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顾炎武(清)-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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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卷三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入乐者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云者，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庸阝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
○四诗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
○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何彼农矣《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农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农矣，唐棣之华。曷不肃，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庸阝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南”，《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何彼农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邶庸阝卫邶、庸阝、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庸阝、卫。
邶庸阝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庸阝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礼观乐于鲁，为之歌邶庸阝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曰邶庸阝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庸阝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
邶、庸阝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邶、庸阝、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地绵广，不得为邶、庸阝、卫也。○黎许二国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庸阝。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这旨，兴灭之心也。
○诸姑伯姊《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这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朝齐于西“朝齐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晖注，以齐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盖虹霓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邶、庸阝、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庸阝、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迹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日之夕矣“鸡栖于埘，日之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