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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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杜波神父的错误本身就在于使他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事实上，如果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罗马贵族所得到的和解金果真比显赫的法兰克人，以及法兰克高级将领还多的话，那将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胜利的民族并不十分尊重自己，却对战败的民族推崇备至，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再则，修道院院长杜波引述了其他蛮族的法律，这些法律证明在蛮族中公民被分为不同的等级。难以想象的是在法兰克人中却缺少这种普遍的规定。这应该使他感到自己曲解或错误引用撒利克法的法律条文。遗憾的是他正是这样做了。　　　　
　　当我们打开这部法律，便可以看到一个法兰克国王的侍从，即国王忠臣或封臣死亡的和解金为六百苏；作为国王幕宾的罗马人死亡和解金仅为三百苏；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普通的法兰克人的死亡和解金为二百苏；而一个普通出身的罗马人之死换来的和解金仅为一百苏。一个作为他人附庸的罗马人之死，或者说对一个奴隶或脱离奴籍的人之死只需四十五索勒的和解金。但是我不谈论这种死亡和解金，也不去讲法兰克奴隶或脱离奴籍的法兰克人的死亡和解金，因为这里谈论的话题根本不涉及第三等级人的问题。　　　　
　　杜波神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避而不谈法兰克地区的第一个等级的人，也就是说不谈及有关法兰克国王“侍从”的条文。然后，他将普通法兰克人和死亡时人们所给予的二百苏和解金与所谓三种等级的罗马人死亡时所给予的不尽相同的和解金加以比较，他发现，在法兰克人的地区，公民只有一个等级，而罗马的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　　　　
　　依据杜波的说法，因为在法兰克人的地区公民只有一个等级，所以勃艮第人最好也只有一个等级，因为勃艮第的王国是我们君主国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在他们的法典中却存在三种和解金。一种是为勃艮第和罗马的贵族而设立的，另一种是为普通的勃艮第人和罗马人设立，第三种是为了那些身份低于这两个阶层的人而制定的。杜波却没有引述这条法律。　　　　
　　看到杜波回避各种与他观点相悖的历史记载，不禁惊诧不已。这些记载不是谈及了那些大人物，领主和显贵的等级吗？他却认为那只是官职称谓的划分，并不是等级上的区别；是一些宫廷礼仪的循规蹈矩，并非法律特权。他又说那些人物或许是国王枢密院的成员；他们甚至可以是罗马人，但是，法兰克人的公民往往只有一个等级。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谈及某个低于这个等级的法兰克人，杜波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奴隶；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诠释柴尔德柏的诏谕。我看有必要就这个诏谕费些口舌，杜波将这个诏谕烘托得颇有名气，他据此证明以下两件事，其一，人们在蛮族人的法律中所看到的各种和解金仅仅是附加在体罚上的民事利益所在，这种认识彻底地推翻了所有古代的历史记载；其二，所有的自由人的案件都必须直接就地由国王审理，这与记载当时司法程序的无数历史记载，以及权威著作所阐述的观点大相径庭。　　　　
