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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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你们更明白这种舍弃的状况,我想举出我的一个学生的情形为例,这学生要我在下述的情景中替他找出解决的办法。他的父亲正和他的母亲吵架,而且还有“通敌”的倾向。他的哥哥在一九四○年德军侵袭时被杀,而这个青年人,怀着原始而激昂的心情,燃烧着复仇的愿望。他母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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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单独住在一起,深为他父亲半叛国的行为和长子的死亡而悲痛。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但是这个青年人这时却处于两种选择之间——到英国加入自由法军,或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生活。他十分清楚他母亲是为着他而活,他的消失——可能是死亡——会使她陷入绝望之中。同时他具体而真实地感觉到,他为他母亲所做的任何行为,将会有助于她生存下去的确实的效果。然而他为战争所做的任何事情,将如水之渗入沙中,毫无作用。例如,要到英国去,则经过西班牙时,他必须在西班牙的营中待一段不能确定的时间在到达英国或者阿尔及利亚时,他可能会被安插到一个机构里去,以补充一个名额。结果,他发觉到他自己遭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一种具体而直接,但只为了一个人;另一种则为了一个无限大的目标——国家全体——但也因此而模糊不清,而且可能中途受阻。同时,他也犹豫于两种道德之间,一方面是同情个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范围广泛而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道德。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一个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来作这个选择呢?基督教的教条能够吗?不。基督教的教条说:行为要仁慈,要爱护你的邻居,要为别人牺牲自己,要选择最难走的路径,等等。但哪一条是最难走的路径呢?对于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兄弟之爱呢?爱国人士还是母亲?哪一个是更为有用的目标:广泛地为整个社会而奋斗呢?还是帮助一个特定的人物生活下去呢?谁能够先验地对此作一个答案?没有一个人能够。
这在任何伦理经典中也没有答案。
康德的伦理学上说:永远不要把别人当作一个手段,而应当作一个目的。不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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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留下来跟母亲在一起,我把她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由于这个做法,我就处于视那些为我作战的人为手段的危险中,反过来看也是真的,如果我去帮助作战的人,我就视他们为目的,但却处于以我母亲为手段的危险中。
如果价值是不确定的,如果它们还是太抽象而不能决定特殊的事件,或者在考虑之中的具体事件,那我们除了信任我们的直觉之外就别无所遗了。这就是这青年所面临的;当我看到他时,他说:“最后,只有依赖感觉了。真正推动我的方向就是我要选择的那一个。如果,我感觉我深爱我的母亲而可为她牺牲一切——我复仇的意志,我的行动与冒险的热望——那我就留下来跟她在一起。反之,如果我觉得我对母亲的爱不够深,那我就走。”但是,一个人如何估计感情的力量呢?他对他母亲情感的价值是由他陪伴着她这事实所真实地决定的。我可以说我爱护某一个朋友到可以为他牺牲某种数目的金钱,但除非我已经这样做了,否则我无法证明。如果我真的留下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我母亲的爱足以使我留下来。”
我只能以我是否实行限定和承认过的行为来测量我的情感力量。
但是,那时如果我依赖这种情感来判断我的行为,我就觉得我自己被陷于一个循环论的虚伪中去。
而且,纪德说得好,逢场作戏的情感和认真的情感是两种几乎不能区别的东西。决定留在母亲身边表示我对我母亲的爱和演一幕喜剧,而其结果只是表明我这样演过了,——这两件事情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感觉是以我们所做的行为而形成的。因此,我不能把它当作行为的指导而求教于它。
这也就是说我既不能从我的自身找出真正的行为动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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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伦理学中期望有指导着我行为的规则。你可以说这个青年人的确至少是到教授那里去征求意见。但是,举一个例说,假使你去一位牧师那里征求意见,那就是你已经选择了这个牧师。至少你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了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劝告。换句话说,选择一个劝告者仍然是自我选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问牧师,但牧师有折衷派的,有固执己见的,有见风转舵的,你要选择哪一类的呢?假使这青年人选择了固执己见的牧师,或是折衷派中的一个,他必已事先决定了他将获得的忠告。同样地,他来找我,也已晓得我会给他什么样的意见,而我只能给他一个答复,你是自由的,因此选择罢——这就是说,创造。
在一般的道德中,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告诉你必须做什么;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
天主教徒会回答说:“啊!
