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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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营里，一堆人蜷缩在漏雨的帐篷下，淤积的泥浆和刺鼻的粪便混杂在一起，让人无法忍受。难民们一般从一块狭窄的木板上，穿过泥潭，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不小心，就会深陷泥潭当中。在难民营，你会很容易发现，为何要用炸弹，迫使这些难民搬入此处。
　　帕特里夏观察战争的角度与我不同。在越南，除了秘书之外，没有太多的美国女性。在堤案的一天晚上，我们和八、九个男同事在堤岸的中国区吃晚饭时，碰巧提到了个人的婚姻状况。她后来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已经离婚，就是和妻子天各一方。一起用餐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现在可以再续姻缘。她看得出来，这些人个个都孤注一掷，执迷于战争和冒险。他们希望冒险，全然不知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她认为，整个使馆内，都是这样的人，尽管我对她的观点并不太认可。
　　当时我和帕特里夏已经订婚。未婚妻再度来到越南时，她反战的观点已是根深蒂固。我此前所做的努力皆以化为乌有。谁在对她施以教化？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当问及此事时，她告诉我，国内的美国人，每天都可以看到美军轰炸越南的场景，但这些在西贡根本看不到。回到美国后，很容易看到越南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只有我在试图教化她。但是帕特里夏对约翰逊和汉弗莱所谓的另外一场战争的审视并未改变我对战争的看法。
　　在欢送尼尔和苏珊·希恩的宴会上，我们认识了国际控制署的一名委员，他刚刚从河内抵达西贡。自从美军轰炸北越以来，我还没有见过来自北越的人。（六个月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报道，成为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必读之物，其中包括一些高官）。宴会上，哈里森告诉我们，在美军的轰炸下，附近很多平民地区被夷为平地。宴会结束后，帕特里夏用指责的口吻对我说：“你怎能参与推动这样的轰炸呢？”
　　听到这番话后，我倍感灰心。我有点儿出离愤怒了。和她一样，我也对刚才听到的一切深恶痛绝。她了解我吗？我一直在反对轰炸北越，现在正竭尽全力，以一种自认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减少轰炸给南越带来的影响。虽然至今并未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我发现，她把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归咎于我，甚至包括那些我一直反对，而且试图阻止的东西。我们好像返回了1965年６月。我私下里开始放弃双方订立的婚约。帕特里夏离开后，我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我们这一别，就是三年。当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她对越南问题的判断时，发现这些想法居然和我后来的认识不谋而合。

希望的泯灭（8）

　　——
　　１０月份，我回到美国休假。但是在华盛顿时，我接到命令，要求转而陪同新任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出访越南。副国务卿是陪同麦克纳马拉一同出访越南的。麦克纳马拉的专机KC－１３７是一种改装后的飞机，没有窗户，可以直飞越南，中途无需停下来加油。在飞机上，我把自己从西贡带回来的备忘录交给自己的前任上司麦克诺顿。倍感欣慰的是，麦克诺顿读完后，把所有的备忘录转交给麦克纳马拉，部长也一字一句的阅读了该备忘录。旅途很长，机上的官员也没有带任何阅读的材料。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一般你根本不会知道上司是否读过你写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机会亲自将这些材料交给他。一次，麦克诺顿把我叫到旁边，问我：“是否可以把厚义之行的报告复印一份？如果部长出于军政之间的关系，并未把该报告或是其他材料交给威勒将军，我会不会介意？”
　　一个星期后，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麦克诺顿把我叫到飞机的后舱。当时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的鲍伯·科默也在那里，他现在仍然负责协调绥靖工作。麦克纳马拉说道：“丹尼尔，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科默认为我们在绥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告诉他，情况比一年前更糟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回答道：“部长阁下，我感触最深的是，越南的一切跟一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情况仍然很糟，但是我不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一年前更糟。其实跟一年前完全一样。”
　　麦克纳马拉得意洋洋地说：“这也证明了我的观点！去年我们一共向越南投入了１０万兵力，但是情况并未有任何改观。这也意味着，现在的情况仍然很糟。对吗？”
　　我回答道：“您可以这样表述。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飞机转圈后，飞行员说：“先生们，安德鲁空军基地马上就要到了。请在座位上坐好，系好自己的安全带。”
　　十分钟后，飞机着陆。麦克纳马拉第一个走下飞机，我们紧随其后。那是一个雾蒙蒙的早上。飞机着陆点旁边已经架起了不少摄影机，中间还搭了个讲台。麦克纳马拉快步走上讲台，对记者说：“先生们，我刚从越南回来。我可以欣慰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极大地鼓舞了我。”

