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奥运会纪实-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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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他想一鸣惊人，跟着突击营冲锋陷阵的呢，活该嘛！”
有了这一句话，一切都有了。四天后，台北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便送到了板门店。《中央日报》以显著的版面发表一篇电讯稿称：“中共违反日内瓦公约，在战俘营中拘留美联社平民记者弗兰克·诺尔。”这篇电讯稿为证明其客观可信性，还写出了新闻来源，还把D的照片也刊登了出来。
美国人看到《中央日报》这条消息，许多报刊竞相转载，不是起哄发难，而是喜出望外。不难想象，就安全而言，诺尔的亲属和他的同事们知道他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里，会比他随军出发执行战地采访更要放心得多。
1951年的圣诞节就要到来。当时，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有几位同事正在板门店，商量着要给他们的“诺尔老爸”赠送节日礼物。可是老爸在“铁幕”后面，礼物能送到他手中吗？他们决定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随便送点什么，反正礼轻人意重，能借随便什么礼物表达感情就是很大的成功。因此，有人提议送罐头食品，有人主张送香烟，有人熟知诺尔爱喝酒，认为最好送瓶威士忌酒去，给他暖暖心窝。图片编辑迈克斯·迪斯福是诺尔的业务搭档，诺尔被俘前拍摄的新闻照片稿，都是由迪斯福编辑后从东京电传到纽约总社的。迪斯福三句不离本行，突发奇想道：“哎！要是给老爸送一架照相机去，那会怎样？！”
“哦！好主意！”对任何西方新闻机构来说，“如果我们的老爸能够在那边重操旧业，我们美联社可就有了独家新闻，太妙啦……”
考虑到实施这一计划有相当的政治风险，即使中共方面能提供帮助，美国军政当局将绝对不会赞同；因此，在计划付诸行动到产生出成果这样一个阶段中，都必须严格保密，这是计划成败的关键。
“老爸圣诞行动”（2）
为了保密，他们决定为这一计划取个代号。
美联社的编辑记者几经磋商筛选，便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开辟特殊稿源的秘密计划取了一个怪诞有趣的代号，叫做“老爸圣诞行动”。
如何迈出第一步呢？他们首先想到了魏宁顿和贝却迪。
英国《工人日报》驻远东记者艾论·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驻远东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中就崭露头角，享有盛名；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区，也是备受各国记者注意和尊重的特殊同行。他俩既懂英语，又懂汉语，经常接触朝中方面的高层人物，掌握情况多，虽是西方人，却毫不掩饰对朝中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又敢于毫无顾忌地同其他西方记者大胆交往。他俩似乎成了一种粘合剂，只要走到哪里，哪里就能聚集起对立双方的记者。鉴于魏宁顿和贝却迪的这种身分和品格，美联社亚洲分社的职员们，决定冒昧地找这两位白人同行，请求协助。
魏宁顿和贝却迪听了“老爸圣诞行动”计划的概况介绍，拍案叫绝，都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愿意竭力相帮。他们二人也曾多次到过志愿军的战俘营，还访问过诺尔。诺尔也向他俩发过感叹，觉得中共摄影记者净是些娃娃，不善于抓取拍摄时机，美英战俘们明明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娃娃记者们捧着照相机拍出来的人物都成了木偶；这样的照片，只相当于美国西部开发时期三流照相馆的作品。魏宁顿和贝却迪当然相信：如果让诺尔这个老牌摄影记者以战俘身份拍摄战俘，毫无疑问可以拍出上乘作品来。且通过美联社发稿，美国官方就不敢轻易扣压，也更容易为美国广大读者所信服。
“老爸圣诞行动”比起整个朝鲜战争或某一个军事战役来，当然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可是在世界新闻史上，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创举了。这是典型的美国思维方式的产物：“实效第一，原则第二”。
这样的计划说说容易，实施起来可一点点都不能麻痹大意，要是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抓住把柄，完全可能被加上“为中共效劳蓄意损害美国利益”的罪名而扼杀于摇蓝之中，并且势必会遭到严厉惩罚。朝鲜战争时期，正是全美反共高潮时期，麦卡锡主义猖獗无忌，美国共产党人一批批地给投入囹圄；热爱和平的正直科学家鲁森堡夫妇被无理起诉并判处死刑；美国黑人学者、作家、美国和平报道站领袖杜波伊斯博士已经83岁高龄了，因为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并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也被诬告为“外国间谍”，判他五年监禁；连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也被圈入黑名单，遭到监视与迫害；大批文艺界、新闻界、科技界的优秀人士被强制举行“忠诚宣誓”，丧失人权与尊严。在这样的一片白色恐怖中。美联社亚洲总分社的同仁们，敢于采用这种类似设“卧底”、置“眼线”式的特殊手段来攫取新闻稿件，也堪称是美国式冒险精神的伟大体现了。
