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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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包括他一直在书店里卖着但十分冷落的两本旧作。到这时候，他倒真的成了地下艺术家了，真的在国内不再有任何发表痕迹了，终于有了梦寐以求和最适合在欧美国家寻求同情和庇护的身份，排除了我这里傻乎乎的干扰尝试。他对查禁肯定暗暗高兴，肯定把这种高兴秘而不宣。他从此更有理由在报刊以及海报的一切照片上深沉，在各种低调摄影中闪耀着黑暗中痛苦不堪的眸子，还有总是侧过来的坚硬下腭，钢铁一般冷冷撞击着观众的眼光。

　　他永远没有笑容只是从那以后，我一见到他的头像就更忍不住大笑。　

　
岁月
　　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着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痛。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的有小电机四处冒烟。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子四处找水，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就像一匹从墙根涌出的神秘黑浪来去无踪。

　　我们是三家合租房子和合灶吃饭，其实岂止是三家，海南建省办特区的热潮送来了很多不速之客，有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几乎逼着我们每一天都是开流水席，吃完了一拨又吃一拨，有一天竟把电饭锅从早上烧到晚，一直在忙着煮饭。到了夜晚，客人需要借宿，逼得我们又拼桌子又搭椅子，把孩子们从梦中叫醒从这张床赶到那张床……我现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能想象自己当时的抱怨和苦恼，但更庆幸自己记忆能力的复活。比较而言，那是一段盛产记忆的岁月，使生活变成结实、坚硬而且伸手可触。相反，当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当自己终于也搬进宽大明亮的住宅，有了整洁干净的书房以及可以跷起腿来看看电视的沙发以后，当家里变得让人浑身轻松并且一踏进去就如两脚生根很难再迈出门的时候，日子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一再提速。刚刚过完新年一眨眼又是新年，刚刚是孩子进中学一眨眼就是孩子进大学：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吗？凭什么说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时光为什么突然流失到沙发后面、餐桌下面以及书橱夹缝并且无影无踪？

　　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劫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危险还往往与陌生的处境相随，往往能打破某种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种新的刺激，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有异于前一天，每一年都有异于前一年，避免感觉在无限重复的过程中渐渐麻木和消失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感觉的“重复衰减规律”。只有凭藉感觉的丰收，凭藉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见过这样的植物人，是我们单位一位退休大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受过什么刑法挨过什么打。身上插着四种管子，连通四台复杂的机器，靠单位和家属支付的高额医疗费维持着饮食和排泄，维持着基本正常的呼吸、脉跳、体温以及血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她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同时承受着四套医疗大刑，感知能力仍然无法恢复。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入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

　　生活就是苏醒，是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一次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一次次差一点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我羡慕阿梅。她是一个身体小巧的女人，永远微笑并且对人关怀备至的女人，身为香港教授却总是活跃在中国、印度、孟加拉、菲律宾、韩国乃至巴西，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她，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她踏着一双旧式凉鞋的赤脚，完全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学里拿着据称“自己一说就脸红”的高薪，一个月几万元，但清贫得家徒四壁，一张旧书桌旁边，只有几大箱市面上最便宜的方便面，省下的薪金全部变成了组织活动经费，变成了抗议独裁者和跨国投机资本的宣传品，变成了印度乡村学校的校舍和中国贵州乡村种植的百合她带着学生在街头推销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还贵州。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在教室里转身板书的一刹那都可以睡着，醒来后照常写字，不为任何学生察觉；开一场会可以睡上二三十觉，每次在别人前一句睡着然后在别人后一句醒来，接上别人的发言，居然可以不跑题。正因为如此，任何身强力壮的大汉，跟着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于跟着她奔波于死亡边缘，包括在孟加拉翻车，从菲律宾土匪的枪弹下逃脱。

　　我也羡慕大头。他永远快乐、永远吹牛皮并且永远在女人那里糟践自己，直到结婚和移居美国以后也积习不改。他在剧团当画工时就成天泡在女演员宿舍楼里，被她们赶出来以后，操着电钻在每间寝室的墙上打洞，猖狂地宣称自己就是要偷看她们，偷看她们换衣和洗脚，当然更激起她们的惊慌。他经常搭拉着脸，为偷看而诚恳道歉，让对方又羞又气，最后好容易下决心原谅了他的过失，却发现他不过是编个故事逗个乐，于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总之，他有很多这样的诡计来博取女人的羞涩、气愤、同情、快活、疯傻以及惊吓，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斤斗。他当然也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尽管他喜欢女人但并不喜欢同她们上床，尽管他觉得女人的可爱在于风情各异和仪态万千而无关乎老少美丑，但男人们不相信，女人们也不相信。他说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后洗洗刷刷的气味就要作呕。人们不信。他说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制片厂被两个新潮女士追着要强奸，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们更不信。他最终被一个女兽医的丈夫顶在墙上，脖子上被割得鲜血淋淋，差一点就像只鸡被人放了血。

