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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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21日，陈伯达的这一长文见报了。毛泽东喜不自禁，继续精心运作。他代中宣　
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电，指出：“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　
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　
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布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　
外的广大宣传，切匆放过此种机会。”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电示在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　
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　
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　
面。”要求南方局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魄和风格！凡事不做则已，做则做够，做足，做到位，做到　
底。比较起来，蒋介石四个月前虽曾通令全国各界通读他的《中国之命运》，但运　
作得颇为粗糙，其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与中共的宣传战不可同日而语，其成　
效自然也有不小的距离。　
　　这样一来，陈伯达这位毛泽东的秘书立即名噪全中国，甚至名播全世界。此后，　
陈伯达又写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从而奠定了“中共一支笔”、“天才理论家”　
的地位，直至在“文革”中当上操持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并进人中央政　
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再后来则被毛泽东亲手打倒，最后以“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受到审判。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后，延安又相继推出了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　
谁的命？》与《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哲学家艾思　
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文章。犹如一排排重型炮弹，　
一齐射向蒋介石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作的理论体系。　
　　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8月16日，回到延安一个月的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撰写了《论　
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从哲学思想、伦理观、民族观、　
国家观、战争观、政党观、经济思想等方面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系统、淋漓尽致的　
剖析。　
　　8月22日，毛泽东在董必武报来的《质问国民党》等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不　
无得意地写道：“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　
倒反动派气势。”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　
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评论道：“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　
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有如蒋先生所说呢？　
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在这段时间里，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　
内战的情况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　
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的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抗日，否则美军将停　
止援助。气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干涉”和“威胁”。　
　　蒋介石深感处境不妙，只好倔旗息鼓，鸣金收兵。他下令停止关于取消中共的　
宣传，并授意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9月13日，他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　
会上不得不再次公开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　
法来解决。”　
　　然而，蒋的部下体味不出他的难处，使这次反共高潮留下层层余波。9月22日，　
董必武在重庆参政会会场因反对何应钦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攻击，受到CC分子的起　
哄围攻。董必武愤然退出会议，以示抗议。5天后，刚刚归顺蒋介石不久的盛世才，　
在新疆杀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　
　　10月5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当日，　
毛泽东下令：“从10月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　
平浪静，以示缓和。”　
　　11月12日，在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蒋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机会难得，蒋介　
石主动向中共表示友好。　
　　蒋介石说：“上月你和王世杰有过接触，事情还是谈一谈的好。这些事应该由　
恩来出面，如请他再来重庆，什么都好谈些。”　
　　董必武答道：“我上次向王世杰先生谈了，首先国民党得退兵撤围，使延安免　
除封锁，与外界恢复联系，才能重开谈判。如果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不能恢复到6月　
份以前，恐怕谁谈都谈不出什么结果。”　
　　蒋介石说：“这点请你放心，我可以人格担保，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我说了　
要政治解决嘛，你们可以提条件嘛。”　
　　事情就是这么变化多端。年初时毛泽东对谈判很热，蒋介石却很冷；如今蒋介　
石热了，毛泽东却又冷了。11月13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报告电上批示：“拟答：　
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　
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两天后，果将此意电告董必武。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仅表明他对国共谈判失去了兴趣，同时也对周恩来　
三年来的艰苦谈判及其他工作作了某种程度的否定。这也从侧面透示出，周恩来这　
时的日子不太好过。　
　　周恩来、林彪一行是7月16日抵达延安的，当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未德、任　
粥时、叶剑英、张闻天等人的欢迎。阔别三年，使周恩来对延安的生机勃勃的新景　
象感到震掠和欣喜。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说：“我这三年在外，做　
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　
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来到延安前夕，刘少奇、王稼祥已经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周恩来未用这个概念，但在欢迎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　
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　
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这时，延安的整风学习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担任中央政治局　
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使这个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查干部工作的轨道。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　
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他宣布，从4月中旬以来，已有450人“坦白”　
了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或日本特务。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共高潮这样紧　
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声称边区内部暗藏着大批的坏人，特　
务多如中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号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　
与反革命的斗争”。　
　　随后，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除中央领导人以外，几乎人人　
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热潮之中，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出现严重的　
逼供信现象。光是一个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国民党统治区　
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康生等人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逼供出了　
所谓“红旗党”（意为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遂认定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　
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　
　　周恩来正好这时候回到延安。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康生　
却说它们都是“红旗党”。作为一向机敏过人的政治家的周恩来，当然明白康生这　
么做，矛头是针对他的。他当然也明白，康生说这番话是有来头的，要不然，康生　
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狂妄若此。可是，毛泽东为什么默许康生搞这种诽谤呢？周恩　
来迷惑起来。　
　　好在毛泽东不久即发现了“抢救运动”的严重偏差，作出了审干的9条规定，提　
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提”的政策。虽然事实上肃反扩大化的恐怖气氛和逼供信　
现象仍持续了不短的时间才得以纠正，但随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迅速退潮，　
使中共中央有可能集中力量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从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主要批评王　
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王明自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以后，陆续有中央领导人前去探望。见了　
毛泽东、任粥时等，王明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面对王稼祥、周恩来、博　
古、张闻天等人，则每每大吐苦水。他见王稼样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眶眺必　
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　
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　
整你我的，不过不用担心，那边（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　
洛甫老兄，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　
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　
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别提有多么恼怒和激愤了。他在笔记中，以极为情　
绪化的语言宣泄出他对王明深恶痛绝的心情：“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　
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　
幼稚可笑。”“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　
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雄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磺美丽，　
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　
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　
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中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　
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指责王明等人“篡党、篡军、篡政”，“　
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再讨论历史问题时，毛泽东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　
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　
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　
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　
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　
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　
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人，其中只有毛和刘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　
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　
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　
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而　
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毛泽东表明态度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　
伯达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　
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　
就是叛徒的理论。”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　
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　
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周恩　
来。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长，从11月15日起，断续讲了5天。他从欧洲回国讲起，　
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既批评了王明，也检查了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同时认为“我的本质还忠厚，　
诚实，耐心和热情”，并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近四年来，他实行的路线同中　
央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　
这几年的实践，我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众叛亲离，只好　
让妻子孟庆树代笔，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　
见为决定。”并声称：“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在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中称：　
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　
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这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　
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　
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　
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这样一段话：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　
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中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　
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　
任粥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竭诚地表达对　
毛泽东的敬佩与拥戴。“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　
的诗歌和文章。”（韩素音语）应该说，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他的　
战友和同事对他的称颂也是发自内心的。至于刘少奇这位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　
这一提法的人最后竟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成为“文化大革命”　
的牺牲品，那是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再说1943年12月底，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　
那里得来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