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中国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纪实-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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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
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
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

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
少的地方。

会谈当天晚上
9　
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
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
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
4　
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
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
3　
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
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
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
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
5　
月
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
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
1　
及第
3　
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
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
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
国，或叫汪隐退。

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
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
让步。

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
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
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
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

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
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
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


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
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
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　
年
7　
月16　
日退出舞台。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
英机接任陆军大臣。
7　
月31　
日今井武夫向东条汇报了谈判经过和现状时，东
条英机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日华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
遣军的越权行为。他对“桐工作”予以明显地否定。

日本的一些史书曾认为，在1940　
年
6　
月以后，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
的迹象。但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日中和平谈判的危险，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中断了谈判。

事后看，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并不是针对日蒋和平谈判的，当时
尚不确切地知道日蒋进行的“桐工作”，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所取得的伟大
胜利，确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起
到了推动抗战的作用。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　
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　
年
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　
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
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
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　
年
9　
月成立了在华
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
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
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
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　
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
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
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
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
元在1939　
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
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
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
前者主张不宜过多地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可不应忘记，两人虽观
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
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
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
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
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
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力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
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
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
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队伍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
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
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
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
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
的消长，都是无形的。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
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
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
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
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牵制作战。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
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
死。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箭在弦上

“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
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
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
们这群在山沟里的中华英才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毛译东有两个小
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
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毛泽东为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茶陵抢报
纸。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一
员大将，可见信息对于红军是和生命等价的。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盲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
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从报纸上得知，
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高兴
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他们对国际
国内形势的明瞭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


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英美法则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及向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
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

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
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
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
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但是，中共对信息获取的方式，有时也使他们发生失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
两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
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
以真的为主），使中共最高决策层得出了空前危险的结论。

七月中旬，天气炎热，酷暑逼人，八路军总部得到的消息也令人不安
：
5月中旬，日军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对大后方的轰炸
；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宜昌
；
同日，意大利宣布参加对英法作战
；
宜昌会战后，日蒋正加紧和谈，投降派正加紧活动
。
又有些情况让他们为之心动
：
敌人从华北抽掉了一部分兵力南下进行宜昌战役，至今未归
；
雨季和青纱帐时节的到来，使八路军的行动更加隐蔽
；
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在华北搞个大动作
。
在这些消息的撞击下，几个月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的大破袭计划出
台


了。
就在夏季的太阳散发出最后的光辉前，彭德怀对左权说：“战役命令发
出前先和伯承、小平他们商量一下。”
据当时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
还“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这一夜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大战
前的激动和对胜利的憧憬一定使他们谈到很晚、很晚。。
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一封急电从山西省
武乡县东南深山区的砖壁村飞向了四面八方。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
一、情况与任务
：


1。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
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
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
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
严重的政治任务。
2。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裁我
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络，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
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干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
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

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二、战役组织：

1。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
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
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2。基本破坏区，为井陉、寿阳等（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
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3。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计聂区（冀中
在内）应派出十个团，129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大部，工兵
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
区自己布置之。
4。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
。
三、战役部署另告
。
四、战役准备在八月十号前完成下列准备
：
1。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平定（平定城含）至榆次、太谷段由129
师负责，榆次、太谷段以西（榆次含）至忻口线由120师负责，侦察着眼点另告，但钳制
方面的侦察由石家庄至卢沟桥由聂区负责，由石家庄至安阳、由太谷至汾河（洪洞）、白
晋路由刘邓负责。
2。粮食准备：各出动部队从出动之日起应准备一个月之粮食。
3。破路爆破器材之准备。
4。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5。对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与会道门等工作之准备（多制就各种传单、标语）。
6。地方工作原来之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加以对敌占区各种政策及工作方法
方式等之训练。
五、战役政治保证计划另告。在战斗未发起前严格保守秘密，准备未完毕以前，战
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朱、彭、左
七月二十二日晨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不仅当时替彭德怀传达命令，几十年后，还替
彭德怀洗刷罪名。

“文革”期间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是在未上报军委、在没有得到军委批
准的情况下发起的。并将此当作彭德怀元帅反党的罪证之一。这种说法是不
准确的。起码从上述电报中可以看到“并报军委”几个字。没有收到回电确
是事实。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写道：“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
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这么大的战役，等不到军委回电，战役指挥员的心情可想而知。
为什么没有得到回电，至今没有权威性的说法。
有人说，主席当时正往在医院里，可能没有看到。
也有人说，由于王稼祥的疏忽，没将电报送到主席手里。
这些说法不知哪一种更准确。
从现存的资料看，从4月1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交通线进行总破袭”

的命令到百团大战前的“战役行动命令”这段时间内，找不到毛泽东或中央
军委同意对交通进行大破袭战的电文，而只有4月2日“当前最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