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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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今天我讲讲整风问题。这是个全党的问题。五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内进行一次整风,这是我们党的第三次整风。
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末,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重庆码头和南桐煤矿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有的同志还一遇到困难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三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
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一个是武装斗争问题,一个是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好。但是,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的敌人。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些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