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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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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怒,当着宋在中央的代表李世军的面怒斥道: 
“我早巳叫你告细宋主任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一个负重要责任的人,为什么随便 
到敌人兵营里吃饭!”接着又发给宋一纸严厉训斥的电报。 
  协定的风波尚未平息,出访东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为了牢牢控制宋哲元,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又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其费用由日本人支付。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邀请。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使他明白,作为封疆 
大吏和二十九军首脑,一遇日方要挟,势必再铸大错。然而如果明确拒绝,不仅局 
势会更加恶化,甚至会和日本闹崩,而这是不符合蒋介石“忍辱负重”授命的。 
  于是,宋哲元借口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为代表访问日本。消息传出,一时成 
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周报》更 
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 
  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副军长兼北平 
市长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 
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阔,滋拢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 
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竹办法。因 
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 
  “不行不行,”还没等宋哲元说完,秦德纯就摆开了手,“此事绝非你个人的 
荣辱苦乐问题,而是国家安危存亡之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 
责任总在你身上,所以裁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宋哲元哀叹一声,没再坚持,但在心里,去意已决。 
  5月,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老家。他总算摆脱了冀察 
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尴尬的处境。 
  但是,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转眼到了7月7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温度计从大清早就直线往上升,到了夜晚 
也不见凉意。 
  这天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 
傅孟真等二十多人,给他们报告局势的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里10点才 
散会。 
  回宅后,他先洗个澡,换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栏上静静地沉思。突然, 
“叮铃铃”,电话铃响了起来,时钟指着11点40分。 
  又发生了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升起。 
  自从宋哲元离开北平,平津一带的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使用武力扩大事态的意 
图日渐明显,从6月以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突然频繁起来。 
  由白天演习变成了夜间演习。 
  由虚弹射击变成了实弹射击。 
  而且,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的演习,竟以攻夺宛乎城为目标,反复 
进行。 
  莫非宛平城的驻军和日军发生了冲突?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的秦德纯忐忑不安地 
拿起了电话筒。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打来的:“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 
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二十九 
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方军官要 
求率队进城搜索失踪士兵。” 
  秦德纯反应很快,当即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 
意就在该地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损害了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 
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妨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果查 
出确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说日方对此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行 
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一想此事可能是日军制造的口实,很可能酿成 
大祸,马上将此经过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 
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人侦察丰台方面的敌人动态。到凌晨3时半,吉团长 
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挺,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 
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听我的命令!”秦德纯高声喊道,“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 
人的荣誉。务即晓偷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 
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他同时将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8日拂晓5时许,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光要 
他们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遭吉星文团长和宛平县长王冷斋拒绝。 
日方见纠缠没有奏效,就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步兵冲锋。吉星文团长和金振中 
营长按秦副军长的命令,在日军射击前不先开枪,待他们射击并接近到三四百米时, 
就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白天,天一直在下雨。按照秦德纯和松井达成的口头协议,中方的王冷斋、林 
耕宇、周永业和日方的樱井、寺平、斋藤一直在宛平城内谈判。日方宣布失踪士兵 
已经找到,照理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们依然气势汹汹,胡搅蛮缠,一会儿 
要追查士兵失踪的原因,一会儿质问为什么不让日军进城演习。双方唇枪舌剑,各 
不相让。下午4时,王冷斋宣布谈判终结,要求日方谈判人员出城。寺平却以没有谈 
出结果为由,拒绝回去。在谈判期间,日军乘机攻占了城外龙王庙。 
  下午5时,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致信王冷斋、吉星文,要求“限即日晚上 
8时止,中国军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河东,如果逾期。就用大炮攻城。” 
  王冷斋看完这份最后通蝶,明白日军显然以武力相威胁,妄想胁迫中国军队放 
弃宛平,以便不战而得。随即回信一封,严词拒绝。 
  牟田暴跳如雷:“炮兵,马上给我攻击,将宛平城炸成废墟!”刚到5点,日军 
便对宛平城内再度开炮,专员公署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多被破坏、居民亦有死伤,情 
况已进入最严重的程度。 
  入夜,中国军队转守为攻,以两连步兵,每人手持手枪和大刀,并携带4枚手榴 
弹,突袭铁桥附近的日军阵地,将其歼灭。 
  下午7时,日本武官助理今并武夫闯过中国军队的警戒线,但在秦宅门口还是被 
一小队持枪的岗哨拦住。他想进去见秦德纯,士兵不理会,不许他再往前走一步, 
他只得折回。恰巧这时,师长赵登禹从秦宅出来。他不容分说,上去就拉住赵师长, 
请代为斡旋去见秦市长。 
  赵登禹面子薄,稍微犹豫了一下、又重新进去为他疏通。这样终于以隔壁的会 
客厅作为见面的地方。除了秦、赵外,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也在座。 
  双方商谈的结果,只是同意努力不使事态扩大,但具体意见无法一致。及至深 
夜,才达成三项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丰台,中国军队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 
  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中国的保安队担任,人数约200名至300名,于9日上午9时 
接防。 
  然而,这却是日军为了重整攻击部署并使中国军队疏于防范的“缓兵之计”。 
  9日清晨6时,正在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准备撤退之际,日军突然又对城内发动了 
