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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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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与“葬”经常搭配起来使用的字,是“丧”——丧葬。
  “丧”者,伤也。为什么要悲伤?因为有人死了。所以“丧”的小篆字形,上面是“哭’;下面是“亡”,表示哭已死去的人。因此,《说文》解释,“丧,亡也。”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正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开始走向初步的文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
  据宜昌博物馆公布的资料,1998年11月,在三峡工程建设中,于三峡库区归县旧州河古遗址,考古发掘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墓葬。其中,二号墓为腰坑墓。这两座墓资,均为同一时期的土坑坚穴基,距地表深3米左右。其中一号墓坑长2米,宽0.78米,人骨架保存较好,骨架长1.64米,葬式为侧身屈肢,头向南,不见任何随葬品;二号墓坑长2.12米,宽0.85米,深0.4米,人骨架保存放好,骨架长1.65米,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有陶罐、陶钵、陶碗、石铸等6件随葬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葬厚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如何地讲究,厚葬是如何如何地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含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中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是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春秋时期的齐懿公在与邴歜争夺田产中失败,后来当上了国君,把邴歜的墓掘开,拖出尸体“而刖之”,就是把他的脚从他的尸体上给剁了下来,以示惩罚。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最有意思的报复出现在隋初人王颁身上,把仇家的尸骨头烧成灰搅到水喝了。他听说父亲王辩让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杀了,悲痛欲绝。陈灭亡后便欲去掘陈霸先的万安陵。陈陵很大,一夜恐怕掘不开,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王颁喊上其父亲生前手下的士兵一千多人,“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晌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象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馋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从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如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次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比刘去变态的是南朝时陈宣帝陈顼次子陈叔陵。陈叔陵是一个极其好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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