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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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那真会是他们在我身上所引起的征候的一部病历。但是他们和所有这类的生物共有这种情形：这样的生物只能够从他们在某些组织中所造成的混乱里被推断出来。
我有过不速之客式的邻居和非常有规律的邻居。我曾经坐在那里，试着去发现第一种邻居的准则。因为显然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准则。而当有规律的邻居在有一天的夜里会外出到很晚的时刻，我就会向我自己描绘出他们该会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我就继续开着灯并且象一个年轻的妻子一样地担忧着。我有过那时正在怀恨的邻居，有过热烈恋爱着的邻居。我甚至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一种感觉如何在夜半的时候转变为另外的一种感觉——然后，当然，在此情形下睡觉是不可能的。而人们可以十分普遍地看出来睡觉决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在圣彼得堡的两位邻居，举个例说，都不太重视睡觉，其中的一位会站在那里玩着小提琴，而我确信他是朝那间全部醒着的屋子望去，这间屋子就是在令人不悦的八月的夜晚依然灯火辉煌，在右边的另外的那位邻居，我知道他是躺下来了；的确，在我起床的时候，他还没有起来过。
他的眼睛甚至还是闭着的，但是别人不能说他正在睡觉。他躺在那里，用小孩子背诵他们听来的诗歌的那种声音，背诵着长诗——普希金（Ｐｕｓｈｋｉｎ）的和尼卡拉索夫（Ｎｅｋｒａｓｏｖ）
的长诗。不说左面邻居的音乐了，就说这个家伙和他的诗实在使我郁结不解，要不是时常来拜访他的学生有一天开错了门，天知道会有什么事。他把他这位朋友的故事告诉我，这才使我放心了。至少，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和清清楚楚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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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我就不再加以推测了。
在隔壁住的那位小公务员，有一个礼拜天忽生出奇念，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他假设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活着——就算他还有五十年吧！他对自己的宽大，使他心灵的结构轻松得很。而现在他要把自己紧张起来。他想这些年可以把它变为日，变为分——的确，只要人有耐力，还可以变为秒。而他数呀数地，数到一个数目，那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个数目。他觉得头昏眼花。他必须把自己稳定一下。时间是宝贵的，他常常听到这句话。而现在，他惊奇的是一个人有这么多的时间而不被监视住。
他是多么容易地被劫持呀！
但是，这时他那良好的，几乎是快乐的情绪又产生了：他穿上了毛外套，使人看起来魁梧一点，给人的印象深刻一点，并把这全部荒唐的资金给了自己当作一个礼物，还带着谦虚的口吻向自己演说：“尼可拉。古密斯”
，他善意地说着，并且想象他也坐在马鬃做的沙发上，没有穿毛外套，消瘦而懦怯；“我希望尼可拉。古密斯，”
他说：“你的钱财不会跑到你的脑子里去。记住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世间还有可尊敬的穷人；还有更穷的贵族和将门的小姐，他们沿街售物。”然后乐施者继续举出全市镇都知道的一些例子。
另外的一个尼可拉。古密斯，坐在马鬃的沙发上，已在接受礼物，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看来他好象很有理由。的确，他不改变他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中的任何一件事。
他在星期天的花费，是为了保持他帐目的均衡。
但是，不久，只在几星期以后，他注意到他花费了难以相信的数目。我要限制我自己，他想。他起得很早，匆匆梳洗一下，站着喝了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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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就跑到他的办公厅，来得太早了一点。他在每处都节省一点时间。但是在星期天，就无法可省。然后，他知道他受骗了。我不应该变换我的资金，他对自己说，一年的时光是多么漫长呀！但是这可悲的已经用去了的一点变换，不知道是怎么搅的。当他坐在沙发上，等待着那个要向他索回时间的穿着毛外套的人时，整个下午就变得很不对劲。他要闩上那房门，不允许那人离开，一直到他拿出那时间之后。
“在帐单上，”他要说，“每张可能有十年。”四张十年的和一张五年的，其余的他可以算到魔鬼的名下。是的，他准备把余下的给他，只为了避免任何的麻烦。心烦意乱地，他坐在马鬃的沙发上等待着，但是那个人没有来。而他，尼可拉。古密斯，几星期前很容易地设想自己坐在那里——现在他真的坐在那里，他不能想象其他的尼可拉。古密斯，穿毛外套的那一个，宽大为怀的那一个。天知道他变得怎么样了。也许他的欺骗被注意到，而现在则在一所监狱中。无疑的，这个人并不只毁掉他一个。这一类的骗子常常是大规模地引骗着。
他想到应该有些国家的机构，一种时间的银行，在那里他至少可以兑换他部分的极小气的秒。毕竟，它们是不虚假的。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机构。
