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_书读完了-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充耳不闻，例行拖堂。
　　　　学生是调皮的，好奇心自然会延伸到想探探祖师爷的功夫到底有多高的问题上来。蒋老师是不会随便回答这样的问题的，长篇大论我们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可是又实在不甘心，变着法要套出个答案来。班上有位姓周的北京同学，是被分配到梵文专业来的，平时多数时间一身军装衣鞋不解高卧于军被里，要不就苦练吉他。人是聪敏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蒋老师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虽说梵文是死语言，但毕竟是能够说的呀，蒋老师是否应该请季先生、金先生各录一段梵文吟诵，让我们学习学习？
　　　　蒋老师一口应承。下节课，蒋老师带来一盘带子。放前先说，季先生、金先生都很忙，不宜打扰。这是一盘金先生从前录的带子，大家可以学习。金先生的梵文是跟印度婆罗门学的，基本路数和我们中国过去背诵四书五经差不多。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至今记得金先生的吟唱，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
　　　　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吸近了白居易《琵琶行》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作冰不作水，从陈寅格先生说）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疑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带子放完，课堂里仍是寂静。最早出声的是周同学，却只有两个字：”音乐。“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当时想不到，这竟然也是最后一次。
　　　　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周围的同学都来嘲笑我们，说梵文里有马、牛、狗等等所有动物的声音，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要怪也只有怪我们自己实在凡俗。
　　　　如今回过头来看，梵文巴利文这种神圣的语言在今天的末法时节是几乎不可能存活的。大环境的压抑，早就使同学丧失了定力。而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则是对1984级梵文班同学学习梵文的自信心的一次美丽却严重的打击。大家不再抱怨什么了，梵文不仅不难听，相反她的美丽是那么的撼人心魂，但是谁都明白了，这份彻心彻肺的美丽又是那么的杳不可及。1984级梵文班过半数同学要求转系，就发生在这场吟诵之后不久。今天的结果是，1984级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了。谁也无法，也没必要为此负责，但是我相信，金先生是预见到了的。
　　　　不久以后，我就到德国留学去了。80年代末回到北大后，又心甘情愿地运交华盖，很快就离开了燕园。当时的情势和我的心情，或者是幼稚天真的乐观，使我连和师友告别的念头都没有动过。一直到金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再也没有听到他滔滔不绝的独自讲论，再也没有听到他数说自己的种种已有的和可能有的疾病，再也没有听到他“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的招牌结束语。
　　　　回到南方以后，我还是一直辗转听到金先生的消息。知道他一如既往的开讲，知道他一如既往的结束。心里总有一种蔚然的感觉。有一天，听一位刚见过金先生的朋友说，金先生打上电脑了：“一不留神就写上万把字。”不用那位朋友解释，我就知道这就是原汁原味的金氏话语。心里更是高兴。
　　　　金先生的文章也确实越来越多，《文汇读书周报》、《读书》隔三差五的发表。思路还是那样跳跃，文字还是那样清爽，议论还是那么犀利，语调还是那么诙谐。金先生的名声也随之超越了学术界，几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大家喜欢他的散文随笔，喜欢他的文化评论，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被他字里行间。的智慧迷倒了。智慧总是和神秘联系在一起的，金先生也就渐渐成了一个文化传奇。
　　　　关于金先生的传奇在文化圈里的确很是流行，也颇有些人因为我是学梵文巴利文的，而向我打听求证。有的传奇是从金先生用笔名辛竺出版的《旧巢痕》、用本名出版的《天竺旧事》这两本自传体著作里生发出来的，虽然经过了读者的理解、阐释、揣测、发挥，多少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总还不算太离谱。不过，尽管这两本书都由三联书店出版，而且总的印数也不算小，但是，以我的感觉，真正的读者恐怕并不太多。大部分是耳食者兼传播者，而且传播的程度一般和耳食的程度成正比。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作传播学的一条规律，好像事实如此。
　　　　还不仅如此，传播者的放大功能实在是厉害。个子矮小的金先生经过传奇放大，竟然使我觉得面目模糊起来了。我就举两个传奇吧。