迪建（1）

　　从1966年11月末到次年6月离开越南，我一直担任美驻越副馆长波特的特别助理。副馆长负责美对越的政治行动，而我的职责主要是对相关的计划和行动进行实地评估，特别是那些与绥靖政策相关的计划以及军政联合行动。12月底，我走访了一个新“解放”的越共村庄，名为迪建。该村庄位于湄公河流域，隶属于西贡南部的隆安省。几年来，西贡政府的武装部队从来不敢踏足迪建。为了向外界表明美国军队可以夺取越共控制区，可以成功安抚控制区内的村民，25师派遣两个加强营，在直升机的掩护下，于1966年12月22日奇袭了迪建。一天后，我抵达迪建，开始为期10天的调研。
　　来迪建调查的主要原因是，大使洛奇和副馆长波特一直顾虑重重。他们不敢确定是否应该向人口密集的湄公河流域派遣美军作战部队，参与作战，推行绥靖政策。大使坚信，美军的大炮和空中力量会造成该流域众多平民的伤亡。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帮助大使做出决定，是否应限制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向湄公河流域派遣美国作战部队。
　　政府部队头天闯入村庄时，曾遭遇一些抵抗。越共干部及其家属的小屋位于村落中央，有石灰墙和茅草屋顶。他们早已闻风而逃，这些小屋自然成了美军军营的总部。奇袭后的第二天，我乘坐直升机抵达迪建。驻扎在迪建的美军指挥官是一名中校。他已从师总部获悉，我今天会赶到迪建。走下直升机时，他早已在机舱门口等候多时。中校抓起放着睡袋、备用工作服和弹药的旅行袋，径直把我领到总部的小屋里。中校长我几岁，可是我的级别要比他高出很多。他把我带到指挥所旁边的屋子。屋子里给我留了一张帆布床，旁边是他的床。这些都是越共撤退后留下来的。
　　上校告诉我，这是他担任步兵指挥官的第一个星期。服役多年，主要是在炮兵中任职。为了今后的仕途，他才选择步兵，所以一直希望前任指挥官，可以传授一些诀窍。但是，提到这件事时，他一脸疑惑，满怀苦涩。他和前任指挥官之间的交接仪式，不过是在直升机的螺旋桨下握握手。前任指挥官帮他从直升机上取下行囊，同时表示了祝贺，随后将自己的行李往直升机里一放，扬长而去。“他甚至没有回过身来，向我介绍他以前的下属。”
　　新指挥官对我倒是彬彬有礼。一旦遇到其下属，他会逐一向我介绍。其实一个星期前，指挥官也是刚刚向他的下属做过自我介绍。我告诉上校，副馆长让我来迪建监督绥靖政策的执行情况，但并没有提及大使对美军介入该地区所表示的忧虑。
　　美军驻扎在西贡附近。自抵达越南后，美军与越共很少进行正面交火。据一位随军多月的少校参谋介绍，昨天闯入村庄时，没有遇到太多抵抗。大多数士兵只是零星放了几枪。尽管迪建险象环生，可他认为，美军现有的火力和空中力量，足以震慑当地的越共。我们交谈之际，大型运输机正向村庄中心的炮兵基地运送大炮和弹药。
　　我和少校在村庄中心的十字路口聊天时，从稻田中走来一群穿着美军制服的人。这些人皆是顾问团人员，两名官员和一名军士。他们追随越南陆军部队，于前一天步行抵达迪建，和美国军队进行联合军事行动。他们驻扎在1。5英里外的公路处，今天步行来到迪建，随同的还有一群荷枪实弹的南越卫兵。这些人警告我们，迪建并不太平，一定要严防死守。
　　其中一名级别较高的美国顾问说道：“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人攻击你们。”他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上尉，担任越南陆军顾问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他来到迪建，就是为了向我们提出警告。他继续说道：“越共在迪建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你在开玩笑吗？”参谋说道。“我们这里有一个美军加强营，有飞机和大炮。今天晚上，10里之内一定没有越共。”三名美国人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离开时，他们邀请我明天晚上去越南陆军的军营中过夜。越南陆军指挥官为了感谢美国顾问，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圣诞晚宴。
　　参谋告诉我：“这帮美国顾问跟随越南陆军已经很长时间了。要是美军不驻扎在迪建，越南陆军根本不敢进入这里。今天晚上一定相安无事。我确信，今后一个月，越共大炮绝对不可能打到我们”。

