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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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小时内，展位上已经堆积了上千份学子们投递的简历。北京院校研究生投递的自荐书最多，再往北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往南有上海的、长沙的、广州的，全部是我上学那会儿听其名号便肃然起敬的院校。我觉得原本三天的招聘会，一个小时足矣。
不管专家学者们对扩招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鞭辟入里的论证，不管这种分析论证曾经怎样让我感佩称是，让我感受到学术的新颖和变通；当我真正去面对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回想起半年前我跟江西一位姓徐的老板的争论。那位老板把扩招形容为“技校生水平拔高为大学生水平”，我认为老板的结论草莽得近乎于野蛮。扩招何罪之有？野无遗贤，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嘛。
老徐当时给我讲的个案，虽能说明问题，但不足以否定我的信念。当时他在酒桌上跟我一再抱怨他聘用的一位硕士生怎样怎样不行，说是那家伙差点把他给害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老徐有一门技术，想跟广东这边一个老板合作，这边提出要一个《可行性报告》。老徐自己很忙，也想把这份报告做得好些，就找了某大学管理系的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带了名硕士生。商量之后，写《可行性报告》的具体工作就由这名硕士生来完成；条件是正式谈判时，老徐要带上这名硕士生——因为马上毕业了，硕士生想多一些实际经验。老徐本人也乐意，事情一旦谈成，还真需要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企业任职。
老徐不久就有些失望：这位硕士生写出的《可行性报告》第一稿连格式都不对。老徐耐着性子叫他到网上或是图书馆去找一找写作模板，再把他交代的几个要点套进格式就行了。这硕士生照交代的重做了一份，老徐动身前匆匆看了一眼，大致那些内容都在，心想差不多，也叫上了那位硕士生同去。
可等到了飞机上，老徐趁空再次拿出报告细看看检查有什么不妥时，惊愕地发现在产品销售一栏里居然还有“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字眼。把老徐气得差点没从飞机上掉下来。老徐责问那硕士生是怎么回事？一到白云机场，他就叫那位硕士生打道回府了。事后，老徐的朋友、就是那硕士生的导师还给他解释，说写《可行性报告》是MBA干的，那位硕士生侧重管理理论研究。要不是顾及到朋友的面子，老徐还真想问他本人会不会写《可行性报告》或《商业计划书》什么的。
老徐感慨说，“怎么现在的学生、老师就这样水平？”
想想老徐的话也有他的立场。联想到我们这一辈人刚参加工作时，经常遭受到类似的讥评，什么“大学生连个总结都写不好”、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居然连‘三反五反’都不知道”，当年我就觉得这类指责有点苛求。那天听老徐这么说，我本能地想辩护几句，跟他讲了一番“领导要给员工明确的方向感”之类的道理，可我越这么解释，老徐头摇得更厉害，反问：“不是说现在的人都在看《把信送给加西亚》吗？我还要怎么给他方向感？莫非让我当他保姆不成？”老徐用讽刺的口气谈到“大学真是越来越大”，说：“明明只是一个读大专的料，把他硬拔成本科、硕士；明明只有技校学生的水平，把他硬拔成大学生，能行吗？”
我当时觉得他的逻辑过于粗暴，打击一大片。特别是我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高考的门槛之高，许多省份还实行“预考”制度，预考不过关的人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想想当年的残酷，想想今天的宽松，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话。然而，这次招聘让我感到郁闷的几个细节，让我不禁对老徐的牢骚有些认同。
斯文扫地，这就是我在招聘过程中最突出的感受。
这家杂志招聘文化版编辑，按规定要进行笔试。笔试中“知识基础”一栏有一道题是：“请你列举出《万历十五年》中至少三个人物的名字。”有两个应聘者——是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的答案为空白。按杂志社的规定，这类应聘者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有一个听上去又简单又粗暴的规定：专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学的不要——说是这个大学在京找工作的毕业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总之是一些充满“歧视性”的规定。杂志社笔试有一个硬性规定：知识基础和编审题达不到60分的，不予面试。编辑部负责招聘的老董告诉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经验，凡是知识基础和编审做得差的应聘者，千万不能试用，让他们当编辑肯定要出事。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声声讲“通识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状态或理性智性训练，在今天被诠释为“奶酪”、“加西亚”一类的“三分钟离地飞升术”，这就是今天某些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我无心拿北大说事，但我一直想写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时文，以此为实例辨析一下作为中国教育范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现状，是一个针对“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探源之路。
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买了不好用的次品，你的投诉对象肯定不是这产品，最终追问的是生产了次品的厂家。录用的不合格的大学生，就只有找学校，从教育这条生产线上着手。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多年前就有人开始思索这个命题了。可悲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它并没有因人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