但是在通讯簿中，人们的确又会找到类似这一行业的机构——在“Ｔ”
这个字母下面，或者也许就叫做“时间银行”（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Ｔｉｍｅ）。在“Ｂ”
下面也很容易找。
可能“Ｉ”
这个字母那一栏也得考虑到，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帝国的机构（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就它的重要性来看。
稍后，尼可拉。古密斯常常坚持在这个礼拜天，不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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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东西，纵然他感到沮丧。
因此，当发生下面的事情时，他完全是清醒的。最低限度他可能说出所发生的事，也许他在那里小睡了一下，这该还不错。这种片刻的小睡起初对他颇有一些解脱的作用。我把我自己和数字搅缠在一起，他对自己说。而我对数字真正是毫无所知。但是，显然这些数字不能被认为有多大的重要性。终究，它们不过是公务上的一种计划，以便保持事情的秩序。除了在纸上，有任何人见过一个数目吗？在一个宴会中，举个例说，人们遇不到一个７或者一个２５。它们不存在那里。但是却是有一点混乱，那是由于心不在焉的结果。时间和金钱，好象这两种东西不能被分开似的。尼可拉。古密斯几乎笑了起来，假如一个人象这样扰乱自己，该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在时间上，最重要的还是在时间上。现在，每一件事都要变得不同了。时间——无疑的，是一桩棘手的事情。但是它只和他一个人有关吗？它不也以他曾发现的同样的方式一秒一秒地影响其他的人，即使他们不知道它？
尼可拉。古密斯甚至从别人的吃亏中感到欣然；就让它去吧——他总是这样想着，当某些奇异的事情发生时。他感觉到一阵微风吹过他的脸，吹过他的耳朵，他感觉到它到了他的手里。他发呆地站着。窗户是关得紧紧的，而当他坐在那里，在漆黑的屋子里，张着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开始了解到现在他所感觉到的正是时间本身在经过。
他完全认识它们，所有的秒钟一个个紧接着，快极了！快极了！天知道它们奔向何处。现在，他要坐在那里一辈子，微风继续吹过。他预见他要害上一切的神经痛症，而且要愤怒得发狂。
他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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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惊奇还没有过去。在他的脚下，那里也有什么东西象在摇动着——不只一种，好几种摇动的东西在奇怪的混乱里起伏。
他吓僵了：那可能是大地吗？
的确，这就是大地。
终于它摇动起来。这种情形在学校里曾经提到过，虽然它很快的就过去，而稍后人们尝试过把它遮盖起来，谈论到它的人都不被认为是风雅的。但是现在，他变得很敏感，他不能不如此地感觉。其他的人是否感觉到它呢？也许，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示出来。可能它们并不在乎它，这些水手们。尼可拉。古密斯，无论如何是不幸地对这一点特别敏感：他甚至躲避电车。
他在他的房子里摇摆不定，就如同是在甲板上一样，要左右地扶着。使事情更糟的是，他忽然想起有关地球斜轴的一些事情。不，他不能忍受这种摇动。他觉得实在是不行了。
躺下并保持平静，他有一次在什么地方谈到过这句话。
而自此以后，尼可拉。古密斯就一直躺着。
他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当事情都还十分过得去的时候，日子好像也平静些，也就有了闲暇。
于是，他就想起了诗。
你很难相信这帮助有多大。假使你背诵这样的一首诗，慢慢地背，并在句尾的韵脚上再加强一下，这样就是说有一些固定的东西，你可以注视着它——当然，这只是象征地说：他去认识所有这些诗句有多幸运，而他经常对文字有浓厚的兴趣。
他不埋怨他的情况，对他有一段长时间认识的那个学生，向我保证说。只是，当时间流逝，他会对那些四处行走并能忍受大地摇动的人们，生出一种夸大的尊敬。
我把这个故事记得如此正确无误，乃是由于它给我无限的慰藉。我可以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另外的邻居如同这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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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拉。古密斯一样地和睦易处。当然，无可置疑地他是会钦佩我的。
G我们发现了自己不知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寻找一面镜子；我们要把我们的装扮拿掉，并且去掉虚伪的东西而活得真实。但是在某些地方我们忘记的一片伪装仍然粘着我们。在我们眉宇之间尚有夸张的蛛丝马迹可寻。我们没注意到我们的嘴角是弯曲的。就这样我们到处晃荡，一个冒牌者和一个仅仅的一半：既没有达到存在，也没有成为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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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卡夫卡：三个寓言
前言：法兰西。卡夫卡（Ｆｒａｎｚ