迪建（2）

　　三天后，圣诞刚过，美军开始对迪建进行扫荡。与此同时，为了熟悉地形，美军加大了巡逻的力度。我可以随进随出，参与部队的各个会议。晚饭后，指挥官会在指挥部的小屋内，对第二天执勤的军官进行情况介绍。
　　指挥所的墙上，挂着迪建地区的巨幅地图，上面用油脂铅笔标出部队的活动范围和各分队的驻扎地。指挥所的小屋，和其他位于村庄中心的小屋一样，相对比较结实，有石灰墙和纹状马口铁屋顶，可能也是几年前推行绥靖计划的成果。我们占领的其他小屋，挂着煤油灯。村庄里还没有通电。
　　听完情况介绍之后，我出外散步，和站岗执勤的年轻士兵攀谈了一会儿。今天是这名士兵在越南执勤的第一天。他早上抵达西贡外的机场，然后被立刻派往洛奇省，紧接着下午又加入驻扎在迪建的部队。今天对他来说，极为漫长。晚上睡觉时，我把上校给我的蚊帐支在帆布床上，和衣而睡。上校随后也吹灭煤油灯，在旁边的帆布床上睡下。
　　两个小时之后，一阵刺耳的爆炸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爆炸声好像是从公路处传来的，接着又听到阵阵“轰隆”声。情急之下，我们在黑暗中慌忙把鞋穿上，来不及系鞋带就冲了出去。我跟着上校来到指挥所，正好碰到今天早上刚从美国抵达越南的士兵。他神色慌张，极为不安。
　　忽然外面又响起一阵“轰隆”声，我们身后的屋门瞬时自动合上，四周的墙壁开始左右摇摆，钩上的煤油灯开始猛烈摇摆，照着的人影开始不住地摇曳。挂着地图的软木板忽然掉了下来，砸在桌上，桌上的咖啡洒了一地。小屋不住地晃动，我们个个乱成一团，匆忙寻找自己的头盔。我现在开始后悔，为何自己不把头盔带来。原以为，要在军营中找一个头盔易如反掌，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根本无法借到头盔。
　　过了一会儿，煤油灯停止了晃动。有人冲进来，报告道，一颗炮弹在门口爆炸，执勤的哨兵被击中，而且伤势严重。护送直升机已将受伤的哨兵和其他一些伤者带走，但是因为伤势过重，哨兵在飞行途中死亡。
　　旁边屋子里的无线电人员正通过无线电话与美军各分队联系，负责作战的官员正依据上报的情况，在地图上查找，试图锁定迫击炮火方向，以便使用反迫炮火力进行还击。越共使用的全是55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能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进行射击。驻扎在公路下方的美国顾问的确所言非虚：越共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第一轮轰炸时，一连串炮弹几乎挨个击中村庄中心的小屋，只有我们的指挥所幸免遇难，但是与我睡觉的小屋相距不过几码。我们一直在等待第二轮轰炸，可是迟迟未果。顺着机关枪枪声进行搜寻，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越共。小屋里有几个人受伤了。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我屋的地板上，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这颗60毫米口径的炸弹直挺挺地躺在地板的凹陷处。炸弹一定是在我们奔出之后，打到屋里来的，因为此前根本没有听到炸弹穿过屋顶的声音。打向我屋里的这枚炸弹，和帆布床相距不过咫尺。一想到这些，我便忘记了炸弹还没有引爆，赶忙拿出相机，围着屋子四处拍照。我以帆布床的一边为背景，对炸弹进行特写。防暴小组进屋时，我还正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们眼里，我简直是个傻子，在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旁边转来转去。他们疾呼道：“我的老天，这颗炸弹还没有引爆！”随即命令我立即离开现场，不要帮倒忙。
　　下午时候，美军终于缓过神来，开始扩大自己的巡逻范围，准备当晚加强警戒，彻夜不眠。当时正值圣诞前夕，驻扎在公路下方的美军顾问下午过来接我，带我去他们的基地。在荷枪实弹的越南陆军保护下，我们步行了几英里，来到越南陆军军营处。他们已经听说了昨晚的袭击事件。
　　随身携带的罐头里，放着一块果糕。临行之前，波特副馆长从办公室桌上，拿来一块果糕，让我转送给战场上值得敬仰的人。果糕是一位素未谋面的人——“从语气看，可能是个老妇人”——给使馆送来的。我认为，这次预料之外的圣诞宴会正是转送果糕的好时机。
　　在宴会上，尽管没有一个越南官员曾经见过果糕，可我带来的果糕仍然很受欢迎。果糕和越南本地的食物大相径庭，可是却和其他美国人提供的食品交相辉映，那些都是西贡市场上的便宜货，但是在越南军官中颇受欢迎。外面桌上就坐的，有四名美国人，一名口译员，还有越南陆军营长和连长，以及营里的主任参谋。越南的夏天，天气炎热潮湿。我们品着威士忌和白兰地，还喝了不少越南的“33”啤酒。

迪建（3）

　　和四周欢快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一名越南陆军的少校参谋。以前他曾担任侦查连连长，所在连队驻扎着美军顾问人员，喝过的美国酒应该也不少，但是很明显，他不喜欢洋酒。这并不是因为他酒量不济，其实他是讨厌和美国人在一起。邀请我参加圣诞晚宴的上尉刚开始担任顾问时，曾有人告诫他，该参谋臭名昭著，一直不喜欢美国人。后来，我才听说，因为他开枪射击自己连里的美国顾问，所以被调离领导岗位。
　　晚宴上，我们边吃边聊。参谋并没有和我们一块聊天。他和其他越南官员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唱着一些伤感的越南歌曲，但是常常会被美国人的圣诞颂歌所打断。后来，他开始参与我们之间的聊天，声音低沉，满含苦涩，不断向美国人发问。担任口译员的越南中尉告诉我们：“他问道‘你们美国人来这儿干嘛？你们能教给越南人什么？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是懦夫，打不过共产党？’”
　　少校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他迫不及待，完全不理会旁边的翻译，也不等其他人做答。参谋开始对着越南士兵喊话，声音更高了。我们默然坐着，很是难堪。翻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