但他们是确定的呀!“
很好,可是无论如何仍然是我自己必须解释这些事情。当我在狱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有点特殊的人。他是一个耶稣会的会员,他是在下述情况下成为会员的:他一生曾遭到一连串十分严重的挫折。他的父亲在他童年时去世,此后他就陷入了穷困之中,有个教会学校曾赠给他一个免费的学籍,在学校里他一直以为是因为受了怜悯而被收容的,事实上他被剥夺了许多使儿童感到愉快的名声和荣耀。后来,大约十八岁的时候,他因爱情而痛苦,最后在二十岁的时候——本来是非常微小的事,但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杯子中流出的最后的一滴了——他军事考试失败了。于是这年轻人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这是一个征象——但是什么征象呢?他可以在痛苦和绝望中寻找避难所。但他把它当作是无法于尘世成功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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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只有那些圣洁的、忠诚的宗教的皈依,对他而言是可以企求的。他把他的事迹解释为上帝的旨意,要他成为圣职的会员。谁能怀疑他对这征象的决定不是他自己的呢?而且只能是他的而已。一个人可以由一连串的失败中引申出极不相同的结论——举例说,就象他最好去做一个木匠或者一个革命党员。为了解释此一征象,他负有全部的责任。这就是“舍弃”的意义,我们有已决定我们自己的存在。而焦虑就因此和舍弃同在。
至于“绝望”
,它的意义非常简单。它只是指我们把自己限制于我们的意志和使行为实现的可能性内。每当一个人有所欲求的时候,总是有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如果我期望我的朋友前来看我,他可能坐火车或者电车前来,我预期火车将会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或者电车将不会出轨。我还是处在可能性的领域中。但是,严格说来,除了和我们的行为有关之外,我们并不寄望于任何其他可能性之中。在那考虑中的可能性不再影响我的行为时,我就必得不在意了。因为没有上帝及预先的安排可以使这世界及其一切可能性适合我的意志。当笛卡儿说:“征服你自己有甚于征服全世界。”他的意思究竟还是一样——那就是我们没有希望也得行动。
无为主义是说下面这句话的人的态度:“让别人来做我所不能做的事情。”
但我摆在你面前的理论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它宣称除行为之外就没有其他真实的了。诚然,它还意含着“人除了他意图成为什么之外,就空无所有,只有他体现自己时,他才存在。因此,他除了是行为的总和之外就空无所有,除了生命之外就空无所有。”
因此,我们知道为什么在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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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教训感到震惊。因为有许多人在他们的痛苦之中只有一个支持他们的念头,那就是作如是想:“环境对我不利,我本是成为一个比我目前更为有价值的人。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一个情人或好友,但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值得这样对待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我还没有一本好书,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如果我还没有生儿育女,那是因为我不曾发现值得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
所以在我身上是保持着很大的能力、爱好,以及潜在力,未曾使用过但却全然存在着的,这些就使我具有了不能由我的行为推测出来的价值。“
但是,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除了恋爱的行为之外便没有恋爱,除恋爱中所显示的之外便没有恋爱的可能,同样,除非已经在艺术品中表现出来的以外就没有天才。普罗斯特的天才乃是普罗斯特作品的总和。拉辛的天才就在他一连串的悲剧之中,除此之外就别无所有了。为什么我们要将拉辛的写作能力归之于那未写出的作品呢?在生命中,一个人创造他自己,描绘自己的画像,除了这画像之外就别无所有。无疑地,这种想法对于那些在生命中还没有成就的人来说是不舒服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使人知道只有真实才是可靠的。
梦想、期待,以及希望给人所下的定义只是欺人的梦想,幻灭的希望,以及未实现的期望,这就是说,它们给他下的定义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然而,当一个人说:“除了你的生活之外,你就空无所有”
,这并不是说一个艺术家只能以他的艺术品来判断他,因为还有许多的事物对他之为人的定义而言,具有极大的意义。
我们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是一连串的行动而已,因此他是构成这些行动的总和、组织,以及多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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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知道人们指责我们的,并非因为我们的悲观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乐观主义的严肃性。假使人们指责我们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描写那些卑鄙、软弱、怯懦以及有时明显罪恶的人物,这并不是只因为这些人物是卑鄙、软弱、怯懦或罪恶。因为假定就象左拉一样,我们指出这些人物的行为乃是由于遗传所引起,或是由于他们的环境所引起的,或是由于决定的因素,不论是属于心灵的还是有机体的。人们将确信地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没有人可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对一个存在主义者而言,当他描写一个懦夫的时候,会指出这个懦夫须负他自己懦怯的责任。他并不是因为有一颗懦怯的心,或肺,或者大脑才这样的。他并不是因为生理上的器官的因素才这样的。他之所以这样乃是他的行为使他成为一个懦夫。并无所谓懦怯的本性,虽然有所谓神经质或懒散的脾性,以及富于感情等等。但一个贫血的人却并不因此而为懦夫,因为造成懦夫的是臣服或退让。而脾性并不是一种行为。
一个懦夫乃是由于他的行为所决定。
人们模糊地,且恐惧地感觉到的是如我们所说的懦夫之为懦夫乃是一种罪恶。
人们宁愿生而为懦夫或英雄。
对于“自由之路”
(Chemins
de
la
Liberté)
的责难之一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人到底是太卑鄙了,如何能使他们成为英雄呢?”