Ｋａｆｋａ）于一八八三年C诞生在布拉格，于一九二四年逝世。他出版过一些短篇的东西，包括《蜕变》（Ｔｈｅ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在内，但没有完成或试图出版两部主要著作：《审判》（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和《城堡》（Ｔｈｅ
Ｃａｓｔｌｅ）。事实上，他还想毁掉原稿，但是马克思。布劳德（Ｍａｘ
Ｂｒｏｄ）
却在卡夫卡死后出版了这两部著作，这是违反卡夫卡的叮嘱的。布劳德对于不同章节的处理受到过指责，他在他的附录和传记中所作的解释，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是支持不住的；但是每一个崇拜卡夫卡的人都得感谢布劳德。
在解释《城堡》一书的最重要的文件中，有下列三个寓言。它们也都是卡夫卡风格卓越的示范：简明，看起来象是没有艺术性的散文，却能立即激动智性和心灵，并且把我们运送到卡夫卡式的世界中去。译作并不理想——能读一点德文的人还是去读原著 —但是卡夫卡的世界却仍保存在那里。
（第二个寓言中的最后一句，毫无疑问是误译了：Ｄｉｅ
Ｌｕｇｅｗｉｒｄ
ｚｕｒ
Ｗｅｌｔｏｒｄｎｕｎｇ
ｇｅｍａｃｈｔ的原意该是“世B界秩序是建基在一谎言上。”）
就算是在译作之中，这些短短的寓言也能象少数世界文学著作一样完满地满足了高级的标准。这标准可见于尼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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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句里：“这是我的野心，要在十个句子中说出其他人在一本书里说出的话——或其他人在一本书里没有说出的话。”
虽然这个格言几乎没有人能象齐克果和雅斯培那样地称适，但是仍有许多批评家崇拜他们四位——可能因为这些著作对人类荒谬的情况说得如此坦白的缘故。
在通常的注释中，卡夫卡的《城堡》象征着上帝：英雄远离了上帝，在乡村里的人民却较为接近上帝，而问题则是有关所谓神恩。在小说的开头，我们知道这个城堡是ＷｅｓｔAｗｅｓｔ伯爵的城堡，但往后这个伯爵在故事中就不再出现了。
德文的“ｗｅｓｔ”
“这个字，意思是”腐烂“。我以为在《城堡》书中，上帝是死亡了，而我们却面对着普遍性的意义的缺乏。
村民并不是接近上帝：在尼采的《快乐的智慧》书中的“疯子”说：“这巨大的事件尚未到达人们的耳朵里”。他们还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皇帝就在第一篇寓言里死掉了，而在最后的一篇寓言上，没有国王了，信差大声地喊叫着圣旨，而圣旨却是没有意义的了。
在卡夫卡的一本笔记里，终于——在第四节中——我们找到了一页纪要，由那里我引述如下的一段：“老伯爵确实是死了，这样，年青的一位就得继承；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在历史上有了个停顿，代理人走入了空虚之中”。
卡夫卡介于尼采和存在主义各家之间：他描绘出海德格在《存有与时间》中所说的人被“抛入”世界，沙特的无神世界，以及卡缪的荒谬世界。
在《审判》中的“法庭”所讨论的问题，其重要性并不稍减：那是卡夫卡有关他的写法和他的意旨之最广泛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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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简明的风俗中，一如在创世纪中的文章一样，他所构作的故事引起了无数不同的解释；而他也不想缩限于一个绝对的意义上。当我们一读再读《城堡》一书的开头，并把它和印在书尾的变化多端的开头相比较，事情就变得十分的清楚，那就是卡夫卡用尽他的方法去排斥单一注释的任何可能性。暧昧就是他的艺术本质。
关于波罗米修士（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这古老的神话，有四种不同的解释，卡夫卡在他那第三本笔记中写着：“这神话尝试着要去解释那不可解释之事。它既来自真理之处，它自当再在不可解释中结束。”
那是为了真理的原故，卡夫卡回避降到一种单一的解释。我们面临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抗拒每一种要去做强制性注释的企图：生活提供它的本身去作多方面的解释，这才是生活的本质。
卡夫卡不是蒙昧主义者和权威主义者：他的心智是明澈的，精密的和清晰的，在他主要的著作中，正如他在“给父亲的信件”中一样，他指向那些当权者的缺点和丑行。他并不须要降服，让一个牺牲了的知识分子孤独吧！确实的，纵然批评的心灵不足以从悲哀中补救人性，卡夫卡会同意，那些放弃它的人是正从油锅里跑到大火中去的。
D（一） 一道圣旨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给你，你这个卑微的子民，在皇帝的阳光之前，退缩到最远地方的无足重视的阴影。皇帝从他那垂死的床上，下了一道只给你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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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
他命令那个使者跪在床边，把圣旨轻轻地说给他听；他说了这么多，于是就叫使者把圣旨复说一遍给他听。
然后，他把头点了一下，表示这使者复说的都对了。是的，在聚集前来候他驾崩的观者之前——所有阻碍的墙壁都推倒了，在广大的和高高的阶梯上，一行列地站着一群王子——在所有这些人面前，他下达了他的旨意。使者立即踏上他的途程；他是一个有体力，不疲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