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江湖-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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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靳丽萍和刘丰对我的批评，促使我孜孜以求地走上新闻专业主义道路。靳丽萍说我的某篇文章是“毛文体”，毛泽东式的写作风格，直抒胸臆，充满敌意，敢下结论；刘丰说我的某篇文章中出租车司机好像太多，他们多数时候是不能成为核心消息来源的。我想，他们可能早已忘记他们对我的即兴批评，但他们兴致所至、直截了当的批评，的确加速了我从经验主义奔向专业主义的脚步。
一个大得令我目瞪口呆的世界
一个偶然的契机让我从《中国新闻周刊》跑到《经济观察报》，得以和于威、许知远、迟宇宙、覃里雯、李利明同事，并从他们身上学到终生受用的东西。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大得令我目瞪口呆的世界，让我在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上急速滑行。
于威那时候是评论部主任，和我的办公桌相邻，我不得不被动地吸她的二手烟。她主持了最早的“观察家”，她领导一个小团队，在“观察家”的一亩三分地中，劲吹欧风美雨。她生性爽朗，爱和我聊天，一下子拉近了我这个小城市来的乡下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许知远的名气实在太大，本不需要介绍，考虑到50年后的读者阅读的方便，我还是简单说说他。他年岁稍稍比我小一点，但口气大了很多倍，视野也开阔了很多。很惭愧，他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学新闻的，但是，最早是他，将那些美国新闻史上年老的甚至于作古的闪耀的群星，拉到我的面前。对我来说，口气大是毛病，而他则相反，他要做“中国的李普曼”，他要创造《纽约时报》那样的媒体帝国，他年轻时涂在白纸黑字上的这些梦想，也刺激了我的梦想。
知远的欧式报章文字，为他赢得了大名，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学习过他的文字，不好意思的是，我没有学好。记得有个读者在评论我的《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书时，笑话我“操着不太熟练的欧美腔”。我学得不好，所以最后放弃了，跟着刘丰先生的路线，一门心思说中国话。我东施效颦，予人笑柄，只能说明我学得不好，不能反诬西施不美。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7）
2009…11…24 20：53：14 本章字数：1272
迟宇宙和知远不同，他更像一个专栏作家，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记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他已在《南方周末》早早成名，他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结集成书，成了《我与金庸的战争》，彰显了北大中文系的才气。他写过柳传志，并表示要做柳传志那样的企业家。也许他真的有一天会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但我还是留恋报馆里的迟宇宙，天生的媒体人，好玩，有趣。知远和宇宙是我在新闻界遇到的最具才气的两个同龄人。他们拒绝取悦他人的危险，他们的才华和梦想挂在脸上，他们都异乎寻常的勤奋。最后一点，我学会了。
覃里雯，迟宇宙的师妹，我和她共事过几天，没说过几句话。因为共事过，遇到署有她的名字的文章，自然会多看几眼，有一天，当我看到她采写巴勒斯坦著名的亚辛的专访，我呆了。两年多以前，我和《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特地问及覃里雯对亚辛的专访，刘坚说，她和另一个同事单枪匹马过去的，花了一笔钱，找了一个向导，找到了亚辛。要知道，《经济观察报》在那里并没有记者站，没有一个可以接应他们的自己人啊。覃里雯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日后，我敢于尝试突破瓶颈，采访在任的国家领导人，多少与此相关。
迎接变化的专业化
2000年过后，中国新闻业的境况与我十年前初为记者时大相径庭，仅有文学青年的辞藻已经不够了，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及早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感谢李利明等同事让我较早地看到了变化，及时迎合了专业化的潮流。
李利明是一个在我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为我塞入专门知识背景的人。我刚到《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当时还无甚名气的李利明也入职了，只是一个最低档次的记者。不过两年，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素养，就让这个怀才的人，像怀孕一样，显山露水了。
利明没有宇宙和知远那样驾驭文字的天分，但他在财经新闻报道领域的成就，起码在本世纪最初十年，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是第一流的。银行家们愿意接受他的采访，陈志武等华人经济学家愿意和他聊天，根本原因在于他内行，他可以越过专门知识的门槛，与那些骄傲的采访对象平等对话。
受利明的启发，我决意跨越专门知识的门槛。坦率地说，一开始做经济报纸，我对商业财经还是存在知识隔阂的。2002年夏天，在彼时的《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肖瑞的帮助下，我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承担了“中国制造业100强企业”这一项目的写作，我们从资本运营、文化培育、技术创新等十个层次，解析了100强企业，最终以《领跑中国制造》了结此事。书的品质未必怎样好，但内心自信了不少。
