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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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可以把上述各种任用方式相互合并，比如有些官员可以从全体公民中选拔而另一些从某些公民中选拔，抑或兼取两种办法…譬如同一法庭中的成员有的从全体公民中产生而有的从某些公民中产生；而且，选拔的方式也既可以是选举也可以是抽签，抑或兼用两种方式。
以上列举了组成陪审法庭的所有可能的方式；其中第一种方式属于平民政体，即从全体公民中选用陪审官员来审理一切讼案；第二种方式属于寡头政体，即由某些公民组成的法庭来审理一切讼案；第三种方式属于贵族政体或共和政体，即所有的陪审官员之中有的从全体公民中产生，有的从某些公民中产生。
五０１
至此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差不多全都得到了讨论；接下来应当考察，引起政体更迭的原因有哪些，它们有什么性质和有多少种类，以及导致每一政体覆灭的原因有哪些，每一政体出于什么样的政体，又最可能演变成什么样的政体；此外，还须从共同的方面和个别的方面分别加以阐明，用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各类政体，保持每一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我们首先假定这样一个出发点，即业已出现的各类政体均一致公认公正原则和按比例的平等原则，尽管如前所述，它们大都曲解了公正和平等原则。例如平民制就建立在这种平等观念之上，即在某一方面平等的人要求在所有方面的无条件平等…一切公民都是同等的自由人，他们就认为在无条件的意义上也是人人平等；而寡头制则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之上，即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自己也与人不平等…在财富方面他们与人不平等，便觉得在无条件的意义上也与人不平等。于是乎，平民主义者认为自己与人平等，遂要求在一切方面同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寡头主义者既已与人不平等，便企求多占多得，因为多占多得即是一种不平等。所有各类政体都奉行某种公正原则，但是以单纯意义上的公正原则而论，它们都是一种曲解。由于这一缘故，一旦人们在政体中未能像预期的那样享有其分内的权力，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发难。所有人之中，德性超群者起来发难是最合乎公道的，因为惟有他们才有最充足的理由要求单纯意义上的不平等，然而他们却是最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人。那些门第高贵之人由于此一方面远远超出他人，就不认为自己可以同人平等，因为高贵的门第可以看作是出自先辈的德性和财富。
这些情形可以说就是城邦动乱的始因或泉源。由此生出两种变更方式：内乱的矛头直指现行政体，其目的在于以另一种政体取代现存的政体，例如以寡头政体取代平民政体或以平民政体取代寡头政体，或者以共和政体或贵族政体来取代这两种政体或反过来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者，内乱的矛头并不指向现存的政体，而是意图维持现行体制，比如寡头制或君主制，叛乱者把这些体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中。也可以在程度上多少做一些更改，譬如把原先的寡头政体改变成更多或更少具有寡头主义性质的政体，把原先的平民政体改变成更多或更少具有平民主义性质的政体，或以同样方式加重或减轻其他各类政体的施政性质。此外，内乱也可以仅仅为了变动政体的某一部分，比如设立或废置某一种官职，就像在斯巴达一样，据说吕桑德曾经试图废除君王制，而鲍桑尼阿斯王则力图取消监察制；又如在埃比丹诺斯，其政体曾经历过局部的变更，那里的人们以议事会取代了部族长老会议，但至今那里惟有政府机构中的各类官员才被要求必须出席在审判大厅中举行的推举某一官员的会议，而且，只设置一名执政官的做法也具有寡头主义性质。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总是动乱的起因，不过按比例的不平等除外（因为君主制就永远是不平等的，假如放在平等的人们中间来看的话）；总的说来，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
平等有两种：数目上的平等与以价值或才德而定的平等。我所说的数目上的平等是指在数量或大小方面与人相同或相等；依据价值或才德的平等则指在比例上的平等。例如，３超出２与２超出１在数目上彼此相等或平等，而４超出２与２超出１就是在比例上彼此平等，因为２作为４的部分与１作为２的部分彼此平等，二者都是一个半数。如前所述，人们一致承认无条件的公正应根据价值或才德而定，然而事实却是，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也该与人平等，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就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与人不平等。因此最可能出现的有两种形式的政体，即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因为高贵的出身和德性毕竟十分少见，而财富和群众则数不胜数。在哪个城市也难找到百名出身高贵之人，而富人（及穷人）却俯拾即是。在所有方面都根据各自的平等原则来做安排并不是一件好事；事实的结果表明，这种性质的政体无一能够长久存在。其原因在于，凡是立足于错误的起点就不可能不落得一个共同的悲惨下场。由此可知，既应当在某些方面实行数目上的平等，又应当在另一些方面实行依据价值或才德的平等。
