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江湖-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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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贺卫方等人，多年前可能未曾预料，公共知识分子的世俗价值，最终会以出场费的形式表现于外。
几年前，我就遇到过一位经济学家的太太缠着请她先生去演讲的报社催要出场费的事。
对与此无关的读者来说，出场费的事的确事不关己，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可能会使大家对数额比较感兴趣，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就尽我所知，报个价： 总体上，出场费的高低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成正比，公共性越高，名气越大，追捧的粉丝越多，价格也就越高。在我的视野中，以人民币为单位，低的一千两千，高的一万两万，寻常的在五千上下。
见钱眼红是人之为人的弱点。虽说这是一个上帝都可以原谅的弱点，但我仍然恭请您不要眼红，因为，获利于名利场的，不仅仅是作为开发商的新闻媒体，作为承建商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普普通通的读者、观众、网民，也是获利者，尽管我们收获的未必总是代表先进文化的真知灼见，毕竟也能丰富我们的学识，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维。你别反驳说，他们中的少数人，经常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再落空的预言，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人民么，人民需要娱乐呀。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1）
2009…11…24 20：52：37 本章字数：1276
第六章 政治人物采访记
在我们这个没有见识过炉边谈话的国度，采访高官，特别是在任的国家级领导人，对一个记者来说可谓五味杂陈。2007年农历新年后上班的第一天，我独家专访了宣称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8年“两会”前后，做了十年审计长的李金华，将任期内最后一次媒体采访的机会给了我；当了十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在告别政治舞台的倒数第三天，与我分享了他的横越政经两界的风雨人生路。
｜独家专访高级官员的背后
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对话曾经无数次地激励过我。在我还没有成为一个记者的时候，我就梦想过像法拉奇那样随心所欲地采访素未谋面的领袖们，与总统首相外长们自由交谈，写出世界争相传阅的报道。
待我真的成为一个记者，法拉奇式的梦想好似深夜里滑过天际的流星，仅仅闪了一闪，就消失了。
2008年春天，做记者的第十个年头，我开列了一个名单，希望自己所在的民间色彩浓郁、行政级别不高的媒体，能够跻身“庙堂”，就读者感兴趣的话题，独家专访中国明星高官，面对面地与他们展开对话。
媒体圈的朋友们怀疑我的“希望”太过渺茫，渺茫得接近于“失望”。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高官尚未形成接受媒体独家专访的习惯，即便他们愿意接受一次独家专访，幸运的也恐怕只有官方正部级媒体，或者全球性著名媒体。
我还是希望试试我的运气。此前一年，我独家专访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那时候，我所在的媒体同样是民间色彩浓郁、行政级别不高。
我果真撞上了好运。名单中的三个人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
2008年度“两会”前一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我代表《南方周末》进行的独家专访，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李金华阐述了他对中国审计体制的道路选择的观点，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在20年审计生涯中的心灵感受，他还强调，这是他以审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铁面审计长谢幕》的专访最后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同日刊出。
我还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卸任前三天，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他回顾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畅谈了他的参政议政之路，并以一个民主党派领袖的参政经历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规律。
“两会”结束前，《南方周末》还以一万余字的篇幅，刊载了我对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专访，叶小文首次对国内媒体如此详细地解析了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成因和当代思维，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西藏问题、达赖问题、梵蒂冈问题、中美宗教冲突的看法。
接二连三的独家专访，给予我作为一个记者的成就感，尽管它们都是以不为人知的笔名与读者见面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就其中的两篇发表了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当然，三篇独家专访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南方周末》的品牌影响力，实现这一切恐怕是不可能的。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2）
2009…11…24 20：52：38 本章字数：1066
当然，这种虚荣心的满足，离不开独特的时代和区域背景。在一个高官畏惧媒体的时代和区域，没有哪个记者会无聊地炫耀这种虚荣。