这个反对是颇为好笑的,因为它意指人是生而为英雄的。其实这也是人们所乐于承认的。如果你生而为懦夫,你可以非常的知足。你无能为力,无论你做什么,你一生都将是懦夫,但是你生而为英雄,你仍然可以非常知足,你终生都将是英雄,一饮一食都是英雄式的。存在主义认为一个懦夫是他使自己成为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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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个英雄是他使自己成为英雄;因此懦夫也总有机会丢弃懦怯,英雄也会不再是英雄。只有完整的行为才是有意义的,而你所有的行为并非都是特殊的事件或活动。
现在,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对于存在主义者的指责了。你已经明白它不能被视作是无为主义的哲学,因为它是以人的行为来界定人的。
同时也不是对人加以悲观的描述,因为没有什么学说比它更为乐观,人的命运乃操于人的本身,它也不是要人丧失掉行动的勇气,因为它告诉人除了他的行动之外别无希望,只有行动本身才可以使他具有生命。基于这一点,我们所考虑的乃是行为的伦理学以及自我的行动。然而根据这些论点,我们仍然被指责为局限人于个人的主观之中。人们在这里又严重地误解了我们。
真的,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个人的主体性,这是为了严格的哲学上的理由。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是布尔乔亚阶级,而是因为我们要使我们的学说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许多庞杂的理论上,这些理论好象充满希望,其实缺乏真正的根据。在这出发点上,除了“我思,故我在”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真理了,当意识接触它自己时,这是它绝对的真理。
因此在这自我接触之外的任何从人开始的学说都是压抑了事实的理论,因为除了笛卡尔的“思维”
,任何事物都不过是可能而已,而任何只具可能性而不依附于真理之上的理论,终究会瓦解的。
为了解释可能的事物,我们就必须求得真象。
在获得任何真理之前,必须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同时又得有一个简单易行并为每一个人可能获致的真理。这个真理乃包含于人们对于自我的当下的自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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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有这个学说才和人的尊严相容,它是唯一的一个不使人成为物的学说。所有的唯物论都使人以物来待人待己——视作一组先定的反应而言,这和构成一张桌子、椅子或石头的性质及现象的模式,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目的乃在于建立一个有价值榜样的人类王国,使它和物质世界有所区别。但是我们所要求成为真理的准则的主体性并不是狭窄的个人的主体性,因为就象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在“思维”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别人。这和笛卡尔哲学相反,也和康德的哲学不同,当我们说“我思”
(I
think)的时候,我们是在别人的面前接触自己。
同时我们确信别人,正如我们确信自己一样。因此,一个直接在“思维”中发现自己的人,也发现了别人。同时也发现他们为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认为他不能成为任何东西(这里的意义是说一个人称自己为精神的,或者称自己是凶恶的或嫉妒的)
,除非别人认为他是这样的,我无法获得任何关于我的事实,除非通过了别人的媒介。对我的存在而言别人是不可或缺的,一如我对我本身的知识一样。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自己之亲切的发现,同时也是显现他人为面对我的自由的一种自由。因此,我们可以立即发现我们乃是处于一个“相互主观”的世界中,在这世界中,人必得去决定他是什么并且认定别人是什么。
更进一步说,虽然要逐一地在每一个人中去寻找一个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有一个人们共通的条件。今天的思想家之所以如此愿意谈到条件而不提及人性,决不是偶然的。由于他的条件,他们或多或少清楚地知道了宇宙中先验地决定了人的基本处境的所有的限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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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处境乃是变动不居的。在一个异教的社会中,人可以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