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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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了医院之后，黄丹丹再也没能活着走出医院。
４８小时后，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阳性！化验报告无可争议地宣布：黄丹丹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且现在衍变成为一名艾滋病患者！
姐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捏着那份化验单：“天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回到家里，母亲问：“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丹儿呢？”
姐姐的心尖在颤抖：“丹儿得了肺炎，他需要住院治疗。”
母亲死盯住姐姐的眼睛：“肺炎？这些天没见他发高烧呀？”
姐姐紧咬着嘴唇，努力控制住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的情绪：“是肺炎，医生说的。”
就在姐姐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母亲知道黄丹丹染上艾滋病的噩耗时，整个医院已经传开了：甲－２号病床的黄丹丹染上了艾滋病！
黄丹丹住进传染病区甲－２室之后，完全成了一头困兽，既无法出去，更无法与外界交流，连医生前来询问病情，也是离得远远的。他知道自己染上了艾滋病，但他却不愿意相信这是现实：“医生，化验单呢？”
医生冷冷地：“给你家人了。”
“结论是什么？”
“你去问家里人好了。”
黄丹丹愤怒了：“你告诉我究竟得了什么病？血检呈阳性，艾滋病，对吧？！”
医生还是冷冷地回答：“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最后的石破天惊却彻底地将黄丹丹击倒在地。
姐姐来看他，他狂吼着不让姐姐进他的病房：“你不要进来！我是魔鬼！我是魔鬼呀！”
姐姐笑了：“丹丹，我是你姐姐呀！”
黄丹丹哭着嚷着对姐姐说：“我知道你是我姐，可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
姐姐哽咽着点头：“我知道。”
黄丹丹睁大了眼睛：“妈妈知道吗？”
姐姐摇了摇头：“我告诉妈妈，说你患的是肺炎。”
黄丹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托你了，我的好姐姐，让妈妈知道我得的是肺炎！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心情坏，身体更坏，黄丹丹终于在甲－２号病房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据医院护士说，黄丹丹临咽最后一口气时，嘴里还断断续续呼喊着两个人的名字：“达——利；邓肯——！”
第五章 原罪揭开羞答答的面纱（1）
一个因同性恋感染ＨＩＶ的ＡＩＤＳ患者罩着羞答答的面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死者生前从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未承认自己是ＡＩＤＳ患者。我们已经无法去窥探这例病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在那些痛苦后面，在那些酸涩后面，在那些面纱后面，究竟隐藏或滋生着什么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性恋与艾滋病一样是一个不常见也不常用的词语。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它们“怪异”、“肮脏”而不可理喻，而当同性恋不洁的性行为成为滋生艾滋病的土壤时，相当数量的人们对此表现出了张皇失措，而不是正视它，防治它，遏制它的进一步蔓延。
正如艾滋病绝非“洋病”一样，同性恋亦非舶来品。在中国数千年正史野史里都有许多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清代大才子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说称娈童始皇帝。”此话真实性如何，已无可考。但在我国殷商时便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到了汉代，男风浩荡，竟成一景。有关资料记载，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或几个美男做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孔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等，“分桃”、“断袖”等秽行艳话不绝于史书。唐宋时期因为资料匮乏，无以佐证。但到明代，男色之风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在清代，福建、广东、北平等地，竟形成了同性恋的风会，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之于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到现代，更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据国家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九家单位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显示，在中国，“０．５％的城市居民和２．３％的农村居民曾有过同性性行为。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７．５％的学生承认有同性恋行为，其中只有０．６％有肛交史。”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迫于社会压力，隐藏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１９９２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约有１０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名同性恋者。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估计，目前中国男性同性恋者有２００—８００万人。”
同性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异态，关于它的存在和对它的认识的讨论从来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性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主流社会所鄙夷、排斥甚至禁止和打击的对象。“同性恋解放运动”始于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了带有同情心来描写同性恋的文学，并且为同性恋争取得到法律认可和得到社会尊重而进行的尝试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同性恋者了解到诸如柏拉图、爱因斯坦、达·芬奇等世界重量级著名人士也是同性恋者后更为自己的不公待遇而疾声呼喊，终于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７日爆发了著名的“石墙酒吧”同性恋风潮。当时在酒吧聚会的５０多名同性恋者不满警察限制其人生自由的行为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穿过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军。一路上，不仅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还有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校园同性恋组织参加进入游行行列，因此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他们要求废除管制同性恋的法律，期待获得同性恋与异性恋平起平坐的权利。自那以后，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对此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让步。同性恋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部分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权利。
但是为数更多的异性恋主张者则认为，同性恋是变态性行为，应予坚决取缔。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同性恋婚姻在道德上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二是婚姻代表着人类自身的繁衍，其子女的生育与抚养，同性恋根本无法实现；三是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以此为前提。
对话没有共同点，因此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但在目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与异性恋相比较，同性恋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同性恋组织的畸形发展，即使在西方，给主流社会也带来“诸多”的麻烦，它的极端性、政治性倾向，决定了它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
对于没有偏见的眼睛，艾滋病的传播似乎是６０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性能量与性自由的隐匿副产品。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迁往城市——那经常是他们惟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能够不受指责地探索如此多种多样性机会的地方。更为独特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男人经常在城里工作，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然后到乡下去和妻子家人过周末。
