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顾炎武(清)-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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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新河县。地；清河、威县之间，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邹县，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田制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氵荧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氵荧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右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名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佗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佗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张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管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周阿不刺、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用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嬴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这不杏劝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匀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升五勺。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