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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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对端木蕻良的观感极差，他在《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写道：“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的可怜的东西们。”端木蕻良同样被萧红骂过，而且很难听——“装腔作势的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但端木在萧红眼中有两个最大的优点（恰恰是萧军所不具备的）：一是性情温和，二是善解人意。萧红赠给端木蕻良四颗相思豆（原是鲁迅和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礼物）和一根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她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坚韧和永恒。丁玲和聂绀弩都曾动员萧红去延安，可是当萧红知道萧军已到延安的消息后，就打定了主意：她不想再见到萧军。尽管其后不久他们又在西安见面了，但二萧的爱情气数已尽，从此分道扬镳。
应该说，萧红与萧军性格差异太大：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豪爽坦荡；一个是长不大的弱质女孩，另一个是捺不住暴脾气的血性猛汉；他们的共同点则是自尊心太强，因此二萧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对此，多年之后，萧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同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ma（交响曲）！钢琴和提琴如果能够很好地互相伴奏，配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也只有各自独奏合适于自己特点和特性的乐曲了。无论音量、音质和音色它们全是不相同的。”许多年后，萧军在注释萧红的书简时坦白承认，他只爱史湘云、尤三姐那类爽朗、刚烈的人物，而像林黛玉、妙玉和薛宝钗那种更有心机的闺中弱质，他不愿领教。很显然，在萧军眼中，萧红是属于薛、林一类的女子。
1938年4月，萧红带着四个多月的身孕，与端木蕻良返回武汉，胡风等朋友都对她的新婚姻表示质疑和非议。萧红原本想打胎，可是费用太高，而且流产属于非法，最终还是将孩子生了下来。
五、殒逝于香港
1940年1月19日，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飞往香港。由于萧红的生活缺乏必要的节制，抽烟、喝酒都很凶，心情又长期抑郁，与贪睡懒觉、生活低能的端木蕻良相处得并不和谐，此时她已经病入膏肓。在当年，肺结核三期可不是闹着玩的，咳嗽，头痛，失眠，再加上精神烦闷，内外夹攻，使她不堪其苦，身心交瘁。令人吃惊的是，她的创作量并未锐减，除了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她还抱病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另一部长篇《马伯乐》则是未竟之作，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等，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941年12月8日清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九龙。萧红辗转多处，颠沛流离，加之药物匮乏，心境惨苦，她自知来日无多。可恨的是，庸医误诊，给萧红动了开喉手术，病况急转直下，年仅31岁，萧红唯有死不瞑目了。一年前，在重庆时，萧红曾对知友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她没有说错。据骆宾基回忆，萧红不愿在医院受到冷遇和薄待，曾念叨着：“如果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萧红生前写了一张字条给骆宾基，上面只有四个字——“我恨端木”，她恨他什么呢？字条上没有说明。她将自己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商市街》、《生死场》、《呼兰河传》——的版权分别赠给弟弟、萧军和骆宾基，唯独端木蕻良一无所获，这一遗嘱比什么都更能说明问题。
在北中国生，在南中国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走完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却不必感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她曾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用自己的作品印证了这句话。
陈衡哲：大雨点
籍贯：湖南衡山县 属相：虎
生年：1890年 卒年：1976年
享年：86岁 墓地：上海
配偶：任鸿隽 出身：留学生
好友：胡适、
子女：二女一子 职业：教书
经典语句：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
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陈衡哲曾谦虚地表示：“我们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但一人独得四项第一，怎么说也是佼佼出群。
如今，陈衡哲是有些沉寂了，被人忽略和遗忘的时间太长，但她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妇女界的一大骄傲，只要数点她所夺得的锦标，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这位成就斐然的知识女性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和忽略的：她是享受庚子赔款泛洋的第一批中国女留学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她是执教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她是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陈衡哲曾谦虚地表示：“我们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但一人独得四项第一，怎么说也是佼佼出群。杨绛在其回忆文章《怀念陈衡哲》中称羡陈衡哲“才子佳人兼在一身”。这个评语十分中肯，并非谬赞。
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祖父是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员。她夙慧天成，又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明的家庭中，从小习诵诗书，少女时代即具有咏絮之才。
小时候，陈衡哲最喜欢舅舅庄思缄，这位长年在广西、广东做官的舅舅思想新潮，佩服西洋的科技和文化，他常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讲给陈衡哲听，末了，总忘不了激励自己的小外甥女：“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地去学西洋的独立女子。”这话使陈衡哲深受触动，她问道：“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庄思缄便送给她一个现成的答案：“进学校呀！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后来回忆道：“这类的说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久而久之，蚌病成珠，上学就被她当作心中最高的梦想。