　　　　一个有影子的，当然也不准确，是说，金先生回到国内，工作却不是那么容易找。正好某某大学法语教师出缺，当事者久闻金先生通晓多种外语的大名，就想当然的以为金先生自然也懂法语，就给金先生下了聘书。岂料金先生真正是“万宝全书缺只角”，偏偏就不会法语。但是，饭碗送上门来，又没有推回去的道理，更何况金先生还等饭下肚呢？于是，金先生就按照课本，照他一贯的做法开始闭门造车式的自学，保证比听讲的学生领先五到十课。这法语一教还是四年，四年下来，学生固然学会了法语。金先生的法语水平更是理所当然的在学生之上了。我之所以说这个传奇多少有点影子，首先是因为金先生的确是通法语的。其次，尽管我不知道金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法语的，但是，我知道金先生很早就通英语、德语、世界语，学会了这些语言，再去学法语，过来人都知道，确实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假使这件事是事实，也不必奇怪。因为，故事发生时金先生已经从印度回国，掌握了梵语巴利语，在上述的情况下学会法语，实在不值得奇怪。如果这也算得上传奇，端的反而有低估金先生的出人聪明的嫌疑了。
　　　　另一个传奇实在是连影子都没有了。北大盛产奇人怪人，金先牛当然名列其中。不过，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就未必靠得住了。北大是各种诙谐的顺口溜的出产地，比如北大有几怪。完整的忘了，有两怪却是记得的：“金克木的手杖，周某某的拐。”后者说的也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著名教授，他出门必要像不良于行者那样夹着双拐。只不过，他的双拐从来不点地，是双手提着，两脚却行走如飞的。这位老先生不服老，经常骑车。这就更精彩传奇了，双拐自然不可须臾离身，人在拐在，但要骑车，双手没空，好个老先生，居然将双拐夹在自行车后，在燕园里飞驰。“金克木的手杖”，则是讲金先生的手杖也从不点地，而是擎着朝天画圈挥舞的。这就靠不住了。我就经常见到金先生仗杖而行，手杖偶尔离地是免不了的，不过，一般确确实实是按照步律点地的。我不敢保证金先生的手杖没有朝天画圈的时候，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多的。手杖偶尔一朝天，就被放大传播成时时指天，这就像一个人抬起头做了一件什么事，或者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被说成是终身替天行道，终究是靠不住的。
　　　　有关金先生的传奇还有不少。在他去世后不久，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孔乙己外传》也可以当作金先生的自传，很是有趣，但也委实并不好读好懂，一如既往的扑朔迷离，时幻时真。“说了白说”、“白说也说”，再加上欲语还休的蕴藉，我想，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是注定难逃被索隐的宿命的。金先生的旧传奇会流传，新传奇会涌现，旧传奇会披上新衣，新传奇会蒙上旧颜。循环往复，终究难得止时。
　　　　既然迷倒了，也就顾不上那么许多。在公众眼里，一个学者的名声超越了学术界，有了不少传奇如影相随，那么此人浑身上下挥发出来的全是智慧，似乎也就和学术没有什么关联了。至少不必费心去考量他的学术，更不必说体察他的智惫和学术的关系了。
　　　　身为晚辈，倒也忝列金先生同行的我，却不愿、不敢、也不能持这种看法。
　　　　我们在仰望、赞叹金先生的智慧时，不应该淡化乃至忘却和他的智慧密不可分的他的学术。自然，金先生有智慧，这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和他特殊的生活阅历人生体验有关系，但是，金先生何以有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智慧，一句话，他的智慧何以洋溢着摄人心魂的神秘？要回答这个问题，毕竟还是要好好想想他的学术的。
　　　　这里不是介绍或评述金先生的寂寞的学术的地方。就一个大学者而言，固然一字一语、一行一动无非学术。但是，世俗却总是要做“分别”的。就随顺世俗吧，按照眼下通行的规矩，金先生的几十部书中至少有三本是差不多可以算“学术著作”的：《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还有几种翻译，除了合译的，金先生自己单独译的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度古诗选》。对了，照学术规范，尽管是从没有几个人懂的梵语翻译的，尽管是选过的，翻译也总是不能作数的。那么也没有办法可想。我之所以这么勉强，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按照被奉为圭臬的某某国某某大学的论文写作规范手册（有没有人认真读过，我是很怀疑的，区区倒是因为想搞明白究竟何为规范，很是啃了一下的），金先生的书大概是当不得“学术著作”这四字真言的。
　　　　与金先生风行于世的散文随笔、诗歌小说、文化评论相比，他的带有浓郁的东方智慧色彩而肯定不符合时下流行的西方学术规范的学术著作，注定是寂寞的。
　　　　这不是曲高和寡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宿命，是难逃的“劫波”。寂寞就寂寞吧，金先生这样明白的人是不会在乎的。
　　　　我的一位老师，1960级梵文班学生中最高才之一，去拜访金先生。金先生突然问他：“我的书，你们能读懂吗？”拜访者敬谨答日：“有些能，有些不能。”
　　　　金先生断然说道：“你们读不懂，我不是搞学术的，我搞的是XX。”拜访者愕然。后来有一天，这位老师将金先生的这句话告诉了我。我是知道这“XX”的。
　　　　我当然也是愕然。
　　　　先不说智慧吧，智慧是要随人而去的，继承或学习前人的智慧是可笑的诳语。
　　　　那么，金先生自己可以不承认，但我们却不能就因此而否认的金先生的学术呢？
　　　　恐怕是要被遗忘的吧？至于金先生自己所说的“XX　'，呢？更是注定要湮灭的吧？
　　　　每每在夜深人静寂然独坐的时候，胸间脑际都会无来由的涌上这些飘飘忽忽却勾人魂魄的问号。我的心就陡然一紧。看看窗外，夜也更深了。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01　年9　月29　日
　　
　　后记
