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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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是太久，总可以熬到头的，可是那位孟阿姨却给董竹君当头浇下一盆冰水：“你到了这里就别想再回去了，她们在你这棵‘摇钱树’上摇得还不够，要把树叶、树根都摇光。”长三堂子里的姑娘如何才能跳出红火坑？唯一的出路只有及早从良。事有凑巧，夏之时钟情于她，已把心里话挑明了说：“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姑娘。虽然他们说堂子里的姑娘无情无义，都不是好东西，但据我看来也不能一概而论，你美丽、老实又聪明，确实难得的。我真心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老婆呢？”董竹君乐意将他列为首选对象，可他家中有太太，她不愿低声下气做小妾，这事眼看就要黄了。后来，夏之时告诉董竹君，他家中的太太已患肺痨，估计撑不过半年，名分方面他决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
好事多磨，总是一波三折，袁世凯窃国之后，露出狰狞面目，到处捕杀孙中山旗下的得力干将，蒙袁世凯和他的爪牙们看得起，夏之时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的人头赏格为3万元。得到风声，夏之时躲进了日租界的胜田宾馆，不过他没有食言，派可靠的朋友去堂子里与老鸨商议赎金的数目，老鸨乘人之危，开价极咸，高达3万块（等于索取夏之时的人头），董竹君入行不到一年，身价已暴涨了整整一百倍。夏之时拿不出这笔巨款，急得眼睛珠子都红了。董竹君却一点也不急，她深谋远虑，早已拿定主意，决不让老鸨刮到一滴油水，也决不能贻人口实，授人以柄。“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用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然多难听。”一个阅历丰富的女人讲出这样有远见的话，不足为奇，但一个涉世未深的14岁的少女能具备如此出色的洞察力，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她还向夏之时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一，她不做小老婆；其二，她要去日本留学；其三，从日本读书回来，他们组成一个和谐的家庭，他操劳国事，她相夫教子。董竹君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夏之时满口应承。刚巧他收到家中的电报，太太已因病过世，董竹君心中最大的一个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一位有心计的清倌人此时该做什么？她应该装病，把自己的芳名先弄砸了，免得有熟客白天黑夜老惦记着自己，她才有机会逃之夭夭。董竹君正是这么干的，她装病，不接局票，弄得鸨母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搬出妓院去静养一阵子。虽然每天有人严严紧紧地看管着，她脱逃的机会却因此大增。逃走的那天夜里，她没带一件金银首饰，还向它们叩头作揖，算是道了永别。她一生都不爱金玉珠宝，就是这个缘故。赶得好不如赶得巧，夏之时正打点行装，再过几日就要上船，原以为两人缘分已尽，这时却见她凭着勇敢机智逃出红火坑，不用说，他兴奋得嗷嗷直叫。他们在日租界举行了文明婚礼，只有少数几个亲友参加。有趣的是，拍摄结婚照时，两人隔出“安全距离”，看那样子更像是一对兄妹。时值1914年春末，董竹君14岁，夏之时27岁。这桩英雄加美人式的婚姻开局非常浪漫，还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在日本，由于青楼出身，董竹君很快就领教了旁人的白眼和冷遇，一般没有见识的太太小姐嘴皮上刻薄几句，倒不足为奇，那些寄生虫门第高贵，要显示自己的优越感，绝不会错过时机。但像方声涛那样的革命党人也故意称她为“如夫人”，脑瓜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不免令她吃惊。董竹君的反击是无声的反击，她决心把书念好，做出点成绩给那些势利眼看看。不足4年，她就念完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这期间她还生育了大女儿夏国琼。在异域，她感受最深的是，一群东瀛儿童追在她身后高喊：“支那人，亡国奴，亡国奴！”她的爱国心在那一刻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发。
董竹君生性爱好文学艺术，尤其喜欢音乐，每每倾听凄风苦雨般的“尺八”（箫）声，必定久久出神。可大煞风景的是，夏之时从来就没有这份雅兴，他总疑心她爱上了那位伫立桥头吹奏尺八的年轻小伙子。他呵责她，有时把话说得特别难听，其粗痞刺耳的辱骂声与美妙悦耳的音乐极不和谐！她在自传中写道：
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镜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双目炯炯。雪白、细嫩、红润的皮肤多么美呀！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君须怜我，我怜君”！