平视的目光和心态
法拉奇在采访中怒斥过卡扎非。我没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就我独家专访高官政要的情境而言，我始终提醒自己用平视的目光待人。事实上，他们也是以平视的目光和心态接待记者的。
“平视”，是与俯视、仰视相对应的，它是一种目光，也是一种心态。现实中，我们面对采访对象的目光和心态，就像一个世俗的店小二，已经习惯了看人下菜碟。采访高层时，我们仰视他们，采访底层时，比如犯罪嫌疑人，我们俯视他们。
有一回，无聊的时候，我查看了媒体关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报道，深感一个高官千万不能成为阶下囚。别的不说，媒体记者报道他们的目光和心态，从谄媚到蔑视，不过一步之遥。
我记得《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李鸿谷曾经为我的《南平寓言》写过一则书评，讲述过不怀偏见的态度，进一步讨论的时候，他说到了“平视”。鸿谷是第一个将“平视”一词领进我的新闻世界的人。他说过，我就牢牢记住了。
199９年春天，彼时在《合肥晚报》做记者的我，被派到黄山市采访，报社希望我能跟当地的政府官员接洽上，可我徘徊了两天，没敢敲开市长办公室的门。这跟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官员的威风凛凛甚至于不讲道理，让我们从小就对官员养成了高高仰视的敬畏心。
长大了，我们恰巧遇到腐败官员前赴后继接连落马的时代，我们对官员的心理又多了一重蔑视。
先是不敢，继而是不愿，接着是不敢加上不愿，致使刚出道的我未能敲开市长的门。其实，何必呢？我们是记者，我们是去采访，又不是去上访，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有人规定我们不可以去，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呢？如果说蔑视，更是要不得，我们是记者，不是上帝，不是道德上优越于官员的人，又凭什么蔑视他们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心理，总之是一种分别心，因为缺乏平等心，我们就不能以平视的目光和心态对待我们试图采访的官员。因为不能平视，我们就难得去联系，懒得试一试。记得我跟一个新闻界的朋友说要专访李金华，他怀疑是否行得通。我又征询了另外一批人，好像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都认为采访国务院组成人员有难度。我说，他不是接受过央视的专访么？他们说，那是央视，你是什么，你是《南方周末》，和他下属的新闻处长是一个级别的。你们过去不是没有试过，结果是，你们没搞成啊。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3）
2009…11…24 20：52：39 本章字数：1194
当我跟他们说起，我还想采访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时，他们更是吓了一跳。新闻人都知道，宗教是新闻报道的敏感领域，很难操作。如果让宗教局的局长说出本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内容，对《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没有什么意义，但想让叶小文说出仅仅可以在《南方周末》上刊登的文字，那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三个采访对象中，只有成思危，大家觉得或许有点把握。可是，还是有朋友泼冷水说，成思危只在央视和凤凰卫视接受过独家专访。我们从纸媒体上看到的有关成思危的报道，鲜见真正意义上的独家专访。所谓的独家专访，是采访对象很明确地知道你的采访意图，愿意面对记者和这个记者所在的媒体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且他谈论的内容的首发权属于这家媒体，这样的采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家专访。
以这个标准看待独家专访，大家突然觉得难度大了。我对难度是有预计的。过去我在《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曾经耗费了很大心思专访他，采访提纲写了好几页纸，请一个他信任的人递交给他，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独家专访的念头。我说，我联系独家专访是我的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是他们的事，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拒绝，还能怎样呢，总不至于把我抓起来吧？
我想，只要我有平视的目光和心态，对方职务和地位的障碍是可以逾越的。
事实上，我们采访他们，他们接受采访，都是在为自己工作。官员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就等于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采访官员也是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利用工作时间接受采访的，而不是利用个人时间与我们分享他的观点。在我们采访李金华时，他第一句话就说： 这是我以审计长的身份最后一次面对媒体。这就说明我们双方都是职务行为，我们在彼此配合对方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配合，不是取悦，不是放弃原则地为对方工作。回归新闻学基础理论，作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我们坐到一起的潜台词是： 政务公开，还公众以知情权。事后的进程表明，我们试图独家专访的这三位高官，其目光和心态比我们更为“平视”。稿子写成后，按照要求要送审，审计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句话，大意是： 对稿件作了小的修改，希望《南方周末》的同志理解并支持。
可见，整个采访过程于双方而言，都是职务行为，在这种心态下，采访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无须顾虑、担心什么。
记住我们的角色
我们平视的目光和心态，是由我们的角色决定的。
