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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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人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彭德坏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　
胆大妄为了，再一锤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　
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均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惟有屯留北犯的日军二十五旅团，在凶残　
狡诈的旅团长苫米地的率领下，末受打击即占据了沁县，又放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　
武乡县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准　
备予该敌以严惩。　
　　苦米地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旅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一一五师　
三四四旅和总部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敌人又疲又　
饿，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不得已，　
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撒。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　
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一二九师两个团沿漳河南岸，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　
快速猛追，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乐树一带之河滩地向　
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　
敌军闻讯，纷纷后撤。八路军及友军各部奋起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　
长子、屯田、潞城、裹垣、壶关、子洪口、沁源、沁县。　
　　4月27日，长治、高乎、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决死一　
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次，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历时20余日，歼敌40　
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的徐州会战。　
　　日军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忿而报复。4月下旬。他们放弃了津浦线的正面进攻，　
以其强大机动的机械化部队，从西侧迂回包围，总兵力增至40万人，并投人大量飞　
机、坦克作战，使中国军队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李宗仁为避免集中在一个地区的　
几十万大军成为日本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大批杀伤的对象，决定向豫皖撤退，5月19日，　
弃守徐州。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　
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徐州失陷之后，正面战场报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　
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　
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　
楼、吉县一线。卫立煌部进人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　
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进人中条山区。华北广大　
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　
　　到这年10月，八路军即在敌后发展到15。6万人。次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　
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根据地　
人月达3900万之众。　
　　按下不表。　
　　却说这年4月，共产党内部出了一件大事。　
　　清明节前夕，张国焘放出风说他想去祭祭黄帝陵。毛泽东、张闻天得知这一情　
况后，并没有产生更多的想法。一个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发发思古之幽　
情，排遣一下心口积下的郁闷，倒也正常。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里，把他在　
延安的“危险处境”作了夸张性的描述，认为毛泽东等人准备把他打成“托派”，　
甚至于要消灭他的生命。实际上，这时对他错误的清算已经告一段落，他正担任着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这样写　
道：“4月2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　
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两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　
是当他7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　
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志报　
告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　
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4月11日，张国焘从西安乘国民党军用列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王明、周恩来　
等前往车站迎接。张国焘偷偷住进大华旅馆后，周恩来、博古找到他，劝他搬到了　
八路军办事处。　
　　4月12日，毛泽东、洛甫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　
　　14日，王明、周恩来、博古找到张国焘，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延安。张国焘不听　
劝导，15日正式拒绝再回延安。　
　　17日，周恩来、王明、博古再次找到张国焘，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条办法：一、　
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仍口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　
各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他们劝张最好从一、二点考虑，但张说可　
从二、三点考虑，并请求允许他闭门二日考虑答复。谈话后不到一小时，张国焘就　
逃离八路军办事处，跑到太平洋饭店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并留信给王明、　
周恩来、博古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长江局立即将张国焘公开投靠国民党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4月18日，中央决　
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　
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　
　　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影响甚微，因为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但对国民党没有也不　
可能起多大作用，当然也不会受到特别的重用。他后来颇为落魄。长期流落海外，　
晚景凄凉，终至病死异国他乡。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就在徐州失陷的这一天，蒋介石心有不甘，下令做了一件报复日本的事。　
　　5月19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领两架轰炸机载着20万张传单飞　
往日本。传单上面印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　
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　
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传单是由郭沫若和日本进步人士鹿地豆撰写并田译助，内容人情人理，文字朴　
实无华。“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它比重磅炸弹威力大得多。　
　　这两架飞机从汉口起飞，途经宁波加油，于20日上午10时许到达九州上空。在　
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重要城市和四国某些地区散发了传单。　
　　徐焕升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的防空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进人日本上空　
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　
制。及至天色通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　
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两架飞机在汉口一降落，孔样熙、何应钦、董必武等即迎上前去，表示祝贺。　
　　当晚，蒋介石夫妇亲自接见、设宴慰劳。　
　　22日，王明、周思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航委政治部，热情慰问散发传单的飞　
行勇士，并向他们献了旗。　
　　蒋介石的目的是打破“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的迷　
梦。此举虽属冒险，但却是成功了。　
　　然而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却在继续大踏步撤退。6月上旬，“北支那方面军”　
主力从徐州西进，攻陷开封，威逼郑州，希图沿乎汉线南下夺取武汉。为阻止日军　
实现这一意图，蒋介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建议，炸毁了黄河铁桥和在花园口黄　
河南岸的堤防。滔滔黄河，一泻千里，中牟、尉氏、扶沟各县及皖北、苏北部分地　
区，顿成泽国，因而使得日军许多车辆、战车和重武器陷入了泥淖，进退两难。　
　　此举虽然为防卫武汉换得了一段可贵的时间，豫西南一带，日军也未染指，但　
事先不做任何居民疏散的布置，三省人民死于洪水的达数十万，流商失所、无家可　
归的逾千万，“黄泛区”成为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蒋介石不敢承坦这一责任，指　
花园口决堤乃是日军所为，但这是推不掉的。　
　　日军攻占武汉的目标不变。保卫太武汉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　
　　正是：　
　　　　自古民贱如草芥，　
　　　　兴也苦来亡也苦。　
　　未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二十一回　
毛泽东欣逢双喜　蒋介石悉对危局　　　　　
　　　却说蒋介石这时在忙于军事问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考虑两党关系。　
　　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一个《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　
决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　
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根据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　
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新华日报》随即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　
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　
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过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　
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路作让步，以　
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径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　
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　
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显然，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了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策　
略。比如，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　
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但　
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　
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当天，毛泽东等了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　
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过与征求　
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中监委此举，也许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然而不管是否报告过　
蒋介石，都显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无电报往来，又未找就住在武汉的中共代　
表团协商，只顾单方面匆匆宣布，岂不是自讨没趣、陷于被动吗？客观上，毛泽东　
等人的声明无疑使国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监委被迫发表　
声明撤销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遇到了一个转为顾境　
的历史性机会。　
　　王稼样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正在苏联治伤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　
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促成毛泽东　
走上决策岗位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什原昧地端过去。　
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　
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使共产国际对中　
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五一”节之后，王稼样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他准备夏季动　
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季米特洛夫　
的主持下，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决定将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　
内，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目前仍然　
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锡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　
重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　
书籍，动身回国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对一向言必称国际　
的王明来说，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就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　
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泽东。　
　　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　
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中共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　
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　
想，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提出要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自居，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该由他主持党中央全　
会。　
　　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　
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议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　
法叫他立即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　
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　
给武汉发去。　
　　王明无可奈何，不得不收拾行装。8月28日，他和周思来、博古等同返延安，准　
备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