魏宁顿和贝却迪谨慎从事，守口如瓶，先找香港《大公报》驻开城中立区记者朱启平商量，请他一同出谋划策。朱启平是他们二人的挚友，虽然只有35岁，在中国新闻界却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资深记者了。1945年9月2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偕同中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在东京湾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朱启平曾参加这一庄严仪式的采访报道，发回了当时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重要新闻。朱启平自然同意这个新奇而大胆的“老爸圣诞行动”，当场击掌赞赏。果然，没用几天工夫，这件事情就报到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和乔冠华那里，两位领导人立即交待下属同有关方面接洽，保证给予特殊方便，一路绿灯。
不是上帝保佑，而是在于“老爸圣诞行动”顺应时代需要，加上多方默契，群策群力，因而所向无阻，进展神速。一周之后，一架专业摄影记者使用的德制林哈夫牌新型新闻镜箱，连同一批可以随拍随冲的散页新闻胶片，还有一架闪光灯，就安然送到了诺尔老爸的手中。随同摄影器材一起送达的，还有一张精美的圣诞贺卡，一封慰问信，一幅诺尔夫人的照片。使诺尔极感惊讶的是，夫人身旁有一只狗，正是他在长津湖战场上失散的宠物。慰问信写道：祝贺老爸圣诞快乐，不要想家，家中一切都好，太太得知您的下落欢喜若狂，马上就会给您写信的。第十军从咸兴撤退之时，带回了您的爱犬，我们已及时派人领回并送到您的家中，等您回家之日，它会对您汪汪叫个不停的。您拍了照片后，我们将会及时收到及时发稿，美国故乡的民众渴望知道美国战俘的现实真相，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有赖于老爸的努力了……诺尔读毕信，热泪涔涔。这是一封多么不寻常的信啊！既是慰问信，又是“委托书”。从今尔后，他又有事情可做了，内心将不再空虚彷徨，生活将重新变得充实有趣起来。诺尔欣喜之余，又捧起照片，对着照片上的夫人和爱犬吻个没完没了。
收容西方战俘的志愿军战俘营中，迎来了头一个圣诞佳节。
“老爸圣诞行动”（3）
弗兰克·诺尔以美国战俘兼美联社记者的双重身分，既参加庆祝活动，又参加摄影采访。面对着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彩灯的饰物，面对着丰盛的美酒佳肴，面对着一张张容光焕发的战俘们的脸庞，诺尔老爸眉开眼笑显示出一种长着风范，每一条皱纹中都漾溢着慈祥和欢愉，他印堂发亮，脸颊泛红，腰板挺直了，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身处异国他乡的战俘，而感到了一种人生价值的复归。他抖擞精神，端起了崭新的照相机，开始忙个不停……
诺尔又有了职业权威，他像一位高明的电影导演那样，启发诱导大家进入角色，按照生活的规定情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吃的喝的说的笑的一切如常，不要紧张，不要做作，一概由他来选择理想的镜头。
自然就是真实，真实就是魅力。这便是诺尔拍摄新闻照片的成功经验。
圣诞节过后不久，诺尔在战俘营拍摄的头一批照片，开始通过特殊渠道送往开城中立区。随即又通过魏宁顿和贝却迪的手，转给了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这种传递方式，简直有点像搞谍报工作。
图片编辑迈克斯·迪斯福接到这批照片后，大加赞赏，连呼“诺尔老爸好样的！”他挑选了7幅最精彩的照片，在东京用无线电传真发往美国，迅速引起了轰动。美国各大报纸，不仅普遍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大块篇幅刊出这些反映美俘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同时还加发醒目的大字标题：
弗兰克·诺尔大获成功
——美联社记者在铁幕后面拍到的独一无二的照片
“老爸圣诞行动”一炮打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的震怒。他立即给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发布官纳科斯准将下达命令，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限制美方记者的活动，不准美方记者“继续交结共产党记者”。
1952年2月10日，当时兼任了巴黎《今晚报》记者的贝却迪，为这件事专门从板门店谈判区发出了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在揭露李奇微下达“禁止联合国记者交结共产党记者”的命令后说：“上周美国通讯社和报纸发布了证明在朝鲜北部俘虏营的俘虏个个都显得健康愉快的照片之后，李奇微捏造的所谓对联军战俘施以暴行的诽谤指控便彻底破产了。甚至连美军的《星条报》也登载了这些照片。…。。因此，李奇微总部立即莫名其妙地把这事和危害‘军事安全’与‘谈判进展’联系在一起。美国记者和通讯社不知道为什么战俘的家庭在报上看到他们快乐的儿子丈夫的照片而感到的人情的慰藉，会危害‘军事安全’与‘谈判进展’。这些家庭和编辑们对李奇微的高压手段都深感费解。……最近几天来，美国记者谴责了李奇微的高压手段。”