　　据说，这项诏谕是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颁发的，它规定当法官发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盗贼，如果他是一个法兰克人，就应该将其捆绑来，带到国王面前。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被称之为“较软弱的人”，就应该将他就地处以绞刑。按照杜波院长的观点，法兰库斯是自由人，而较软弱的人是奴隶，现在，我们暂且不去论证法兰库斯这个词的含义，先来探究一下“较软弱的人”一词的确切含义。我认为无论何种语言都有三层对比含义，即高级、中级和低级。如果这里只是涉及到自由人和奴隶的问题，人们就会确定地称为奴隶，而不会使用“较软弱的人”这样的字眼。那么这里所称的“一个较软弱的人”并不是奴隶，而是一个处于奴隶身份之上的人。这就意味着法兰库斯人不是自由人，而是称之为“较软弱的人”。在此我同意法兰库斯人是拥有势力的人的观点，因为，在法兰克人中，常有一些在国家中拥有相当权势的人，法官和伯爵很难对他们施以惩戒。这与众多敕令的解释相吻合，这些敕令规定了什么样的案件的罪犯要被押解到国王前面，什么样的案件则不需这样做。　　　　
　　在戴甘所著的宽容路易的传记中，人们可以看到羞辱这位皇帝的主谋是主教大人们，尤其是那些曾经是奴隶以及出生于蛮族的主教们。这位君王曾使艾蓬脱离了奴籍，并把他提拔为兰斯的大主教。戴甘在书中这样责备艾蓬，“皇帝做了如此多的善举，究竟得到了什么报答呢？皇帝将你变成自由人，没有使你成为贵族，因为给予你自由之后，就不可能将你变为贵族了。”　　　　
　　这段话明确地证明了公民有两个等级，但是却没有使杜波先生感到难堪。他这样回应道：“这段话并不是说宽容路易没能将艾蓬变成贵族。作为兰斯的大主教，艾蓬曾经是第一等级的人，这一等级高于贵族。”我想请读者自己判定戴甘此段话正确的含义；也请读者判断这段话是否存在僧侣的地位优于贵族的意味。杜波先生又说：“这段话只能证明与生俱来的自由公民本身就具有贵族的资格。按照世界上的惯例，贵族和与生俱来的自由人的身份别无二致。”什么！因为近代社会将贵族的头衔授予某些中产阶级，他就用宽容路易传记中的只言片语诠释当时人们的社会等级！杜波还补充说：“艾蓬或许不曾是法兰克国家的奴隶，而是撒克逊国的奴隶或者是一个其他日耳曼国家的奴隶。在这些国家，公民被分成等级。”那么，根据杜波先生“或许””的思维方式，法兰克人的国家就不会有任何贵族。然而，没有比他用“或许”表达其观点的方式更糟的事情了。方才我们看到戴甘将反对宽容路易的主教们分为两类，一类曾充当过奴隶，另一类源自蛮族。艾蓬属于第一类，不属于第二类。此外，我不甚明了为何说像艾蓬这样一个奴隶出身的人本该是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要知道奴隶是既没有家庭也没有民族的。宽容路易解除了艾蓬的奴籍，因为被解除了奴籍的奴隶适用于他主人的法律，所以艾蓬应成为法兰克人，而不是撒克逊人或日耳曼人。　　　　
　　我刚才向论敌进攻，现在应该处于守势了。人们会对我说，法兰克国王的侍从群体在国家里形成了区别于自由人阶层的另一个阶层。但是，由于封地起初可以撤销，后来又终身给予，所以法兰克国王的侍从这一群体不能形成血统意义上的贵族，他们的特权没有依附在世袭的封地上。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相反的观点使德·瓦罗哇先生认为法兰克的公民只有一个等级。杜波先生采用了他的错误结论，引用了一个错误的证据使自己彻底地毁于一旦。无论如何，这个反面观点不是杜波先生提出的。因为，由于他把罗马贵族分成三个等级，国王的幕宾属于第一个等级，所以他不能说明国王幕宾的头衔标志着比法兰克国王侍从的头衔更具备贵族血统。但是，应该直截了当地作出应答。国王的侍从和忠臣之所以依然故我，并不是他们固有封地，而是由于他们的身份才享有国王赐予的封地。我提醒读者重温我在此书的前几节所讲过的内容，当时他们并不拥有后来得到的封地。然而，即使他们拥有相同封地，他们也会得到其他封地，因为封地是在他们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封地通常是在国家的全体代表会议上被授予的。最后要表述的是因为接受封地是贵族的利益所在，国王也在封地的授予中获得利益。这些家族凭借其忠臣的地位和封地的特权而耀武扬威。在下一个章节里，我将向读者阐述，在何种背景下某些自由人被允许享受这种特权，从而获得贵族等级。在贡特兰和他侄子柴尔德柏时代无法实现的事，而在查理曼时代便顺理成章了。尽管在查理曼时代自由人并非不能具备拥有封地的能力，不过从以上引述的戴甘的那段话中可以看出，脱离奴籍的人是绝对不能被给予封的。将我们的视野引向土耳其的杜波神父似乎要证明法兰西旧时贵族的形态。杜波是否要告诉我们，土耳其人总在抱怨人们过分抬高这些人出生的荣誉和地位的做法，如同人们在宽容路易和秃头查理统治下发出的抱怨一样呢？在查理曼时代人们没有抱怨这些，因为查理曼总是对旧家族和新家族区别对待，这是宽容路易和秃头查理所不会去做的。　　　　