几年后，我去法学院学习国际经济法，去研修班学习证券、金融领域的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才陡然发现，曾经自以为懂得商业和财经的念头，是多么的肤浅。好在做新闻不是做研究，只要知其然就可以发现新闻线索，无须凡事追溯个源头问个所以然。2007年，我在《经济观察报》策划商业报道时，读过几遍的法律条文，在事涉跨国公司、政府经济部门不法行为的事件中，时常可以变得灵动活泼，富有生气。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8）
2009…11…24 20：53：15 本章字数：1120
供职于《经济观察报》后期，总编辑刘坚对商业新闻的认知，延展了我对商业新闻的理解。老实说，我一直不太看得起商业新闻的采写，向来对高管变动、企业文化之类的新闻没什么兴趣，而刘坚总能举出麦当劳炸薯条之类趣味性极强的例子，他对《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优秀商业报道的援引和分析，诱导我进入《财富》、《经济学人》等财经媒体的世界，扭转了我对商业新闻的旧观念。2008年底，我去著名的财经媒体公司彭博社参观考察，看到每个记者面前三台显示器的情景，才感受到他在这个领域的预见力。
混迹“两南”，认识媒体，读懂中国
我所说的“两南”，指的是《南风窗》杂志和《南方周末》报。21世纪的最初十年，我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最风光的这两份报刊，前后度过了五年时光，这两个编辑部相距不到五公里。我与这两份报刊的同事，面对面的交流非常少，可他们对我认识媒体、读懂中国至关重要。
2005年夏天，我去内蒙古包头市采访一位中学女教师。她在任教之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公民教材。在她位于包钢的宿舍里，我看到一堆摆放整齐的《南风窗》和《南方周末》。那堆发黄的报刊，是她的公民理念的源头，是她偏居一隅却能周知中国的大部分原因。
这个细节予我相当大的震撼。初为这两份报刊的新人，我对他们各自宣称的发行量很不信任，觉得他们说的太大了。当我真正地走进它们，我才发现，它们流布之广、影响之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国家部委，在三四十岁的司长处长们那里，在部分偏远地区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那里，它们经年累月地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影响了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视听。
那个细节在我的心头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我开始思考2000年之后新兴媒体鼓吹的影响力，开始反思大众媒体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及其担当，开始重新评估我周围的同事和他们所做的事。
虽说新闻理想是一件说起来大家都想笑的话题，可是，凭借个人印象的不完全比较，“两南”的新闻理想还是要比很多媒体略略浓郁了那么一点点。“两南”的同事们，理想主义者有之，现实主义者亦有之，就整体而言，还是书生多，可爱的人多。那些可爱的书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携了我。
在《南风窗》，我的同事们启发我完成了《拐点》、《南平寓言》等四本书的写作出版。书是自己写的，可是，与社长陈中、总编辑秦朔等人营造出的编辑部的环境氛围关系极大。秦朔本人著有《大变局》等书，编辑部主任陈初越、资深新闻人何江涛策划编辑过《长治，长治》等有影响力的时政图书，主笔袁卫东、张哲诚撰写过有影响的商业图书，几年后去大学教授哲学的编辑张念出版过若干文学评论著作。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9）
2009…11…24 20：53：16 本章字数：1144
躬身这样的环境，我焉能不见贤思齐？
《南平寓言》的写作与秦朔直接相关，《拐点》则与张良关系甚大。在一次去往杭州的旅程中，他跟我计划起下一期《南风窗》的特别策划，他隐约地觉得“胡温体制”下的社会体制改革较往昔突破甚大，希望我搞定这个选题。我受到了莫大的触动，非但完成了那一期的特别策划，还写出了一本挤占畅销书排行榜的《拐点》。
《拐点》几乎打上了深刻的《南风窗》的烙印。我之所以制造出“拐点”这个“《新周刊》2004年度关键词”的概念，与《南风窗》这份杂志喜欢创造概念的习性是一脉相承的。它在风格上也同样沾染了《南风窗》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
在《南方周末》，我的同事予我最深刻的教益是人民伦理的个体叙事，他们总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尽管这样的立场偶尔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偏见，尽管他们的报道冷酷了一些，可他们的确帮助我更为多元地认识了我们的国家。有一次，有个同行评价柴会群采写的《鬼妻》，太阴暗了，不阳光。我反倒觉得，《鬼妻》之类报道的价值，就在于敦促那些渴望阳光的人们正视阴暗的存在。
无论是《南方周末》还是《南风窗》，很多同事都怀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们的新闻脚真的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南风窗》的同事石破、尹鸿伟、钟岷源，《南方周末》的朱红军、曹筠武、徐楠、鞠靖、马昌博等人采写的很多报道，对中国政治、社会形态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们的报道中可以闻出泥土和驴粪的味道。他们的存在，不断地提醒我，警惕向上的危险，不能被庙堂之上的政治和生意遮蔽了视线。