美联社亚洲总分社为了乘胜扩大战果，当然更不愿意断绝同魏宁顿和贝却迪的交往。他们悄然继续通过二人，又向诺尔老爸补充供应了一架35毫米徕卡镜箱，一批照相胶片，同时转达了来自纽约总社的电报指示，要求诺尔老爸再接再厉，源源供稿。
弗兰克·诺尔名声大噪，噪出了国界，噪遍了西方，也噪到了东方。在板门店中立区，他成了人们的有趣谈资；在战俘营，他更成了传奇人物。
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源源不断地接到妻子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和絮叨温馨家常之外，几乎每封信都要捎带一条“经济新闻”：因为诺尔的摄影作品采用率极高，美联社和发表报刊都付给他非常丰厚的稿酬，妻子便接连向他通报这些稿酬的累计数额，好让丈夫引为骄傲，感到高兴。
从东京的美联社亚洲总分社也传来好消息：诺尔的许多摄影作品被广泛采用后，有的用稿单位直接将稿酬和奖金寄往东京。为此，作为经办人的图片编辑迪斯福专门为诺尔在东京银行开了存款帐户，随到随存，积少成多，等待着诺尔遣返之日一并领取。
有一次，俘管处一位翻译笑着问他：“诺尔，你的稿费加在一起可以买一辆小轿车了吧？”
“何止小轿车？”诺尔眨眨眼，爽快地回答，“还可以买一幢漂亮别墅哩！”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当晚十点钟，朝鲜全境实现了停火。
当年8月，弗兰克·诺尔被遣返回国，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中，一共渡过了不算短暂的2年又9个月时间。他前后在战俘营中拍摄的新闻照片难以计数，据说光是发表的就有好几百幅。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事实起了良好的作用。
诺尔回家之时，美国人民正好沉浸在结束朝鲜战争的欢乐之中，美国政界和军方则处在历史上首次大失败的沮丧之中。迫于形势，迫于民心，美国政府也没有找诺尔的麻烦，使诺尔得以顺利实施他与爱妻预约的为期两个月的“二度蜜月”计划。
美联社对诺尔老爸的顺利归来深感庆幸，对“老爸圣诞行动”的成功更是引为十分骄傲，为此还发表文章，宣称“老爸圣诞行动”是整个朝鲜战争中的“一支了不起的插曲”。
现在，弗兰克·诺尔已经离开人世。他的一生，因为主演过这支“了不起的插曲”，而将长久地被人传颂。但令人遗憾的是，为这支“了不起的插曲”奏响了第一个音符的中国大陆D记者，据说由于当初的小小失误，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遭巨大打击，甚至被划成“右派”，贬入另册，“文革”中又作为“特务”、“内奸”升级惩处。所幸者，历史终于还他以清白；同时，他以可贵的坚强与勤勉，印证了“艰难困苦玉汝予成”这一句古代名言。如今，他已成了一位研究美国史的成果卓著的学者。（摘自边震遐著《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战俘》）
“特别名单”的故事（1）
1952年春，关于战俘安排问题的讨论举步维艰。在不发布新闻的小型行政性会议上，美方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向朝中方面递交一份关于“美军失踪官兵”的特别名单，硬说这批失踪官兵都在朝中战俘营中，要求及时补入准备遣返的美方战俘名单。
随着战况的变化和谈判的持续，这份多次提出的特别名单时有修正，名单上的人员有增有减，也许有的是最新失踪者，有的已经找到了下落或证实已经死亡。朝中方面工作人员在研究这份“特别名单”时，发现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美国空军飞行部队的军官，其中有三个人的名字一直列于名单的显要位置，他们是：范佛里特、辛兹和马哈林。
朝中方面同意查找这份名单中的美方军人，但在没有获得准确消息之前，未向美方作出任何具体答复。
美方有些沉不住气了，但又没有理由责问朝中方面，或向朝中方面施加压力，也许担心惹怒了朝中方面，将会适得其反，使这件事情更加难办。于是他们动用了“民间渠道”，采取“迂回外交”的形式提出了他们的请求，请朝中方面尽快查清范佛里特、辛兹和马哈林三名空军军官的下落。
这一请求，大大地缩小了“特别名单”的原定范围，实际上也显露了制定“特别名单”的真意。美方是通过美联社的资深记者，美联社记者则托英国《工人日报》驻开城记者艾伦·魏宁顿，向朝中代表转达这项请求。
魏宁顿开门见山，首先要求美联社记者说真话：这三名军官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特殊背景？不说清楚不帮这个忙。
“当然！当然！不明底细帮不上忙，我们也是这样要求委托人的。”美国同行十分爽快，他们如实相告：“这三个人的确不同一般，辛兹是美国空军第51截击机联队副联队长，上校军衔；马哈林少校是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与中共飞行部队击落阵亡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少校享有同等荣誉和名望。而三个人中最关健的人物是小范佛里特中尉，他是一名B…26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是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中将的爱子，他在夜间驾机到物开里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中共军队的高射炮击中没有返航，下落不明。为此，范佛里特将军非常难过。”魏宁顿欣赏美国同行的坦率，认真倾听，频频点头。
美国同行又婉转地表达了一番通常不便于表达的意思：如果能够证实小范佛里特已经阵亡，也可以让老范佛里特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