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顾炎武(清)-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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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某肃总兵官都督费不能专断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耻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余人，坐守义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耻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耻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耻，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耻。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后》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历之兆矣。”事寝不行。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
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关，欲危宗社。今日朱玉专权，谋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贻笑于四方，取议万世者也。臣请自今以后，一不许内官与国政，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内官贤良者万无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臣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之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陛下天纵圣明，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史致疑。称美者骤逾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急归朝廷，恩结宦寺，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内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则祸乱自然不作，实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则祸起萧墙，变生付腑腋，异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举朝廷之所讳。臣等虽愚，亦知避祸。但受恩朝廷，无以为报；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上责徽等妄言要誉，命吏部俱调州判官。
中都之变，宦官偾事之前车也。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以外廷无人甚也。平阴之役，夙沙卫殿殖绰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天子以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为耻，且群然攻之。廷论虽哗，上心弗信。及暂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于是乎再任宦者，而国事已不可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内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无人，而国事又将谁属乎？至于昭王叹息，思良将之已亡；武帝咨嗟，虑名臣之欲尽。而燎原靡扑，过涉终亡，可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于多难之时，而得贤臣之助者，以其养豫而储之广也。《传》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则必在于人才矣。”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论曰：夫以蛰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谕礼部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攸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独严近习之防，敕内官毋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拔本澄源，意甚深远。朕鉴后追前，凛持祖训。自今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典礼缮戎，或鸠工管钥，或司膳服，或办文书，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即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察旧典，开无职掌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疏言：“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官，掌于小宰。古圣垂法，下戒将来，盖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而取衷焉。其设内官也，监司局库各有定员，秩不过四品，俸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假窃之渐。至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矣！虽二十五年曾遣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然往谕属番，于军民无与，且不假事柄，亦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无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而时事偶异，中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始有守备南京者。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称监枪者，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至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营，益非祖宗之旧矣。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造，榷税开矿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厘正。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媲美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结’二语，足括千古治乱之源矣。臣等伏读宝训，深溯治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织启；遵典章则职守自属，严内外则侵越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敝，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者也。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将各监局职掌著为令甲，可考见者，胪列上呈现，恭候圣明裁夺。”得旨申饬。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至魏忠贤则生而赐祠，且遍于天下矣。故圣人戒乎作俑。
○禁自宫《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凯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差别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宏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自宫其幼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满朝，金玉塞涂，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未育，殆由于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臣进养子。
●卷十
○治地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袭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斗斛丈尺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地亩大小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札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科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时田制不立，川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