他们的存在，还提醒我精进的精神之于新闻的意义。原来的新闻部执行总监杨瑞春，是我过去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顶头上司，可我们在《南风周末》共事的时间要比之前长得多。八年过去了，关于她的某个印象却一直长存我心。有一回，我看她在办公室写一篇平常得我已记不清内容的稿子，为了一句话的表达，她在电脑上改了又改，噼噼啪啪的声音，为那句话反复响起。每当我回头看自己的报道或者书稿，看其中缺少斟酌的字句，杨瑞春在那一刻的印象，就会在心头跃起。
《南方周末》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还未进入佳境，可是，编辑中心制之类的内容生产方式，在我们这个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充当了可贵的先锋。副主编伍小峰每年选编一本调查报道集之类的执著，李红平、林楚方、赵凌等人对每篇报道的专注，均对我教益多多。有一次，邓科在我写的稿子中纠正了一处硬伤，关于贾庆林是否参加接见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代表，我将事实搞错了，事后想想一身汗。还有一次，文化部的编辑袁蕾编我的一篇文化稿，她的反复追问暴露了我采访中所有的粗疏，无一逃脱。汗颜之余，满怀钦佩。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10）
2009…11…24 20：53：17 本章字数：1143
感谢我在“两南”的同事们，用事实向我证明了一个道理： 你能走多远，很多时候取决于你与什么样的人同行。
回顾过去十年的新闻路，我为自己曾经与这些优秀的人共事而倍感幸运，因为共事，我有了一个近距离学习他人的方便法门。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优秀的新闻人，因为陌生，只能偶然间翻翻他们的稿子，听听他们留在江湖中的传说。
我想，如果我还能泛舟于新闻江湖，我一定会痛改前非，彻底祛除贬低他人的恶疾，珍惜每一个向同事学习的机缘。
忍看朋辈成新总
江湖之上，人们对职衔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他们的新闻理想，无论你善良的心是否愿意看到，吵吵嚷嚷的职位之争，斯文扫地的公司政治，总在不经意间撞进你的视线。
2007年底的某一天，我读到《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本？布莱德利的自传的某一页，内心突然停顿了片刻。
本？布莱德利说，1951年，周薪超过100美金，就职于《华盛顿邮报》的他，看到他的朋友在律师事务所、中央情报局以及各个政府部门都得到了提拔，内心感到有些焦躁。
这段话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一丝波澜，也让我的内心感到有些焦躁。自1998年夏天开始，我在新闻界混了将近10年，看着自己的朋友在商界、政界的进步，觉得自己在“事功”上的成就，实在有限。即便是新闻界的朋友，也一个个地当上主编，纷纷以总编辑的时尚头衔交际行走于政商学界。我在恭喜朋友们开拓新世界的同时，偷换了鲁迅的一句诗，他说忍看朋辈成新鬼，我说忍看朋辈成新总。
“忍”字，在圈外人看来，或许会觉得过于夸张，在行内人看来，则可能心有戚戚焉。
传统的中国新闻界是一个官本位的世界。一个看上去有理想的青年，自从踏入新闻界当上记者的那一天起，就要按照科级、处级、司局级，甚至于省部级的台阶，设计人生之路。因为他置身其中的是一个“庙堂”。
尽管新兴的市场化媒体看上去更像一个“江湖”，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闻界的官本位，但是，考量一个新闻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依然是“庙堂”上在乎的主任、主编之类的头衔。所不同的是，传统的“主任”，在新潮一点的媒体变成了“总监”，过去的“主编”，在喜欢大牌的媒体变成了“总编辑”。
依照我们最初的理解，一个新兴的市场化媒体，一个自诩精英的媒体，一个江湖中人，其人生取向应当是职业新闻人，他和她所在乎的只是自己的专业成就，而非世俗的职位头衔。混过“江湖”的人们很快会发现，最初的理解，是多么的荒谬和幼稚。江湖之上，人们对职衔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他们的新闻理想，无论你善良的心是否愿意看到，吵吵嚷嚷的职位之争，斯文扫地的公司政治，总在不经意间撞进你的视线。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11）
2009…11…24 20：53：19 本章字数：1233
你可以厌倦逃离江湖中的权力场，但你不能置生活实际于不顾，以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抱怨指责江湖中人。生活在一个下水道中都弥漫着官的气息的世界，你很难独善其身，况且，市场化的分配机制总是给掌权者以更多的倾斜，你可以不要理想，却不能不要稻粱。年轻人需要结婚、买房，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寻找一个安顿身心的角落；中年人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在一个心烦气躁的午后买一杯安静的咖啡，寻思着如何为了老人讨好医生，为了孩子讨好外国语中学的班主任。
即便你有大笔的财富可以继承，或者生于权贵之家，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不为稻粱谋，你同样需要一个职衔，否则你的新闻理想就如镜花水月，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权力，犹如一个撬动新闻理想的支点，很多人攫取它不是为了谋求新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