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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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因为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有些干部脑子里想的是，我革命这么多年，国家现在也建设起来了，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了。实际上我们的困难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加复杂。要看到，尽管我们的成绩很大，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在工业建设方面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建设了不少企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因为你穷嘛！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我们党，我们中国人民，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本领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把革命干成功了呢？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人才，但这些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用的，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毛主席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所谓二十几年，即从一九二一年建党起，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大。当然就我们党的中央来说，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就解决了。从一九二一年到七大共二十四年，这个期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不多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搞光了，革命根据地有百分之九十垮了，受了很大的损失，花了很大的代价。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我们要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而且在这中间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有的地方如东北还搞得更早。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这几年的建设，大量的是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
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过去几年，我们的建设成绩是很大的，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我们共产党员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是首先要看到的，不看到这一点我们会丧失信心。但同时也要看到，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比如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而且新的大的是我们建设的骨干，像鞍钢及西安一些大的企业就是骨干企业。不搞新的，没有这样的骨干企业，更高级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不了，今后还要搞一些大的新的企业。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不一定。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
现在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央搞的大企业，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会搞的话，完全可以节约很多资金，用比较少的钱，同样建设这样新这样大的企业，同样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们有些企业规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很大的厂前区，一个办公大楼。没有这些是否可以呢？是否简陋一点也能指挥生产呢？很多钱是花得不适当的。有一些中央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中央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帐，归了中央管理，帐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我向省委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大企业，首先是中央企业，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脑子发热，一脑袋的贪新贪大，追求堂而皇之的形式，脱离中国的现实。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我看真正讲节约的应当是社会主义。我在兰州见到一个工厂，设备极简陋，厂长的办公室很朴素，一切都很简单，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差。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这样办，但是用这样的精神办企业，是值得学习的。
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也不少。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据说现在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图纸上已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填起来。我看到一些纱厂和二机部的一些厂子，每一座厂房相隔很远，厂内占地很大，建设要花很多的钱。
在“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今后我们要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次我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花钱多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兰州的印象比在西安好。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万元，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个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
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不是讲增产节约吗？就是因为我们穷。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
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建学校如此，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如此，解决“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
应当说我们党领导建设事业过去是做得好的，近几年来有些削弱，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干部也有这种情绪，在城里工作后，就不愿意下乡了。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所以我建议西安有意识地搞一些简陋的东西放在高楼大厦周围，可能对于教育青年有所帮助。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从现在来看过去，第一条，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今后要搞得更好一点。第二条，缺点也是难免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不要灰心。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说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要开好。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很有益处。最近全国政协会开得很好，畅所欲言，有好多好意见。厂矿企业的管理方面，要扩大民主。最近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只讲了一面，强调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次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还加了一条，即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之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