我们是记者，采访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个人和我们所在的媒体，就行政级别而言，和贵为国家领导人的成思危、和省部级官员是不对等的，但是，我们是记者啊，我们身后有数百万的读者，他们是国家权力的授予者，我们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授予者去采访官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起码和官员是平等的。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4）
2009…11…24 20：52：41 本章字数：1322
我在递送成思危的采访提纲中，提到了他的父亲成舍我，成舍我是1949年前中国大陆很有名的报人，他曾与汪精卫发生了冲突，汪精卫把他关起来，还要他写检讨，成舍我就托话给汪精卫说： 我能当一辈子记者，你能当一辈子的行政院长吗！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报人与蒋介石有过一个对话，蒋介石说： 我有百万雄兵，对方说： 我有百万读者。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杜撰，但即使是编排出来的，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是代表公众去与公众人物面对面的，我们的背后有很强大的公众力量，我们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我们的采访权是公众授予的公民权。
如果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逾越官员的地位、权势的障碍。
认识到自己的角色，你会放松得多。当我们面对高官或重要的财经人物时，常会遇到知识视野不对称的情形。比如说李金华，他做了22年的审计工作，做了10年的审计长，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各国的审计长，他对审计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无论我们怎么准备我们的采访，都难以具备他在专业领域的深度，难以拥有他在专业领域的视野。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深度与视野层面不对称的尴尬。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仍然需要回归我们的角色。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仅仅是一个记者，我们发问不是我们个人在向他请教问题，而是代表媒体和关注我们媒体的读者在与他进行交流，就专业领域的深度和视野来说，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们一样无知。你敢这样想，就不会觉得尴尬了。
平等对话的前提
在我们还没有像沃尔特·李普曼那样牛气冲天的今天，在可以想见的还不可能像法拉奇那样魅力四射的将来，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凭借我们前面所说的角色感，靠着一颗勇敢的心，随心所欲地采访我们想采访的官员。我们可以没有李金华那样的深度和视野，但我们不能没有平等对话的前提。
你得像了解你的邻居一样了解你的采访对象，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平等对话的第一个前提。你如果不了解他，你又如何能够给他一个接受你独家采访的理由？他们比我们想象的忙碌，谁会忙中偷闲做一件没有理由的事呢？
我从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历史和他们的个人历史当中寻找理由。比如说李金华，他走进审计署已经23年，他的个人历史，是新中国审计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从他的个人历史出发，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背景下，回顾中国审计事业25年的风雨历程，展望未来审计改革的历史路径。
为了找到这个理由，我们给审计署新闻处准备了三个方案，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当一个人面对三项选择时，除非他实在心生厌倦，否则，他会本能地挑出一个他感兴趣的选项。
当然，李金华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完全不得而知。我说这些只是想说，你在碰运气的时候，应该先做好案头工作，得像对方已经接受采访那样做好预先的准备。
预先准备的好坏，决定着你的对话能力的高下。当我们面对一个专业领域内的高官，我们的对话能力将受到极大的考验。人家一时兴起，给你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总得有能力将话题谈下去吧。
正文 政治人物采访记（5）
2009…11…24 20：52：42 本章字数：1254
准备采访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前，我几乎将与叶小文有关的所有的报道和书籍，连同他在公开场合的所有报告和讲话都一一看过。我是宗教界的门外汉，如果没有对采访对象尽可能详备的信息的搜罗整理，我们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2007年“两会”前夕，我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准备了一份采访提纲。他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著名的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与文化相关联的领域。他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他说，他从没有看过我们的报纸，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对采访提纲上的话题感兴趣。
与许嘉璐喝茶
我感觉，我们不是在采访他，而是在听课。那天的情形，和一个博士生导师给两个博士生上课的情形极其相似。
2007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八，上午9点，我在新春的气息中，赶到北京霄云路，走进长假之后的民进中央机关大楼。
许嘉璐的秘书将我领进一楼的茶室，一个屋内摆满了茶叶的小型会客室。会客室正中央是一樽木雕的陆羽像，旁边静卧着一本《茶经》，古色古香的茶几上，摆放着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好几个茶叶罐上，都贴着“许嘉璐主席赠茶”字样。司茶的姑娘说，茶舍的茶都是主席和副主席们送的。
想起腊月二十八，许嘉璐的秘书给我发送的电子邮件说，许嘉璐已经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