一、才女兼学者
陈衡哲求知若渴，13岁那年，她征得母亲的同意，随舅舅远赴广东。她为此痛哭一场，“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议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情感大冲动的稚弱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她也说不准自己为什么要为此落泪。
由于不够年龄，陈衡哲在广东未能立刻就学。她不肯偷懒，跟着舅舅学习《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另外阅读一些充满新观念的报章杂志。她认为这种教育使她“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她无疑是感激舅舅的，这在她的文章中充分显示出来：“而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1911年冬，陈衡哲随舅母前往上海，想进舅父的朋友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而未果，便进了另一所学校。这一阶段（1911—1914）她自觉在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但她所学的英文助她后来考取了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资格。陈衡哲先后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修西洋历史和西洋文学，历时6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新大陆，陈衡哲不仅智识日进，而且眼界大开。1916年，她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胡适通讯相识，两人在书信中反复探讨白话文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终达成共识。当时，胡适呼吁文学革命，这一主张在中国留美学生中并不叫座，赞成者不多，连他的好友任鸿隽（后来成为陈衡哲的夫君）也不以为然，唯有陈衡哲毫无保留地认同。因此，胡适视陈衡哲为异性知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之间的通信更像是在玩一种斗智的文字游戏，单是一个称呼问题，就有许多诙谐的文章可做。1916年11月1日，胡适率先“发难”：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两天后，陈衡哲的回信就踏着绿色邮路款款而至，问题之后仍跟着问题，大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虽幽默，却并不“慷慨”，他不想在称呼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匆匆收兵，以和为贵：
先生好辩才，驳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种游戏酬答之片，在今人看来，事极寻常，在1916年，却是相当不容易了。在美国留学时，陈衡哲标榜“不婚主义”，挡掉不少慕名而来的追求者，她与胡适的友谊则自始至终金坚玉洁，比男女之间的恋情更为持久，也更加弥足珍贵。陈衡哲婚后将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里，她从未想过要藏掖什么，一切出自真诚，别人如何误解，她是毫不在意的。1921年，胡适为女儿取名素斐，即用莎菲（陈衡哲的笔名）的谐音。海外学者唐德刚先生据此怀疑胡适暗恋陈衡哲，夏志清教授则通过研究陈衡哲的小说《洛绮丝的问题》认为陈衡哲爱慕胡适。应该说，他们捕风捉影的功夫尽够了，考证的本领却比先师胡适差得太远，思想也不如陈衡哲、胡适二人豁达通脱，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1919年，任鸿隽三万里（由中国赴美国）求婚的诚意感动了陈衡哲，她终于在29岁上抛弃多年坚持的“不婚主义”，与他订立婚约。翌年，他们在北京完婚，举行文明婚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颇具戏谑意味。
1920年，北大校方在大学教授队伍中率先开放女禁，致电陈衡哲，聘请她为历史系教授。陈衡哲属于柯灵先生所称道的“作家而兼学者”的典型，她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后来还任教于东南大学和四川大学，专教西洋史。她的文学创作涵盖新、旧体诗、散文和小说，其中她对小说用功最深，《洛绮丝的问题》等小说关注女性角色的社会定位，富于思辨色彩。陈衡哲认为，对于女性而言，爱情固然是重要的，但事业成就（即实现个人价值）更为重要，它是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根本的保障。这一主张出现在大多数女性仍在追求婚姻、恋爱自由的20世纪20年代，其先锋性不言而喻。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做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做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她的这一观点显然有别于法国作家萨特的“每天必写一行”。
二、《川行琐记》引发轩然大波
1935年8月，任鸿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据任、陈的长女任以都回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是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1936年3月、4月和6月，陈衡哲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三封“公信”，即总称《川行琐记》的文章，不料想这三封公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起因是，任鸿隽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不谐，他力图改革川大，刷新教育，欲解聘一些学力不足的川籍教授，因此招致川人嫉恨。陈衡哲的文章成为了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在《川行琐记》中，陈衡哲秉笔直书，批评了川人的保守和落后，她称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四川的“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四川的鸡蛋缺乏蛋味，水果缺乏甜味，兰花缺乏香味；诸如此类。她还给川人开了五副“药”：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销毁烟具的大洪炉、太阳灯、鱼肝油、真牌社会工作人员。文章出炉后不久，陈衡哲即被四川新闻界的专栏记者和专栏作家“棉花匠”、“乡坝佬”和“佛公”，还有一些“义愤填膺”的读者牢牢揪住，不肯放手，一时间群起而谇之，群起而攻之，她遭到来势汹汹的口诛笔伐，其中不乏措辞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协会指控她犯了“诽谤罪”，欲提起公诉。当年，四川的省会成都是主要的讨伐战场，《新新新闻》和刘湘直接掌控的《新民报》是主要的进攻利器。
陈衡哲被骂为“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