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顾炎武(清)-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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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传》，列于废後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後》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通鉴书改元《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为帝祥兴元年，非也。黄氵晋《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後元年汉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後人追纪之为中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後人追纪之，则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年号《通鉴》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後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者。
○通鉴书葬《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後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
○史书一人先後历官《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後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史书郡县同名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後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郡国改名《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後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後汉书·党锢传》：刘YY，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後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书人同姓名《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日草火讹可、日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日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述古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後可与进于学。
○引古必用原文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後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书用意《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史书下两曰字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书家凡例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题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後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後。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後“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後，“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後，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一
○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後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後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五子之歌》适得五章，以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见耳。
《胃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诗题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
古人之诗，有诗而後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後有诗。有诗而後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後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闷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
叶少蕴《石林诗话》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然此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于文见之矣。
○诗有无韵之句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两韵也，至当不可易。下句云：“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无韵矣，亦至当不可易。古辞《紫骝马歌》中有“春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二句无韵。李大白《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二句无韵。《野田黄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无韵。《行行且游猎篇》首二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诗，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吴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此则所谓不以韵而害意者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漠》：“帝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