他们的婚姻本该是幸福的，可是夏之时为人刻板，心胸狭隘，不喜欢与人沟通，表现出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身上完全缺乏浪漫情调。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教她防贼，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自杀。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乃逵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要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得了自由便会红杏出墙。董竹君平生最恨的就是亲友看扁她的人格，夏之时如此不信任她，她更是火冒三丈。1917年秋，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原想补习法文，前往巴黎留学，但夏之时连发十八道金牌，一催再催，她只好启程回国，远赴四川合江。
要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封建大家庭中理顺关系，谈何容易！董竹君可是相当用心的，她先是在省城买了一大堆洋货作为见面礼，打点夏家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不漏一人，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不好意思一上来就揪她的辫子，找她的茬子，剩下的事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吧。夏家的老太太果然是个老古董，她嫌弃董竹君是个下江佬，做过卖笑的清倌人，既然她喝过洋墨水，恐怕不好使唤，便劝老二（夏之时）立刻将她休掉，另娶一房新媳妇，这事当然被夏之时顶了回去。董竹君拿出十成功力，里里外外精明贤能，很快就使夏家上上下下对她起了敬意，连老太太也改变了原有的成见，还亲自主持操办了一个旧式婚礼，让已为人父的夏之时与已为人母的董竹君高烧红烛，重新拜堂，算是正正经经接纳她为夏家的媳妇。对此，董竹君暗自好笑，不以为然。
夏之时自从出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便一改初衷，做起了地方军阀，凭仗手中的枪杆子欺负商民，从中渔利，钱倒是捞了不少，但他原先的革命理想却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董竹君看到这一点，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劝他正道直行，保全清誉，这些规劝招来的却是轻蔑的骂声——“女人头发长见识短”。1919年，夏之时由于在四川军界内部白热化的派系斗争中跟错了对象，被正式解除军职，在成都过起了求田问舍的赋闲生活。他创办过锦江公学，但只是短期行为。他喜欢赌钱，一把把钞票随手而空。他喜欢敲木鱼念经，假把式地学佛。他抽鸦片烟，渐渐上瘾，董竹君看他不惯，将烟具藏起来，他便恶语相侵：“就算把房子吸成了灰，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因为不得志，夏之时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无理取闹，气急时，甚至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扬言要一枪打死妻子。最令董竹君难过的是，她患肺病避居花园亭子，休养三个月，他从未去探望过她。他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当年，夏之时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曾残忍地将她淹毙在水塘中，此后胎胎生儿子，夏母居然将这种恶行作为经验加以推介，这当然是宅心仁厚的董竹君所深恶痛绝的。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由于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生产，身体亏损很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言。董竹君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丈夫放下往日都督、司令的架子，多接受点新文化新思想，多兴办几项实业，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曾拜托国民党头号理论家戴季陶去劝夏之时重拾雄心。殊不知，戴氏本身意志薄弱，是个动不动就想到自杀的衰人（最终于1949年自杀成功），肯定有辱使命。
在苦闷的心境下，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弛、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算差强人意，可是受民族工业不景气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带着四个女儿（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讲和修好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他的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追杀，令董竹君再也无法容忍，她咬紧牙关提出了离婚通牒。
