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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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方针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包括领导人逐步年轻化的方针也要继续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
　　
　　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这就是最近我们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和方法。这类问题不但今天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存在。
　　
　　八年来，我们取得了建设的经验和可喜的成果，这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一个十年，一九八一至一九九○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十年，即从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人民生活确有明显改善。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
　　
　　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大体前景就是这样。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八年，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基础又很薄弱，办事困难很多，但是有希望。
　　
　　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这八年多，我们的事情干得比较好。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信你们是理解的。
　　
　　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对外开放，也很快收到成效。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到一九八五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
　　
　　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解决了最近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并且作了人事调整。
　　
　　总之，我们要坚持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道路。现在走了八年多了，看来本世纪末的目标肯定能够达到。下一步五十年的任务更艰巨，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
　　
　　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
　　
　　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日本很多朋友，包括政治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很多人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做了很多事情。宇都宫德马先生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掘井人”之一。在座的朋友都是搞了几十年中日友好工作的。就中国人民的心情来说，是希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