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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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米丘林受拉马克主义的影响，同意获得性遗传。他和当时的苏联的遗传学代表人物瓦维洛夫的关系是友好的。米丘林是一个朴素的果树育种专家，从不以大生物家自居，也从来没有借助政治力量排除异己。直到1935年去世，米丘林从来没有建立什么遗传学，没有提出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所谓的“米丘林生物学”只不过是李森科杜撰的、用来支持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的一个招幌。
2）勒柏辛斯卡娅与新细胞说。
勒柏辛斯卡娅毕业于医学院，曾长期在组织学实验室工作。1933年，62岁的勒柏辛斯卡娅开始进行细胞起源的研究。1945年她发表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以及生活物质在有机体中的作用》一书，对自己关于细胞的研究工作做了详尽地总结。她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从而推翻了德国着名生物学家微尔和从病理学研究提出的“细胞来自细胞”这一科学假说。当时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为这本书作了序，称她的发现是对科学的伟大贡献。
尽管多年来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术研究进行过质疑、反对和批判，但因为李森科的支持，勒柏辛斯卡娅的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并被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变成了生物学的基础之一。1950年政府甚至做出决议，宣布勒柏辛斯卡娅的工作是伟大的成就，号召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在此方面进行研究，勒柏辛斯卡娅也被授予了斯大林奖金。
政府的行政命令果然使一些科学家按照勒柏辛斯卡娅的研究方法进行重复性实验研究，检验结果证明她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错误的，没有一项实验能够确认或者重复。到了1956年，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基本上被学术界否决了，许多研究单位自动取消了有关“生活物质”的研究。
3）波希扬的微生物学新理论。
波希扬曾任苏联农业部实验兽医研究所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马的传染性贫血。1949年，波希扬出版了一本很轰动的小册子《论病毒与细菌的本质》。波希扬的这本书得到了他所在的研究所所长列昂诺夫的作序和苏联农业部兽医司司长的吹捧，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列昂诺夫从政治和哲学的高度对波希扬的理论进行褒奖，并把波希扬的理论和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等同起来，这等于给波希扬的理论打上了李森科的政治权力保护伞。
在这本书里，波希扬提出了为数众多的新理论，如病毒和细胞可以互相转化、活菌由非生命物质转化而来、病毒可以在普通细菌培养基上生长，等等。不过这些结论既没有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没有实验对照，更没有学术机构的鉴定和审核。面对苏联医学科学院组织的专家检查，波希扬拿不出任何支持自己的证据。由于波希扬没有得到李森科的直接支持，波希扬的新理论很快就寿终就寝了。1954年后，波希扬也在苏联科学界消失了。
4、瓦维诺夫与李森科的斗争
瓦维洛夫1887年出生于莫斯科，从莫斯科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留学英国和法国。瓦维洛夫回到俄罗斯后，1917年被任命为沃诺尼兹农学院遗传学和育种学教授以及萨拉托夫大学农学教授，1920年在彼得格勒担任应用植物学所（该所后来为苏联植物栽培学研究所）所长， 1929年成为苏联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
瓦维洛夫也早在20年代初就拟订了一个整理全国植物资源的系统计划，其中包括提高选种水平和种子生产水平的研究方案，也开始考虑在苏联如何利用世界科学及其实践方面的最新成就。人们对植物品种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要获得兼具各种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如愿的。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最有效的途径是用个别具有合乎需要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从杂交后代中继续选择确定所需要的组合，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因学说。瓦维洛夫及其合作者们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打算从各个角度加以系统研究，以便使广大育种工作者都能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和实践方面的指导。根据瓦维洛夫的建议，成立了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实验基地网络。他还在短时间内组织了大约200次资源调查，研究了65个国家的农业和植物资源，收集了15万种以上的植物品种或品系。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夺取高产的植物育种体系。到1937年已经通过大量选种和发展纯种系的方法选出了一些谷类作物的优良品种，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推广应用。瓦维洛夫最重要的着作是1926年出版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
瓦维洛夫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科学家的普遍认可。着名的美国遗传学家、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缪勒（Hermann Joseph Mul1er）于1933～1937年间曾经应瓦维洛夫的邀请到苏联工作过一段时间。原定于193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因为瓦维洛夫受到批判而改在1939年英国爱丁堡举行，在缺席的情况下瓦维洛夫仍被当选为大会主席。1942年英国皇家学会选举瓦维洛夫为会员。
瓦维洛夫开始还称赞李森科是一个实干的农学家，并支持过李森科的工作，1934年提名李森科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后来还提名李森科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5年之前，李森科也对瓦维洛夫的成就表示过推崇。瓦维洛夫和李森科的冲突发生在1935年6月以后，李森科在各种会议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逐步否定遗传学。他坚持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否认孟德尔定律，否定魏斯曼的种质学说，否认染色体是遗传物质，反对基因说，直到反对分子遗传学。李森科的全盘否认遗传学和行之有效的遗传育种方法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包括瓦维洛夫在内的苏联国内遗传学家的反对和批驳。
瓦维洛夫重复李森科了一些实验，大胆宣布自己做不出这些实验，由此用科学方法指出了李森科的谬误。瓦维洛夫指出杂交谷物在美国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当代遗传学的直接产物，用事实例证来反对李森科。 瓦维洛夫曾对李森科调走细胞学家和关闭细胞学实验室的做法提出抗议。他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上诉，大声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
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就被陆续逮捕了。1943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瓦维洛夫在萨拉托夫被枪毙。
5、李森科事件的影响
在近30年的时间里，李森科的“新生物学”对遗传机制的阐明没有丝毫进展，关于遗传性的定义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还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灌输给许多人，并迫使人们理解它，但却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新知识。李森科每提出一个新建议，就总会有那么一些习惯于趋炎附势。李森科周围的一伙人与其说是学派，不如说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宗派或帮派。他们掌握了领导权，控制了舆论。一般公众既不知道现代遗传学的卓越成就，也不清楚李森科主义给前苏联科学和农业等方面所造成的危害。