大规模的炮轰。 
  第二天晚上,双方部队又在回龙庙和东辛庄交火,都有重大伤亡…… 
  “七七事变”这一天也许偶然,但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却是必然,而且 
选定的日子就在这几天。 
  从明洽维新一开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成了日本的国策。 
  日本人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向外扩张, 
而要扩张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半岛,踏上大陆,进而控制满蒙,征服整个中国。日 
本人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个诱人的大陆之梦。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但是,日本对 
中国的侵略,到此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从1874年侵略台湾,到1945年战 
败投降、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持续了70年。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建立了广田内阁与林内阁两届军阀政府,加 
速了战争准备,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以及同政党的对立,林内阁在大选中失败。 
到1937年5月底,元老和重臣之间对于国内分裂和互相争斗感到招忧,为了缓和这种 
对立,迫使林内阁下台,他们指出了统治阶层的一张王牌,让近卫文磨出马组阁。 
  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铺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磨的祖先算起, 
已是46代了。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 
年,与宫中和财界上层都有紧密联系,同军部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触。 
  于是,被日本舆论界誉为“青年宰相”的46岁的近卫文磨正式登场。 
  他于6月4日组阁,阁员在形式上包括了军方、政党、官僚和贵族四大政治势力, 
看似比前内阁有较大基础,实质上是军部所要求的所谓“革新派”的大集合。引人 
注目的是他排除了主张与中国缓和紧张局势的前外相佐藤尚武,重新起用在任首相 
期间提出过以“与日本亲善、承认伪满、防止赤化”为内容的“广田三原则”的广 
田弘毅,让其以副首相的地位担任外相。 
  他在组阁宣言里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 
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国 
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 
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的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 
  近卫上台仅33天,就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手把中 
国推进苦难的火海,一手把日本拽向黑暗的深坑。 
  近卫内阁迫不及待地纵起战火,并看准了这年夏天是个好时机。这时,苏联正 
忙于肃军,黑龙江乾岔子岛事件苏联方面的软化,则充分证明了苏联的消极态度, 
在这时进攻华北,北方是安全的;在英法方面,因为西班牙海面监察制度的迄今未 
获协调,德、意和英、法两集团间的对立未见减轻,英国当时自然无意亦无暇在远 
东进行积极的筹划;美国一贯以欧洲为重心,同时正埋头于国内复兴,对外取消极 
的态度,而且对日本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制裁,反而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卖给日 
本。就中国的情况面言,对日本也是一个好时机:一面可趁中国的统一立足未稳, 
威胁南京政府,促使中日间各种悬案的解决,实现“广田三原则”;一面可趁冀察 
当局“中央化”尚不巩固,对之施加重压,使之接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造成华 
北的全面特殊化。于是,加快了各项战争准备工作。 
  日本军人喊出的口号是:“军刀既拔出,岂能不见血而入鞘!” 
  8日晨,“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立即在陆军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出现了 
两种不同的意见,形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 
  “扩大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为首,包括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中国课课 
长永律佐比重、代理第二部部长签原幸雄等。杉山元异常狂喜,认为千载难逢的机 
会到了,五即给天皇上奏,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解决。”永津更扬言: 
“只要日本出现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就会立即投降。” 
  “不扩大派”主要有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中将、航空本部部 
长东久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秩父宫、今田新太郎、掘场一雄等人。石原莞尔坚 
决反对杉山元扩大战争的主张,他认为: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内部已大 
体统一,抗战力量已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变得强大,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将有可 
能因遇到中国的顽强抵抗而陷人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且万一苏联从远东出兵,夹击 
日本,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主张,当前只有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解决。 
  “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8日晚,日本政府声明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扩大派”不服气,四处奔走活 
动。 
  当日深夜,杉山元即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使他们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 
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海军部也根据军令部方针,准备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 
兵。 
  10日,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用兵规模:(一)动员15个师团;(二)发动军需动员准 
备量的半数;(三)作战地区为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四)作战期限为 
半年;(五)战费55亿日元。 
  11日晨,当参谋总长闲院宫要见天皇时,内大臣建议天皇光见总理大臣。但天 
皇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调兵遣将的问题,执意先见了闲院宫。 
  深谋远虑的天皇担忧的是能否取胜,他问闲院宫:“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 
办?” 
  闲院宫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 
  在此前后,天皇多次召见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经过反复考虑, 
确信日军能取胜后,批准了向华北派军的方案。参谋总长遵照天皇的旨意,发出进 
攻并占领北平、天津地区的命令。 
  就在11日这一天,香月清司中将升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顶替奄奄一息的田代皖 
一郎。他离东京顺道在朝鲜京城停留时,会见了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大将。小 
矾是闻名的强硬派,他唆使香月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赖此一举,解决多年悬案。 
香月本来就是个“鹰派”。两相煽动,自然互受感染地拍打“翅膀”了。 
  香月在战斗祝的护卫下,当天到达天津。同时从关东军直接派来了今村均副参 
谋长和田中隆吉、政信两参谋。几个意气相投的强硬派凑在一起,人人喊杀,个个 
亮刀。 
  8月13日,日本海军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14日,日本政府发出“惩罚中国军队 
暴行”的声明,并作出派遣大量陆军部队的决定。15日,海军航空部队从九州基地 
出击,轰炸了南京。 
  至16日,日军在华北兵力已达5个师团,10万人。 
  17日,近卫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再动员40万日军侵华。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可笑的是,因本临近战败之时,近卫文磨才说从开战起,他就预感到定将失败, 
可他无力阻止,其原因是他当时患了严重的痔疮,没有力气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 
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于是与他亲近的人便传出这样的话: 
“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 
  还有那位天皇裕仁,战败后为了逃脱惩罚,也竭力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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