董竹君被逼无奈，决意要做“娜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夏之时的大男子主义使她常常感到人格上的不平等，她办公司，说是要争回一口气，他却启唇相讥：“女人要争这口气干什么？”在他眼里，女人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不错了，事业得由男人去干。董竹君的女权意识很强，在人格上自然会有抵触，在价值观念上也会有分歧。二是董竹君主张四个女儿都要接受顶好的教育，将来还要出国留学，夏之时则认为女儿是赔钱货，决不能赔上他的老本，还是省省吧，让她们跟他学个三年五载就足够打点一生了。对他这种不负责任，根本不把女儿的前途当回事的腔腔调调，董竹君特别反感。三是夏之时对待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曾一口咬定她父亲偷了他的鸦片烟膏，污言秽语骂得十分难听，令她的孝心和自尊心都大受伤害。四是董竹君自打结识爱国青年文兴哲后，思想日趋进步，而夏之时意志消沉，思想保守，不愿兴办实业，只一门心思钻营官位，人生观与时代背道而驰，完全丧失了早年改造社会的壮志雄心，令她大失所望。五是夏之时的性格日益暴戾乖张，对她和女儿的欺侮不断升级。六是夏之时总喜欢从门缝里看扁她，说什么“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这话未免太贬低她了，反而激发了她的自强心。她向夏之时最后一次摊牌，把满肚子的苦水全吐了出来：
总之，爱情与友情是不能建筑在“恐惧”和“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如此生活下去，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也无任何快乐，只有痛苦，属于无必要的牺牲。我老实告诉你，当我为你而痛苦的时候，总是想到当初家人鄙视我时你支持了我，并且你不像军阀们任意玩弄妇女，非得三妻四妾至少有个姨太太，在这方面，你是一丝不染的，（我）就忍受平气了。否则，我早已离开你了。但我早就和你谈过，你把事情弄绝了，总有一天你就是给我磕三百个头，我也不会回心转意的。现在这日子已经到了。总之，你认为的“爱”，我再也接受不了。情意不投，对事物的见解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徒增痛苦罢了。我已立定（志向）今后一生为国为民，尤其为穷苦人民谋出路做些事情。为四个孩子谋前途、幸福，这就是今后我要走的道路！
分居五年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致使孩子们长大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及儿女骨肉，夫妻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这两点要求合情合理，令在座的人都感叹唏嘘，夏之时也走过来，握手下泪，对她说：“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提出的要求，（我）完全可以办到。”事实上，夏之时回川之后，就暴露出小人面目，他不但分文不汇，还向戴季陶、李伯申（夏、董二人的离婚律师）等人诬告董竹君隐匿款项，叮嘱他们“勿予接济”，并请他们设法以共党嫌疑罪将她驱逐或拘禁，逼她交出孩子，其用心不可谓不毒。后来，他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痛陈董竹君数条罪状：胳膊肘外拐；视女若男；交友不慎；对新文化、新思想趋之若鹜；忘恩负义；经营不善而使工厂和公司倒闭。信末他提出三项“善后办法”，无外乎是要董竹君带着女儿返回四川，这当然是白日做梦。所幸戴、李等人还算明白事理，并没有为难董竹君。只不过中间添出一个插曲，戴季陶和夫人纽有恒极力笼络董竹君，要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她以不懂政治、对政治毫无兴趣为由巧妙地推脱了。1932年春，夏之时邪火攻心，竟怂恿自己的老部下、川军军长范绍曾诱董竹君去杭州游玩，乘机将她推入西湖淹死。因范某不愿做这种缺德的恶棍歹徒，此计未遂。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原本有点英雄救美的意味，有点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到头来却演变为这样黯然神伤的结局。应该说，夏之时不是一位完全彻底的英雄，董竹君却是一位坚毅好强的美人；英雄只有一时的怜美之心，美人却有永久珍视人格和尊严的主见；过气的英雄长年以恩公自居，觉悟的美人则不愿一辈子以女奴的姿态出现。于是，这桩在外人看来异常美满的婚姻便从内部稀里哗啦地解体了。夏之时离婚后干出种种卑劣行径，更将董竹君心中残余的一点爱意和敬意化为了烟尘和齑粉。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断言：“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外还有第三条根本不算路的“路”：饿死。董竹君，这位中国的娜拉居然打破了这个魔咒，尽管她所遭遇的社会环境比挪威的娜拉更为险恶，她却凭着勇敢和智慧走通了最难走通的第四条路，那就是独立之路、创业之路、自我完善之路。
不过，对女界现状颇感悲观的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董竹君比别人更能深切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试想，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四个女儿，要在大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里找到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若要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出一片生天，更是难上加难。董竹君偏偏就有这种破釜沉舟、置之绝地而后生的勇气。这位织梦者决心织造出生命中应有的绚丽云锦，即使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也在所不惜。
当年的上海滩，不乏成功的女老板，张幼仪办上海女子储蓄银行，信誉极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