尽管如此，平民政体还是比寡头政体更加安定和平稳。因为在寡头政体中存在着两重祸根：或者是寡头之间结党互斗，或者是寡头们与平民之间拼死相争；然而在平民政体中就只有平民与寡头之间的斗争，至于平民间的自相倾轧，这方面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记载。此外，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接近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共和政体，而这样的政体是最为安定的一类政体。
五０２
既然我们要研究党派之争与各种政体的更迭出于什么情况，就应当首先普遍地掌握党争和政体更迭的开端和原因。大致上可以说这些起因为数有三，我们将提纲挚领地一一予以说明。我们必须掌握：发动内乱者的心态如何；他们为了什么；以及第三点，政局动荡和党派之争往往是从什么事情上开始的。图谋变更者在心态方面的普遍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前面我们正好已经说过了；有些人认为其他与自己平等的人多占了便宜，而自己所得甚少，便会起而发难，名曰追求平等；另有一些人自觉与人不平等，其所得却并未多于他人，而是与他人相等甚至更少，同样会起来兴师问罪，以求致不平等与优越。这些欲求之中有的是公正的，有的则是不公正的。自身不如人者为求与人平等遂而诉诸内乱，已经与人平等的人再图变更则是为了高人一等。以上就是发难者的心理情况。而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财物和名誉；抑或是为了逃避与此相反的事物（如不名誉和财产损失）。在各城邦中，一些人为了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朋友摆脱耻辱或罚款，往往不惜引发一场内乱。在我们论述的问题上，以上述方式致使人们萌生这类心态的引起政局动荡的原因或开端正好有七种，从其他意义上考虑，其数目还会更多。其中的两种前面已有提及，但其间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如前所述，人们为了财物和名誉彼此相争，然而并不见得就是因为他们自身，而往往是因为看到别人公正或不公正地比他们多占多得了。此外的原因还有：暴虐、恐惧、优越或僭越、轻蔑以及不成比例的增长。其他意义上的原因有选举舞弊、疏懈、忽视小节、比例失调等。
五０３
上述各种原因中，暴虐和贪婪能起什么作用及以什么方式起作用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一旦执政的官员们横施暴虐且贪财肥私，他们就会彼此相互倾轧，甚至向他们的权势所从出的政体发难，他们多占多得的东西全都来自对百姓的搜刮和对公共财物的侵吞。名誉作为引发动乱的原因能起什么作用和以什么方式起作用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失去了名誉（资格）的人看见别的人名位加身，自然要图谋反叛。与一个人的价值或才德不相称的名誉或不名誉是不公正的，而依据了价值或才德就会是公正的。又及，优越或僭越也是引发内乱的一种原因，当一人或多人在城邦或政体的权力体系中取得了过大的权力时，内乱就会发生；这种情形下常常会产生君主政体或权阀政体。因此有的地方通常实行陶片放逐法，阿尔戈斯和雅典就是例子。不用说，一开始就防患于未然，杜绝这类卓异之士的产生，自然比等他们羽翼丰满之后再设法补救要好得多。
恐惧也是引发内乱的一种原因。人们做了不义之事又惟恐受到惩罚，或者担心将会蒙受不义之事，便抢先向对方发难。就如在罗得斯岛一样，那里的显贵阶层由于害怕被平民群众投诉，便率先联合起来向后者发难。轻蔑是内乱和起义的另一原因，以寡头政体为例，在政体中没有地位的人一旦增多，政局就会动荡不安，因为这些人自恃人多势大；而在平民政体中，富人们面对无秩序无政府的状态难免心生轻蔑，例如在式拜，奥诺福太战役之后，治理无方的平民政体终归覆灭；又如麦加拉的平民政体，由于其无秩序和无政府的状态，在一次战败之后同样归于灭亡；叙拉古的平民政体在葛洛建立僭政之前就灭亡了，而罗得斯岛的平民制在那次暴动之前就已经被推翻了。
某一部分不成比例的增长也是导致政体更迭的原因之一。正如身体由各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都应合乎比例地增长，不然的话，一旦脚长到四肘长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却仅有两指长，身体就会归于消灭；要是不成比例的增长不仅仅是在数量方面而且也包括性质方面，这时候身体就会转而具有另一种动物的形状。城邦同样由诸多部分构成，常常会有某一部分潜滋暗长，例如在平民政体和共和政体中，穷人的数量就可能不断增长。有时这也可能是某种机遇造成的结果，比如在塔林顿，大量的显贵阶层成员在波斯战争后不久同耶比吉亚人作战时纷纷战死，于是平民政体取代了那里的共和政体。而阿尔戈斯人在＂七日之役＂中惨遭斯巴达的克勒奥米尼王的屠戮，不得不以柏里奥季或农奴权充公民之数。在雅典，其步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屡屡战败，结果显贵阶层的人数大为减少，因为士兵均从公民阶层中征募。