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一书中，劳里·加勒特写道：
２０世纪末期多伴侣性行为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地球上有５０多亿人在生活，其中城市居民比例在持续增长；空中交通与大批量运输可以使世界各处的人去往他们选择的城市；群众性青年运动在其顶峰时，会提倡性解放；活跃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女权主义精神，促进了女性的性自由；世界上有大量２５岁以下的青年——无疑这种世界性的都市能量在规模和戏剧性上都是空前的。
有些人带着比美国男同性恋者还大的热忱庆祝这新发现的自由。１９６９年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种感觉日益明朗化。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争取权利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在旧金山，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吸引了大约３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去的十年间又增长了５万人。
第五章 原罪揭开羞答答的面纱（2）
每年与数以万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７０年代它都是足够普通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ＳＴＤ）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整个人口中已经令人不安的偶然的ＳＴＤ上升。１９８０年，美国生理学家忧虑ＳＴＤ病例总数每年以１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在同性恋中间它的增长速度要快１２倍。一些疾病以各种方式猖獗一时：１９８１年下半年，旧金山卫生官员估计该城７３％的同性恋者已经患有Ｂ型肝炎。有些疾病为同性恋者所独有。１９８０年，国家卫生学院（ＮＩＨ）发现，美国２０％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在１９７５年美国尚没有任何这种后天感染的病例。极为幸运的是，这些感染是产生很少痛苦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艾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可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者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税务顾问。”肛交——在男人之间很容易转换“被动”与“主动”角色——很大程度上要为创造卡伦称为“日益被细菌污染的阴沟”而负责。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口进行。于是，身体的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种细菌引入直肠的港口，那是免疫系统防卫薄弱的地方。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舞厅和其他病灶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曾有３０００多名性伙伴，并且：
作为后果，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Ａ型肝炎，Ｂ型肝炎，非Ａ／非Ｂ型肝炎，Ｉ型和ＩＩ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ＣＭＶ）和爱波斯坦·巴尔病毒（ＥＢＶ）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很明显，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这是自由的代价。
１９８１年秋，当亚特兰大的医学探士们将后来被称为艾滋病的奇异病症拐弯抹角地命名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乏症”（英文简称为：ＧＲＩＯ）时，艾滋病便与同性恋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同性恋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道义和实质性的打击。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不管同性恋者们如何回避，如何辩解，如何羞羞答答欲盖弥彰，但事后ＨＩＶ三大传染渠道：即性（尤其是同性恋最为直接和显著）、血液、母婴无不证明了同性恋者是ＨＩＶ传染和流行的高危人群之一！
国家卫生部在“同性恋人群中ＳＴＤ（性病）／ＨＩＶ感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感染了ＳＴＤ和ＨＩＶ尚不清楚。全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ＳＴＤ监测数据显示，１９９４年男性同性恋中患ＳＴＤ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２６３％。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３８例ＨＩＶ阳性或ＡＩＤＳ患者中，１２人是因为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另一所医院则报告３３人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１０人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估计中国可能有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是由于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的。”
这份来自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还不无忧虑地表示，不使用安全套是诱发ＨＩＶ感染的最直接原因。“据报道，男性同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有不同。在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北京有２／３，云南有１／３，天津和重庆有１／４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并不多。１９９３年，北京、天津、西安和重庆的调查显示７．５％～９．３％的同性恋性活动是口交或爱抚，５０％是肛交。另一项研究显示，１／３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５０个以上的性伴。部分人称一年中有１００多个性伴。四大城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约３８％的同性性行为是付费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流动同性恋者是男妓。”
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客观上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障碍，“在同性恋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由于这类活动不被广泛接受，他们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极其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群。异性恋卫生工作者很难被同性恋者所信任，仅有少数的医务人员能够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黄丹丹正是这样的同性恋ＡＩＤＳ患者。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一刻还不忘大声喊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黄丹丹的死，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
第六章 血浓于水艰难的寻找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北京开幕。
这是一次严肃的大会，国家领导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了“关注艾滋，付诸行动”的主题大会。
在大会开幕式现场，一个高达６米的巨型“杰士邦”安全套气模娃娃，高高地矗立在大会主席台旁。它的抢眼出现，使现场与会者多少有些另类的感受。
开幕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作了悲壮而激情四射的发言。他说——
“对整个世界来说，艾滋病的流行仍然处于初期。尽管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才仅仅２０年，但仅在此期间，已经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2200万人已经死亡。艾滋病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还将进一步传播。”
“我认为本届大会对全球有重要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在未来的２０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如果中国抓住了目前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机遇，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综合的关怀、护理和支持的覆盖面，那么中国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并使其影响减低到最小。反之，如果中国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力度没有得到加强，那么艾滋病的流行无疑将会继续加剧。”
彼得·皮奥特的警示震撼着与会者的心灵。
晚上，会务组特意在
![[阿来] 让岩石告诉我们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