　　如果仅从感觉开发的角度来说，我还羡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监狱里的生活，灾难中的生活，战场上的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崩下逃生的生活，或在太平洋的海啸中脱险的生活。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邻。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辞严地说服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别友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心安理得地在职业稳定、地位稳定、家庭稳定等等之后把自己渐渐变成没有躺在医院的植物人，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入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还得想一想。　

　
座位
　　小王没有读过多少书，平时说话和办事都小心翼翼，写一个纸条都紧张万分，笔尖在纸页上方转了几个圈还不往下落，好像老在担心把字写错，必须在空中把这个字试写多遍，找准位置再正式下笔。他每每拖沓得旁边等着的人心急如火，恨不能捉住他那只空中扭秧歌的手，代他一笔戳下去，错了也拉倒。旁人的焦急当然更使他紧张，一张纸条写完后总是大汗淋漓。

　　他工作之余的最大兴趣，就是在报纸上寻找刑事案，并且迅速传播这些案件的消息，堪称刑侦工作和法院工作方面一个最忠实和最全面的观察家。他一开口就是小偷、抢劫、杀人、焚尸、绑票等等，满嘴都是带血腥气的罪恶，是永远让大家提心吊胆的新闻中心。你完全可以想象，他脑子里装着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考虑到他办事可靠，还考虑到他在乡下开过拖拉机，公司后来安排他当司机，给办公室开汽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司机以后，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十倍。碰到车前有什么胡闯乱窜的行人，他居然可以把脑袋伸出窗外大吼一声：“你他娘的找死呵！”或者猛按喇叭，咕哝出一句恐吓：“老子废了他才好！”诸如此类，杀气腾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已经全面改变，不意味着他会带着粗暴下车。事实上，只要一离开汽车上的那个座，他就又成了个不声不响的影子，是一个对谁都唯唯诺诺的点头机器，包括对那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老婆。他那一套吓死人的大脾气永远只会留在司机座上，只会随着发动机而点燃这真是让人奇怪。往日专业司机队伍里常见的粗野，包括粗野的词语，都随着一个真皮司机座位神奇地移植到了他身上，会通过他的臀部、背部以及手掌传输到他的嘴上。　

　
　
角色
　　环境改变性格还有很多例子。高君当年下放在嵩山大队，与我们玩得好，后来成了我们派出去的一个间谍。我们与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的关系紧张，但不知道上面到底准备拿我们怎么办，于是请高君去刺探军机。他平时人缘不错，在我们的合谋之下，又连续写了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在大会上瞪大眼睛大批知青中的自由主义，还给干部们偷偷送上肥皂、豆豉、染料之类当时的紧俏品。他果然当上了团干部，在我们看来是打入政权内部去了，被我们兴高采烈地举杯庆祝。

　　他确实刺探过一些有用的情报，让我们对某些事态早有准备，比方公社就要再一次清查反革命了，比如县公安局来人调查红卫兵武斗时的枪枝了，比如公社书记正在查副书记的男女关系问题而且公社干部食堂里连吃了三天猪婆肉……高君没有辜负我们的重托，真是我们的003好同志呵。

　　时间一长，有些事情却也让人困惑。根据约定，他在公开场合疏远我们，唱着高调背叛我们，这算不了什么。但他把小雁制造母亲病重的假电报的事也举报上去，把大川装病和老木偷盗竹子的事也举报上去，搞得四满书记在知青大会上拍桌子开骂虽说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虽说是苦肉计应该得到我们的谅解，但如此争取表现，下手太狠了些吧？看着他后来把小干部的角色当得有模有样，眼都不眨就开讲“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接一根烟也留着要给领导抽，捡一条鱼也要留着给领导吃，遇上放电影就扛着几张椅子飞跑，要去给黄书记一家抢占好位置，不能不让人生出真假莫辨和弄假成真之感，恍恍惚惚不是个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他当马屁精，出于我们的策划和鼓励，但把马屁精当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差不多就是个真马屁精了吧？

　　他以前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有点小气，比方一听说要打球就赶紧把球鞋锁进箱子，床下空荡荡的让别人无鞋可借，但他看到干部来了就躲得远远的，躲到自己的某本爱情小说里去，决不是个马屁精。

　　从此，我知道角色扮演的危险。角色是一整套造型规则，在长期扮演的情况下，可能逐渐渗入演员的骨血，并不是一件外衣，说脱就能脱的。就像一丝马屁精的谄笑挂在高君脸上了，渐渐改造了脸部肌肉结构，日后如何能随意消除？他一到领导面前就矮了一截，都变成本能姿态了，一条腰杆还能随意直得起来？他投向我们的冷冷目光开始只是表演，但表演得多了，到了需要拍着胸脯当哥们的时候，需要在我们面前慷慨激昂当自己人的时候，热情的目光还能及时调动和配合得上来？

　　知青群体不久后成鸟兽散，使我一直来不及弄明白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哪一头的人。我想，他自己可能也给这事折腾得糊涂了。　

　
　
一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X妈妈”。后一句粗野，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义，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比方当作“X吗吗”也是可以的。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也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象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炮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X吗吗”，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