受苏联的影响，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还是在社会思潮方面也照抄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在科学争论上，也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李森科凭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拉起“米丘林学说”的大旗，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风行一时，给这些国家的生物学、农学、林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以及社会风气，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科学家的人格和良知为强权所践踏。新中国成立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1952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1952年６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着名生物学家谈家桢也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尔根的学说而作了检讨“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错误看法”＇2＇。于是，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遗传学研究被停顿。遗传学家们虽然一般仍留在原单位，但全部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甚至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马肃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被全部销毁。1955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大会上，胡先马肃受到了政治批判。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分子遗传学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使生物科学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遗传学理论随着科学实验的发展大踏步前进了，基因学说逐渐被大多数遗传学家所接受。
6、教训与启示
对李森科事件做出准确而全面的分析不是容易的事，主要有苏联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斯大林领导模式的弊端、经济建设中的实用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等方面的原因。
十月革命后，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多数知识分子对政府持冷漠观望态度，而政府则对知识分子持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因此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隔阂。结果是苏联政府对采取强迫知识分子工作的措施，实行了管制，如不许知名大学的教授、企业总工程师、军工部门的专家离开岗位或者出国。同时，政府需要急于培养自己的“人民科学家”、“红色专家”。
斯大林上台后，在科学文化政策方面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对立意识和统治意识，并开始了有制度保障的大规模迫害旧知识分子而扶持新的接班人的进程。经济建设的需要又不能不依靠科学文化，因此由此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急功近利、主观盲动以及排他性的政策。被认为是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对国家直接有利益的研究就受到政策保护或者加大科技投入，或者盲目推广；相反的则被排斥。例如，与国防直接相关的军事科学、与农业增产直接相关的农业科学受到重视，而其他基础科学则被排斥。
同时，苏联共产党上台后，新的政权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和歧视，苏联政府也采取了极端对抗的形式，国家被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想也被人为地贴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签，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提出的思想就被化为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唯心主义的哲学，用意识形态了决定了科学的先进性、合理性。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摩尔根的遗传学说、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等都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学说。
因此，李森科是在上述综合背景下完成个人历史上的飞黄腾达的。李森科的发迹与他对春化作用的研究直接相关，这项工作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而他的遗传学理论则是建立在米丘林的工作基础上的，米丘林在培养良种方面也确有一定贡献。李森科正是借助于在生产中的上述两方面的某些成功业绩，而使自己在持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赢得超常的认可的。 而瓦维洛夫作为一名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坚持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执拗地不承认李森科的“发现”，触怒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的巴不得一夜之间获得成千上万吨粮食的幻想发了冷水。结果瓦维洛夫走向了与李森科截然相反的命运之旅，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没收了财产。
注：
1、魏承思，中国当代思潮丛书总序，见严博非编《中国当代科学思潮》，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p1。
2、很多科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地、不自觉地宣布放弃自己的专业立场。例如，化学家唐敖庆写了“肃清化学构造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化学家徐光宪写了“中介共振论的批判”，数学家关肇直写了“论目前对数学者们科学的几种错误看法”。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五篇 不同时期的科学家
第31章 “两弹一星”与中国科学家
中国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历史在世界上很引人注意，西方的物理学家对中国的物理学发展的进步本来没有什么认识，当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后，西方的政府和物理学家们才知道中国有很杰出的物理学家。尤其使西方至今还没有弄懂的是中国发展氢弹的速度。中国远比法国发展得快，这一点给了西方政府和科学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到，中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 ——杨振宁《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
中国的“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卫星。
20世纪40…60年代在军事对抗的促进下，世界核科学、航天科学的研究达到高潮。
美国于1945年7月16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是一颗铀弹。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放了第一颗用于战争的铀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放了一颗钚弹。此后，超级大国开始了核武器的竞赛。苏联、英国和法国相继于1949年、1952年和1960年分别研制成了原子弹。
1952年10月31日，美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苏联、英国和法国也相继于1953年、1957年和1968年分别制成了氢弹。
导弹是指一种装有爆炸性弹头并能依靠控制系统的制导自动瞄准目标的火箭。德国制成的V…1飞航式导弹、V…2弹道式导弹率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在导弹上的竞争十分激烈。
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法国和日本也相继于1958年、1965年和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密切注视着这些与军事、政治等密切相关的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
1、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科研体制特点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形成5路科技大军：一是科学院系统的科研院所；二是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研究设计院所；三是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四是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农业和医药卫生）的科研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的设计研究所；五是地方科研院所和地方企业的科技队伍。
50年代形成的中国科技体制的基本框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和孤立的政策，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在经济上只能先效法苏联搞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这一体制就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它也必然产生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体制，科技资源主要通过计划进行配置；另一个是基本上照抄照搬了苏联科技体制的内容。这种科技体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