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中国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纪实-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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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
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　
年
9　
月12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
相隔不到十天，于
9　
月21　
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
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十天，于
9　
月29　
日又给周恩来、朱德、彭德
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
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
3　
万多人。歼敌


1000，自伤800，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毛泽东坚信，豺狼终究是豺狼。他对现在的合作者、原来的老对手蒋介
石是太了解了。国民党连挖他祖坟的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如
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如果任蒋介石调遣，则蒋介石一定会将八路军迅速
地拼光、耗光，以此圆他因“西安事变”而不得不终止的梦。

毛泽东希望将士们理解这些。

他更希望远在敌后的朱德、彭德怀理解这些。

4　
月
1　
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到朱、彭发动交通大破袭战的电报时，他正在
吃午饭。接到电报后，他把筷子放下，背着手走到窑洞外，他要一个人静静
地思考一下。

从毛泽东几天前起草的几封电报中应该能够“读”出他当时的想法。

在一封《关于目前宜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的指示》的电报中，
毛泽东指出发展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也就是要将注意力南移，这封电报
发于1940　
年
3　
月19　
日，
3　
月21　
日中央又发出了一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
电文中提及，应采用一切手段“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
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指的是华中抗日根
据地。
3　
月29　
日在一封《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
更加明确地提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
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
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而且毛泽东对“将
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的事项进行了安排。预计在三个月内分三批将
4　
万至
5　
万人派至华中。

从中央到毛泽东看来已经决定将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移至华中，而不希望
在华北有大的动作。

于是毛泽东的一封急电在第二天——
4　
月
2　
日发给了彭德怀。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己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
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大破袭计划暂时搁置。各部队改为分散活动。

彭德怀站在地图前，两眼紧盯着地图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般的铁路、公
路网，在沉思着。

这是1940　
年
4　
月末的一天，彭德怀在等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
的到来。

彭德怀的目光似乎透过地图，看到了华北平原上根据地军民加火如荼的
斗争，看到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他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和他一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朱德前几天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
“磨擦”，之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虽说彭德怀身经百战，但这样一位与自
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离去，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彭德怀将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信步走出了庭院。山区的春天似要到得晚
些，虽已四月，仍觉寒意，正如古诗中所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
始盛开。”看到周围新栽的小树，又令他回想起总司令临走那天和大家一起
植树的情景，彭德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情，才使得我们
能够在敌占区内行动自如，才使日寇对八路军无可奈何。但是，自从敌人拼
命地抢修道路，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以来，根据地的形势又变得严
峻起来，刚想到这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到了。”通讯员报告后站到了一边。刘、
邓等人进到院子里坐下后，彭德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是为了共同商量
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在交通线上。对敌交通线展开
破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纷纷议论
起来。

邓小平：“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日军在大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
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聂荣臻：“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
宫、内邱至矩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
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
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
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
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
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
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
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接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
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
了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出门
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
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386　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
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
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我们还是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
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
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从东京到北平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
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
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
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所谓“中间突破”，也就
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
太平洋。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就没停
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


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
毁灭跨进了一步。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
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

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
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
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
顾之忧。

日本认为时机已到。

为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
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
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
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
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　
万军队，其中有
10　
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　
多万人，并包含80　
多个精锐师。会战中，
日军伤亡
5　
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在战争初期参谋
本部要在三四个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像肥皂泡一
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
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注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四亿五
千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则软硬兼施，多管齐下。

就在彭德怀酝酿正太破袭战役的同时，日蒋间正在进行着代号为“桐工
作”的和谈。

中国派遣军高参今井武夫早在1939　
年初就力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中国事变”。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方部分人士认为可以
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日方部分人士幻想只经过
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
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轻蔑
和狂妄。当1937　
年12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
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
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
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
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
4　
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
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
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
以政治诱降为主。

这时日本的政策则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此，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就转而采取“军
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1938　
年11　
月
3　
日，日本政
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　
月22　
日
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
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
立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
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
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　
年11　
月，日军大本营陆
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
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
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蒋介石开始了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今井武夫是中国派遣军的一个高级特务。在进行“桐工作”之前，他就
曾专门从事与汪精卫的联络工作。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后，因为工作卓有成
效，今井武夫又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从事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
作”。

谈判的对手是宋子文的胞弟、宋美龄的胞兄宋子良。

1939　
年秋，今井武夫同日本名义上的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经香港大学教
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宋氏二兄弟虽是蒋的皇亲国戚，但有
时与蒋介石政府互不相容，他们没有与国民政府一同住在重庆，而是住在远
离重庆的香港。当时，日本海军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了全面封锁。对于重庆
政府来说，香港就成了唯一对外联络的基地，成为各色人物的落脚点。

开始，宋子良是拒绝同今井武夫会面的。他的理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活
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

但到了12　
月下旬，未子良改为主动要求会面。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今井
武夫和铃木中佐来说，则意味着代表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授意，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
司主任的宋子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双方就是否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是否允许日军在中国
驻兵、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
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
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
陆军少将张汉年以预备委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

1。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
3。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

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
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
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
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
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6　
月初，厦门

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

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
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