　　公众不该忘记杜波写了几部杰出的著作，他应该受到人们的感谢。大家应该根据这些著作，而不是根据上面谈到的那本书评价他。在那本书中，他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因为，在他的研究视野中更多的是布兰维利埃伯爵，而不是自己的研究主题。我从自己的所有评价观点中得出这样一个思考：如此如雷贯耳的大学问家也会犯错误，我难道不该忧心忡忡吗？　　　　　　　　
　　＇1＇　例如他从阿尔曼撤出。见恺撒《高卢战争》第　4　卷。　　　　　
　　＇2＇　见《高卢人的战争》第　4　卷。塔西佗补充说：“就像受到了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的抚育，日耳曼人没有居所，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耕种方式。”见《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31　章。　　　　　　
　　＇3＇　“勃艮第人占领了高卢的一部分地区，又与高卢的元老们分割了土地。”马利乌斯《编年史》第　456　年。　　　　　
　　＇4＇　《勃艮第法》第　51　章第　1　—　2　节。这种土地分割在宽容路易时期依然存在。，在　829　年他的敕令里可以看到。这个敕令被收入《勃艮第法》第　79　章第　1　节里。　　　　　
　　＇5＇　西哥特人的法典也是如此。　　　　　
　　＇6＇　在罗马人统治高卢时，他们组织了非同一般的团体。这些人往往是脱离奴籍的人或他们的后裔。　　　　　
　　＇7＇　763　年，“全军满载而归，带着无数掠夺物和农奴回到了法兰西。”　　　　　
　　＇8＇　在格列高里·德·都尔的整本《法兰克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位格列高里问一个名字叫做瓦尔非利阿库斯人究竟怎样成为僧侣，因为这个人是伦巴底血统。　　　　　
　　＇9＇　“这个条例适用于最先建立的所有高卢城市。”见《圣阿里底乌斯传》。　　　　　
　　＇10＇　“法官和行政长官就把罗马人的土地从占有者的手中收回，立即全部归还给罗马人，使国家税收不受任何损失。”见《西哥特法》第　10　卷第　1　篇第　14　章。　　　　　
　　＇11＇　它以另一条西哥特人的法律作为依据　（　《西哥特法》第　10　卷第　1　篇第　11　条　）　。但是它绝对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它只说凡是以缴纳租金为条件而从领主那里接受了土地的人，就应缴纳该租金。　　　　　
　　＇12＇　我认为，所谓的“庄园”就是和农场连接在一起的一块地。这块地里有奴隶。　853　年反对将奴隶逐出庄园的这一“敕令”可以证明这一点。　　　　　
　　＇13＇　如果有桥或摆渡的话，他们对河流也会征收某些税费。　　　　　
　　＇14＇　这里讲的所谓“贡赋”是一个极具概括性的名词，所以人们也用来指河流上造桥或渡船的通行税。参看　803　年《敕令Ⅲ》第　1　款，载巴路兹著的《敕令会纂》第　395　页和　819　年《敕令　V　》同书　616　页。人们对　855　年《秃头查理敕令》第　8　款所说的自由人向国王或他的钦差提供的车马仪仗，也被称为贡赋。　　　　　
　　＇15＇　“他们是自由人，而且又在“贡赋缴纳者名册”上没有登记的话。“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第　1　卷第　19　条。　　　　　
　　＇16＇　“恢复他们从前的自由，并免除他们应缴纳的所有贡赋。”见　789　年《赦令》。　　　　　
