您感受如何呢?” 

  我低下头,想了一下说:“过去私下和外国人往来是不允许的,现在,咱们能在一起聚会,这是很大的进步。上个月我去深圳特区讲学,感触颇深。过去破烂不堪的小镇子,只经历了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凡去过深圳的人,大都赞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有我的名字。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工厂,姚素萍成了保皇派。有次对立面展开大辩论,把姚素萍围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伸手还打了她。我在旁边看到这个场面,吓得腿发抖,不知怎么办好。我有些不服,就帮姚素萍贴大字报,还签了名。那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外国人。这下惹下大麻烦,当时规定外国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就说我是特务、间谍,弄到公安部门,对那张大字报又是拍照,又是调查,还到北京公安部,要求承认我是特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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