平民政体中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但是程度上有所减轻；当富人增多或财富大有增长时，这种政体就会向寡头政体或权阀政体转变。选举中徇私舞弊也可以在不致触发内乱的情况下造成政体的更替，就如在赫拉伊亚一样，由于原先存在选拔官员任人唯亲的现象，那里的人们遂用抽签代替了选举。而且，为政疏懈的人往往也会自食其果，那些对现行政体心怀不忠的人一旦做官掌权，政体就会随之更移，在欧里俄就是这样，赫拉克利奥多罗上台之后就废除了寡头制，用共和政体或者说是平民政体取代了寡头政体。此外，忽视小节经常可以酿成大祸。所谓小节，我指的是对之掉以轻心就将导致法制上的巨变的那些事情。以安布拉基亚为例，那里起先只订立了很轻微的财产资格，后来干脆完全取消了资格要求，因为那里的人认为些微的要求与无要求之间几近于没有差别。
城邦各部族未能达到休戚与共之前，它们间的失调也能引发内乱。因为一个城邦不能只由一些乌合之众组成，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得以形成。所以，那些先就引人了外族或随后同别族相并的民族大多数要经受内乱之苦，例如，阿该亚人和特罗埃岑人一并创建了叙巴里斯城，但阿该亚人强盛起来之后便把特罗埃岑人逐出了这一地区，这就是世人如此憎恶叙巴里斯人的原因。在图里奥伊，叙巴里斯人又同另一与其共同居住的民族相争，认为这块土地属于他们并要求占有更多的利益，但最终反被逐出了图里奥伊。在拜占庭，后至的拓居者的独占野心暴露之后，被早先的拓居者用武力逐出了该地区。安底萨人起先接纳了凯俄斯岛的流亡者，随后又用武力驱逐了他们；而赞克里人接纳了萨莫斯人之后，终被后者逐出了自己的本土。在尤克琴海（黑海）上的阿波罗尼亚城，由于引入了一族新的拓居者，最终酿成了一场灾乱。叙拉古人在推翻了僭政之后，给外邦人和雇佣军士授予了公民权，由此生出纷争，以致兵戎相见。安菲波里斯人收留了后至的卡尔西迪亚拓居者，结果几乎尽数被后者逐出了自己的本土。
在寡头政体中，如前所述，众人生乱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原本与人平等，然而在政体中未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平民政体中则是显贵之士起来发难，因为他们原本不与他人平等，却只享受到了与人平等的权利。
五０４
动乱有可能起于琐细的事因，但绝不会仅仅围绕这些琐细之事，而总是要牵涉到那些利害故关的大事。小事情一旦在权贵们中间发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例如在古代的叙拉古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当时，两位在政体中有地位的青年人之间的情仇竟然引发了一场内乱。故事是其中的一位青年人离家在外期间，另一位趁机夺走了他的情人，后来那位蒙受了羞辱的青年为了报复又在另一位外出时引诱了他的妻室；于是，两者各自纠结政要人物，终致在全邦范围内引起了分裂。由此可知，应该从一开始就悉心防范这类事情，及时化解政治领袖和权要们之间的争端。因为错误全在开端，常言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因而即使开始只有些小错，也堪与其他诸般错误相比。总而言之，显贵阶层彼此相争，免不了会把整个城邦都卷人进去，波斯战争之后在赫斯狄亚所发生的事情即是一例。兄弟二人在分父亲的遗产时发生争执，其中一人较为贫穷，指责另一人隐瞒父亲的财产和所发现的父亲的宝藏，从而争得了平民主义者的同情，而富有家财的另一人得到了富人们的支持。又如，在德尔斐，一桩婚姻纠葛成了随后所有纷争的起因。一位新郎前去迎娶新娘之际，从飞鸟中觉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遂仓促离去，置新娘于不顾，新娘的亲属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就在他去献祭时把一些圣器藏人他的祭品之中，然后佯称其强窃圣物，当场杀死了他。又如在米利提尼，由两名嗣女引出的争端成了一系列动乱的始点，直至同雅典人开战，并在这场战争中其城池为帕契斯攻陷为止。那里有一位富人名叫蒂莫芬尼，遗下两个女儿，另一位名叫德克山德罗的人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回她们，然而他通过诉讼提出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于是他煽动了一场内乱，并鼓动雅典人出面干涉（他曾做过雅典的侨领）。又有一件有关嗣女的纷争发生在福基斯，当事人是麦纳逊的父亲麦纳西阿斯和奥罗马库斯的父亲欧苏克拉底，这件嗣女婚配案即是牵动了福基斯全邦的那场圣战的开端。埃庇丹诺斯的一桩婚姻纠纷同样在那里造成了政体的更迭；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某人，而被许的这人的父亲做官之后因事判了女方父亲的罚款，后者以此为奇耻大辱，联合政体之外的众人推翻了那里的政权。
有些政体也可能因为行政机构或城邦的其他部分或要素过于膨胀或名声过于显赫而更改为寡头政体、平民政体或者是共和政体。试以雅典为例，那里的元老院在波斯战争期间声名卓著，而元老们似乎想趁势牢牢把持住城邦政权；可是由于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平民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