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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启功杂忆-第2章

小说: 启功杂忆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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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结识了新朋友,学业大见长进。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物理学家王大珩都是他的好朋友。
  启功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汇文中学的商科。为什么学商科?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他深知学习机会来的不易,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
  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中学学到的。中学辍学后,他已经能出口成章、落笔成画了。经祖父老世交介绍,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当时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几个书画陈列室,除了钟粹宫有些玻璃陈列柜外,别的展室或者把画幅直接挂在墙上,或者把卷册摊在桌子上盖上一层玻璃板,有的甚至什么玻璃板也不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观察、欣赏。当时门票是一块银元一张,在每月的一、二、三号改收三毛钱。重要的展品展出时间长一点,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当场就请教老前辈,得到答案后,自己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十几年中,在不幸中也有大幸,既有母亲、姑姑的百般呵护,也有长辈故友的仗义相助,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且多有建树,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

  恩 师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启功先生的恩师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师父。
  这位恩师离开人世已三十年,现在的青年人对他可能已经不十分熟悉了,但在启功先生及成长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辈人中,他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他是足以使启功先生一辈子忘不了的人。这位恩师就是北师大的校长——陈垣。
  陈垣先生字援庵,一生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时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兼北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蒋介石曾三次派飞机接他同去台湾,但他坚持不走。解放军进城时,他和学生们徒步到西直门夹在欢迎的人群中挥动小旗,迎接解放军入城。他对启功说:“我这几十年,历尽沧桑,经历过多少次兴亡盛衰,多少当政者都是置民于水火吸民脂民膏,我渴望光明,可到处都是黑暗。共产党来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光明和真理了。”果然共产党很信任他,让他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又委任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过:“陈垣是中国的国宝!”“文化大革命”盛行批斗时,党中央又传下命令,陈垣是好校长,要妥善保护。
  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1933年,启功初中毕业时,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
  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时,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未免有点害怕,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好像拆开了一堵生疏的墙。
  认识陈垣之后,启功得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授一班国文的职位。这对本来出生于教育世家的启功来说,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为人师表,对他来讲是世间最为高尚的事业了。但是好景不长,当时辅仁中学的校长过分重视资历,觉得一个中学还未毕业的人教中学不合制度,就把他解聘。1935年,陈垣又安排他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人还是那位中学校长,工作不到两年,仍以“启功学历不够”为由,又把他解聘了。当时还是北平沦陷时期,为了生活他曾一度教家馆,间或作画卖画,以维持全家生活。
  启功在困境当中,又是陈垣向他伸出关怀之手,再次安排他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聘他教“大一国文”。这门课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终于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先生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为了给学生以坚实的基础,陈垣亲自编课文,自己随时召集教员研究和指示教授方法。启功接受老师的“耳提面命”,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做法,都亲自给予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
  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陈垣显得那样执着,他似乎早已看出启功是个可造之材,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陈垣看到的不仅是启功的才气,而且十分注意诱导他走上真正的学问之道。他循循善诱,对这个学生充满爱。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知识,一一教给了他,可以说是揪着启功的耳朵一点点教出来的。后来启功回忆说,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对他历数为师之道——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里教几个小孩不同,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点点好处,加以夸奖。
  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钦佩。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垣先生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要懂得疏通课堂气氛,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启功说:“陈垣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惟恐听不明,记不住。”
  启功还记得陈垣先生曾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启功先生才明白这也是对教师教学效果、批改
  水平的大检阅。
  启功回忆:“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各方面的承认。从那时起,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他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他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像沈兼士、余嘉锡诸先生,当时都已是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沈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沈先生平生最慕朱筠,提拔寒、乐道后学之长。当时年青的启功,也在沈先生的揄扬、提拔、鼓励和鞭策之中。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持之以恒;做学问下笔不苟,引用资料,注重精确;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容庚、唐兰、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他们用功之勤、学问之博、治学之严谨、人品之高尚,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他善于向长者求教问学,不断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和继承优良的学风和教风。
  他善于向同辈人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却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互相启发,确实收到解难析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真是“谊兼师友”。启功在辅仁大学,第一位相识的是牟润孙,比他年长四岁。第二位相识的是台静农,比他年长十岁。他们在一起,有时饮酒、谈笑,也就常在这无拘无束的交谈中,谈论学术问题。启功曾回忆这些有趣的交谊说:“他们从老师那里得来只言片义,而我正在不懂之时,他们甚至用村俗的比喻解释一番,使我豁然开朗。”他们对一本书、一首诗、一件书画,也常常各抒己见、轻松地评论,有时见解十分周密、深刻,使启功获益匪浅。
  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究教法,深入浅出,无论教什么课,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他的助手,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说:“我母亲自己也不懂得,叫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老师看了没别的话,只说:值三十元。这“三十元”到了启功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他曾因辅仁大学拒绝挂日本国旗而遭威胁,然而他大义凛然:“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更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咱不上街,咱好好教书,好好背课教书。”又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老师逝世时是1971年,那时还祸害横行,启功不能去探视老师,当时私撰了一副对联,曾向朋友述说,朋友都劝启功不要拿出,对联写的是: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启功先生今年92岁了,至今每当提起陈垣先生他总是难以抑制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说:“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都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啊!”
  老师去世后,启功总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
  1991年,启功给学校捐出书法作品100件,绘画10件,自己捐出1万元装裱费。为了创作这些书画,他不得不住进自己出钱租下的招待所躲避干扰,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勤奋创作,直至过度疲劳晕倒而被送进医院。他决心凭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义举。
  1991年11月陈垣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在香港举行义卖展。义卖展得到香港荣宝斋王大山经理和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荣智健等知名人士踊跃认购,义卖获得圆满成功,筹集到163万元全部捐给北师大,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当有人问他这笔奖学金何以命名时,他反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用了陈垣先生的书斋名“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
  《捐献书》中说:“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从那时,受到陈老师的教导,直到陈老师去世,经历了近四十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以至处世做人的道理,恩谊之深,是用简单语言无法详述的。……我自老师去世后,即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又想不同于一次两次的纪念活动,便想到筹划一笔奖学助学基金,定时赠给学习研究以至教学有卓著成果和需要资助的同学们、同志们,借此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为祖国的科学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或可以上报师恩于万一。”
  陈校长慧眼独具,教诲不虚以量贤而言,这又岂是区区金钱所能回报的呢?以此证明启功先生不爱财,倒是把启功先生的起点定得太低了。但是有钱可以设立奖学金,可以出著作,可以使更多的人研究陈垣先生,使更多的人知道陈垣先生,使陈垣先生更加不朽。因而,这又是现实中回报陈垣先生的最佳选择。
  名师高足两代生辉,启功的义举在教育界传为佳话,充分体现了尊师尊教的精神。到2003年,已有56名优秀青年教师,54名优秀研究生,72名优秀本科生获得了奖学金。

  贤 妻

  在启功心底的另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她长启功两岁,23岁与启功结婚,到启功63岁时的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得在旗人内部论亲。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的早,妈守着你很苦呵,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启功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3月5日,母亲和姑姑便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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