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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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则，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方针，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帐的办法。
（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坍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五）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六）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政策法令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
（七）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例如，应该讲究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需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可以使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四、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提高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国会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国联合会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面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打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主要是农会）的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军队还应参加群众斗争。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
更主要的对军队本身是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
六、村级工作。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要注意于讲究在大村条件下，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方式。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占区，敌人实行了无穷尽的人力、物力的掠夺。人民的负担超过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粮食、金钱没有了，还不得不以家具折价缴纳负担。而人力的掠夺尤足惊人，大批壮丁被捉走服役，支差难以数计。据敌酋宣布：“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这都是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因此，形成了敌占区连年的歉收和今年严重的灾荒。而敌人又利用这个灾荒挑拨人民到根据地抢粮，企图形成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中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对抗日根据地，敌人实行了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我们的必需物资，吸收我们的有用物资（如粮食），不断地对边地蚕食和在每次“扫荡”时大肆抢掠摧毁——杀人、捉壮丁、烧房子、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损毁青苗。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
那末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并且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还颁布了重要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吴满有运动”的参加者，这就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示出的道路。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工业的建设，则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团体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军队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战线，给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