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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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栏杆上列盆景的奇观，在公寓式的楼房之上，几乎触目皆是，有些更前后夹攻，在屋屁股的阳台上也罗列一排，则下面晒的衣服就要遭殃。而且日久天长，铁架生锈，忽然有一天塌啦，下面的朋友岂不要脑袋开花。即令不塌，铁架孔洞奇大，万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块石头，尊头同样受不了。实在想不通，住在上面的家伙，为啥不为下面的人想一想。
和这同属奇观的是悬挂高楼的一些冷气机。呜呼，巍巍大厦，七层焉，八层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层焉，高矗天际，美仑美奂，俨然小型皇宫，却每个窗口都突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棺材。既大小不同，也式样不一，每个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输尿管，晃晃当当，迎风招展。好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生了一身脓疮，把全部美感都破坏无遗。然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美感，而是万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样，由老而锈，由锈而断，忽地扑通，翻滚而下，砸到路人的尊头之上，据我了解，那效果可比倾盆大雨厉害。我们再一次地想不通，有钱的大爷，为啥不为路人想一想。
公寓的威胁不仅是后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也有先天的胎里毒。柏杨先生为了谋生，每天要经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两次之多，每逢驾临到一个名“国泰宝通大楼”的庞然大物，就怦然心动。心动不是想搬进去住，我可是从没有这种想法，犹如我从没有想搬进吾友伊丽莎白二世的白金汉宫去住一样。我之所以怦然心动，是它的窗子。盖别的大楼，窗子都是左右拉的，只有“国泰宝通大楼”的窗子，却是向前开的焉。
夫窗子向前开，空气的流通量，当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两倍，屋主老爷住在其中，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向前开的现象是，每个窗户都跟衙门一样──作八字形，金属的窗轴是惟一的支柱，这支柱再粗也粗不过放盆景或冷气机的铁架。即令是钢的吧，钢也有腐烂之日。好吧，俺的窗轴是钻石做的，那就算钻石做的。可是窗架窗框总不能也是钻石做的吧，窗轴如不先坏，窗架窗框也会先坏。一旦坏啦，恐怕倒霉的仍是行路的朋友。如果它不垂直而下，来个天女散花，散到马路之上，坐汽车的朋友，也难逃此劫。
最主要的是，风力的强度，随着高度而比例增加。比例的数字，柏杨先生一时想不起来（这非关记忆不好，如果你阁下欠我银子，看我记得清楚），只仿佛记得，纽约的帝国大厦，如果地面是一级风，屋顶就是八级风，而八级风足可以把一个人像稻草一样卷起来抛到半空，以致游客们不得不像幼儿园一样，“大家小手牵小手”，或战战兢兢，紧抓栏杆，胆小鬼还得用一条绳索绑住纤腰。
台北“国泰宝通大楼”固然没有纽约帝国大厦那么高，但风力的递增定律，却是天下一样。该大楼现在是新盖的，还没有跟台风老爷碰过面。而且即令撑过一次两次，柏老也不相信那细细的窗轴能长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强风，万一表演炸弹开花，别人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我自问可是誓不敢当。于是又想不通，当初设计的工程师老爷，为啥不为窗外人想一想。
写到这里，敝孙女拿了一张表格，教我老人家填写。表是啥表，不必说啦，反正是临表泣涕，不知所云。尤其使人泪落如雨的是，表上留给填表人应填项目的位置，空白奇小。像“住址”栏的“省”、“县”、“市”、“路”、“街”、“巷”，上面的空格，小得简直是在主办视力测验。有些空格倒是比较大方，留的位置较大，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步，想把要填的字挤进去，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笔，外加上一副世界上最精细的显微镜。“阅读书籍”栏，奇窄而且奇短，填三本两个字书名的书，都得冒汗，一个人一生如果读过三十本书，仅填表就能填出近视眼。更想不通，制表人为啥不为填表人想一想。
这些都是小事，但从这些小事，可看出心理上的症结。浇花水倾到你身上，冷气机掉到你头上，窗子把你砸得稀烂，填表填不进，那都是你的事，原主钱大力猛，就是这么干啦。不出事时，谁嚷嚷都没用，嚷的嗓门稍大，则招灾进祸。一旦出了事，血肉横飞，官盖云集，开会如仪，号叫着要追查责任，结果查来查去，除了死人有责任外，谁都没责任。呜呼，这症结跟家家户户门口的臭鞋大阵一样，是一目了然的，过度的自私和自卑，使头脑不清兼老眼昏花。
不会笑的动物
记得若干年前，有人曾对民族舞蹈演员面无笑容感到诧异，主持人答曰：“那一幕是‘宫女怨’，宫女当然愁眉苦脸。”但后来演至《喜相逢》、《万寿无疆》，仍愁眉苦脸如故，不知主持人如何说词。过去我曾想到，可能黄种人天生地不会笑和不喜欢笑。可是到了日本一瞧，他们那些黄种人不但会笑，也喜欢笑，除了车掌小姐会笑外，连开那单调如棺材的电梯小姐也会笑，乃大吃一惊。于是再追究中国人所以笑脸甚少的原因，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再加上整天无米少盐，以致想笑都笑不
出。
中国人的缺少笑容，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柏杨先生为谋生走遍各省，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几乎无一处不“欺生”。
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关于这一点，大家呐喊了十余年，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台北医院也很精彩）当局忙于搞红包，无暇改进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变。看情形，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
另外，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你问：“还有好的乎？”曰：“更贵。”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不屑曰：“你外语学堂毕业，当个翻译官，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是省点吧。”不过结果大出老板意料，吾友竟然有钱买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上至老板，下至店员，无不怒目而视，口中念念有词，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于是，有人曰：没有关系，他们见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洋大人如过江之鲫，将逐渐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穷，久而久之，劣根性复发，难免终有一天，华洋一视同仁。
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应是中国惟一值得大吹之事，但仅此一项，难广招徕。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地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柏杨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包不吃亏。”结果不然，前日往购一皮箱，要价三百，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样不好，乃大声曰：“七十元。”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呜呼，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不仅是观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中国人好像是一种不会笑的动物，圣人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每个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篱笆就像西柏林围墙一样，活生生筑了起来。笑固然和“重”、“威”并不排斥，但天长日久的冷漠，却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呜呼，中国人不但对别人从不关心，似乎还对别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前天报上有则消息，台北峨嵋餐厅一个伙计病故，老板不给钱，家族们就把棺材抬到餐厅抗议。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霉，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机也就没付账。嗟夫，抬棺材对不对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对活人的意义，难道只是“倒霉”？难道没有一点哀伤之情？
礼义之邦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
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三句话
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对方总要致歉曰：“对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肤相亲，那声“对不起”就更如同哀鸣。即令你低头猛走，撞个震天响亮，也会引起一迭连声的向你“对不起”。这个动辄“对不起”场面，实在难以招架。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硬碰了硬，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目眦尽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啦。”对手立刻还击，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
是故意的，你还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声，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门曰：“碰了人还这么凶，你受过教育没有？”对手也拉嗓门曰：“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你想怎样，教我给你下跪呀，哼，你说我碰了你，这可怪啦，我怎么不碰别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赃呀？”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边骂边走，也就是鸣金收兵。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杀声大作，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好不叫座。
请读者老爷注意，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在这件街头小景上，充分发扬光大。所以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只有据“力”力争的勇气。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