　　　　我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幼时有许多是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古文经典脱口而出，文言写作随心所欲是很自然的事。那一代学者，还有不少人用毛笔写文言比用钢笔写白话更顺手，旧学根底是幼时基础，中西贯通是后来成果。文史类学人自不必说，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是如此。我曾听到过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随口背诵《左传》《史记》，见到过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亲手所记电路图一般工整精确的围棋古谱。至于数学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华罗庚先生去世后，我父亲曾叹息有些问题再不能和他探讨了，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兴趣的。
　　　　记得父亲曾说过，解放初期开会听报告，就有人用外文记录，有人用文言记录，速度都极快。当然，这是给自己看的。至于要上交的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之类，不必说，是绝不能用文言，更不能用外文的。后来，在他们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处于高峰时，中外文化都成了所谓“封资修”文化，多数人失去了钻研学问的权力。同时，不止一代青少年失去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时过境迁，社会变动、科技进步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许多过去很难的事今天非常容易，也有过去很平常的事今天成了专门学问。
　　　　用惯电脑的人往往连用钢笔写字都嫌麻烦，能用毛笔写文言的更是万里挑一。顺便说一句，老一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会用电脑，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十几年前，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就已在大力宣传电脑的好处，鼓动朋友们使用电脑。看来，懂旧学未必妨碍接受新知识，也许还有助于掌握新知识，用惯传统工具的人也可以学会利用新工具，全在乎个人学不学。反过来，懂新知识，用惯新工具的人学旧东西，可能更不容易，因为没有那个环境了。我不知道，延续了千年的教育方式是否真的一无是处，社会前进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过去学生必背的古书，今天也许其中不少只是专业相关或有特殊兴趣的人才会去读吧？喜欢读书的人，不一定出于功利目的，多读书、长学问至少可以开阔眼界，愉悦自身。
　　　　老一代人将他们读书的方法、经验告诉大家，或许可以让人少走些弯路，了解那一代人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做学问，是否也自有其意味呢？这本《书读完了》是从父亲诸多文章中选出的，记录了父亲读书、治学的心得和体会，对喜欢读书的现代人来说，或者也不无裨益吧。
　　　　那一代命途多舛的学人，绝大多数已渐行渐远。幼时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人不会再有了；求学时遭逢战乱，学成后又遇浩劫的事，但愿也永不再有。
　　　　金木婴
有这样一个老头
　　　　一大约三年前，我的一个学哲学的朋友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话题最后总是到达自已心目中的学术大家。有一次，他目光炯炯地告诉我，他心目中的当代大师，除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外，只有德里达和钱钟书，并从各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只有这四位才称得上大师。他讲完后，我小心翼翼地问，在这四个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呢？他毫不犹像地说，不可能，中国再也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然后我给了他一个老头的小册子，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个老头也堪称大师。
　　　　第二天，这个朋友又到我的宿舍来了。这次，他略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光芒。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认同我的看法了，这个老头可以列到他的当代大师的名单中。这次，他又从我的书架上拿走了这个老头的几本小册子。等我书架上这个老头的书差不多被他看完的时候，他开始了跟我此前一样辛苦地从各个渠道收集这个老头的书的过程。
　　　　这个老头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金克木。为了看到更多如那个朋友一样的充满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编这样一本书。
　　　　二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金克木到北平求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38年，金克木去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
　　　　1939年，金克木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经友人周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