　　＇17＇　“应当将封赏给什么人，应当剥夺什么人的封赏。”《法兰克史》第　7　卷。　　　　　
　　＇18＇　“每个人都知道，无论是他　（　国王　）　的或是国库中的钱财都有剩余的恩赏。”见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第　1　卷第　30　条。　　　　　
　　＇19＇　古耶斯指出，这种恩赏具有不确定性，因为领主在一年任期届满后可以续任一年，也可以终止其恩赏。　　　　　
　　＇20＇　“每一个伯爵手下都有侍从官，即监督和百入团长。”　864　年《毕斯特敕令》第　28　款。　　　　　
　　＇21＇　即“裁决会议”或“刑事法庭”。　　　　　
　　＇22＇　参看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第　1　卷第　8　条。里面收入的有颁发给公爵、地方长官或伯爵的敕令，并授予他们司法管辖权和财政管辖权。　　　　　
　　＇23＇　“必定要激起父亲或亲族的仇恨，而不是友情。但是仇恨并不是不可化解，因为杀人罪也可以用一定数目的牲畜来赎免，死者的家属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塔西佗《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21　章。　　　　　
　　＇24＇　参见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7　卷第　47　章所记述的一个诉讼案的详细情况。案件内有一方当事人只能获得应该给予他的和解金的一半数额，所以他拒绝接受赔偿，坚持要自己进行报复，而且不顾及报复后他将受到何种伤害。　　　　　
　　＇25＇　《撒利克法》的编纂者们似乎已经改变了这种情形。参看《撒利克法》第　85　篇。　　　　　
　　＇26＇　在法律没有规定安全税额度的区域，安全税通常是和解金的三分之一。在《撒利克法》第　89　篇可以了解到，　813　年《敕令Ⅲ》　（　收入巴路兹缉《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512　页　）　对这一法律也有相关的解释。　　　　　
　　＇27＇　在　595　年《格罗大利乌斯二世诏谕》中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其中指出：“审判官所在区域的安全税金则应由他保留。”　　　　　
　　＇28＇　参看查理曼的《敕令》该法将安全税金列入国王的辖地　（　即所谓　villae）　的重要税收之列。参看有关这些条例的各种资料，尤其是本笃会的神父们所著的《法兰西的历史学家们》第　5　卷中未收入的条例。　　　　　
　　＇29＇　858　年《敕令》第　7　款，收入《查理曼敕令》第　1　佃页。“如同僧侣们的其他权力一样，他们还有豁免权　（　即免受国王权力干涉的权利　）　，他们封臣的兵役，也属于封臣这种权利的范畴。”　　　　　
　　＇30＇　该敕令第　7　款，附在《巴威利亚法》内，并参看第　3　款，收入该法　（　林登布洛版　）　第　444　页。“最初应该下达命令，使教会对教会辖区的人，主要在他们的生活方面，其次金钱和物品方面，拥有司法的权利。”　　　　　
　　＇31＇　545　年格罗大利乌斯《律令》第　2…3　款“如果证实强盗所在的地方，而强盗已投案自首，则不处以罚金；如果追捕到强盗，则接受全部和解金。如果是在封地内追捕到强盗，则可以从封地管辖者手中分得一半和解金，还要向强盗索取人头税。”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著　张雁深译　　　　　　　　
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与他们的君主国变革的关系　　　　
　　第一节　　官职和封地的变化　　　　
　　起初，伯爵们被派到他们辖区任期一年。不久，他们就用金然买来了继任的官职。人们早在克罗维斯的孙子统治初期就找到这样的一个例证。一个叫做贝欧尼乌斯的人是奥赛尔城的伯爵。他派自己的儿子携重金去穆莫路斯献给贡特兰，以使他继任官职。他的儿子也为自己出钱，得到了父亲的位置。君王们已使他们的恩赐开始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