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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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可是他同时还得负责许多相关的问题。每天军事助理和帮办会将有关文件放在他的桌前。麦克诺顿建议我批阅任何与越南相关的文件，但那只是硕大的办公桌上，八九堆文件中的两三堆。还有关于欧洲、北约、亚洲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件，也有关于军援计划和听证会的文件，还有为总统和国防部长就某一主题拟定的演说词和听证会证词。
麦克诺顿以前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曾编写过有关法律证据的教科书。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常人。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更习惯于对一专题进行长时间的研究。麦克诺顿要做的是不断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处理某一方面的相关文档，而过不多久，就立即转向另外一个彻底迥异的主题。
麦克诺顿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我以前不知见过多少次。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装模做样，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他通常都会拿出35分钟，批阅有关特定问题的文件，然后做出裁断——助手会按照他的意愿，搜集背景资料、相关电报、分析和不同的选择方案。时而未经签署便同意某个方案；时而核对帮办或是部领导为他准备的材料，做出“批准”或“否决”；时而又会要求提供更加细致的信息或是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３５分钟后，他会把这些文档都推到一边，张开双手，架住脑袋，歇息片刻，然后两手猛地一放，头一转，开始关注另外一个相关主题。有时候，他会抬起头，向我抿嘴一笑。没人在办公室的时候，透过房门，我常常可以看见他这样做。可能这样做，刚刚关注的问题，脑中的短暂存储，可以删除的一干二净，然后就可花上３５分钟，再全神贯注地审视另外一个全然迥异的主题了。
在五角大楼的任意一间办公室里，你都可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阿兰·恩托文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办公室里以及白宫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里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减压的方式。麦克诺顿喜欢握紧拳头，直至指关节泛白；一些人喜欢把指关节弄得啪啪作响。阿兰的习惯更是异于常人。冥思苦想时，他喜欢弹削尖的铅笔头，而且有时候，看都不看，都可以弹得很准。我对魔术一窍不通，也不善于玩弄小把戏，所以很难理解他们的举动。要是看着他们，你别指望可以思考什么。我曾经听说，有一次在和四星上将开会时，阿兰的举动差点儿让这些上将们发狂。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3）
凡事都是危机。凡事都有个限期。发表演讲，在国会作证，定期参加记者招待会，对国家元首的提议和要求迅速做出回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历政策的决断，并且和白宫的其他部门进行协调。古巴危机时，我曾担任国际安全事务部的顾问，当时的确有点不堪重负。连续几个晚上，只在约翰（后来是保罗·尼采）办公室的特大号皮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危机产生，而且常常会在同一时间爆发。1964年10月中旬，仅仅在48小时之内，就有一连串危机爆发。中国首次试射核弹，赫鲁晓夫下台，苏联保守党政府更替，由工党取而代之。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这些震惊全球的大事，高层官员却并未在意。当时，我曾代表麦克诺顿出席国务院一次跨部门会议。会议对前两件大事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了讨论。（第二件大事此前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而当时我的顶头上司却并不在场，因为他正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举行会谈，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支持法国和比利时即将在刚果发动的秘密军事行动。而约翰逊总统那几天正被性丑闻事件所困扰。该事件涉及他的亲密助理，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选举。直到此时，我才理解古巴导弹危机中一位参与者所说的话：让人放心的是，现在面临一场如此重要的危机，我们可以在１３天内，摆脱干扰，专心致志，应付危机。
不可思议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关的内幕信息，都会使你觉得自己举足轻重。整天全神贯注，会使你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而且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政府工作的确是很容易让人上瘾。沾上这种工作的人，一周得工作７０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家庭生活。要是因为政府换届，或是一些经济和个人的原因，离开了政府岗位，大部分人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政坛：可以获得许可，再次批阅电报，处理危机。离开工作岗位后，如果你在非政府会议上或是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们，会觉得他们个个都魂不守舍。你可以看到，政府工作给了约翰·麦克诺顿无限的动力。一次，我听到他在接听一连串的电话，不过就是想知道刚刚参加的会议内容。他看了看我，咧嘴笑了，然后一手捂住话筒，说道：“要不是我太喜欢这工作的话，我早就崩溃了。”
尽管存在各种缺点和错误，我们会竭尽所能，不断鼓励自己，今后的政府也不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我想每个政府都是这样。
当我看到约翰或是（有时候），麦乔治·邦迪在不同的电话之间奔波，在不同的危机之间穿梭时，我就会想到马戏团的小丑。小丑在一些有弹性的长棍子顶端，放上十二个盘子，让其在空中动。当其中一个盘子开始晃动，马上要掉下来时，敏捷的把一个换到另一个上，转动长棍，让盘子再次旋转，接着转换另一个不受控制的碟子。这是一种杂技表演，需要不同寻常的能力和精力，同时还要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不能犯错误（在盘子掉下来之前，要试图抓住它，以防摔碎）。但是……我曾经多次问自己：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是否也可以这样？一连串问题同时爆发后（上述问题涵概了美国战后的“责任感”、权利和动力）或是某个问题出现后，政府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制订行之有效的政策，而同时又不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现在的政府官员才智过人，机警成熟。我们可以说，光从智力和精力上说，可能很难有哪届政府可以跟肯尼迪政府（后由约翰逊继承）相媲美。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对他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些人是否可以明智稳妥地应对各种挑战？这样管理国家的方式到底是否正确？
几年之内，越南战争回答了这一切。
战争升级（1）
总统发布电视讲话，再次向广大公众做出保证，“不会扩大战争的范围”。从那天起，我的对越工作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在此后的竞选中，“不会扩大战争的范围”成为了总统标榜的竞选主题。但是，这一年夏秋两季，我所接触到的所有华盛顿官员都期望总统在新年伊始之际，发动大规模的侵越战争。
自从1964年起，政府内部的所有官员都一致认为，现在的美国对越政策，限制了美国公开参与越南战争的能力，而且仅仅局限在为越南提供资金、装备和顾问人员方面。这是政策上的失误。美国只有扩大自己的影响，直接参与军事战争，对北越发动空袭和海上打击，或是利用南越的地面部队，方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如若不然，共产党会在几个月内，夺取越南。一旦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取得胜利，反共政权就会垮台，反共军队也会溃不成军，最后将直接促成越南内部的和解。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中，从来没有人对参议员戈德华特以及其共和党同事所提出的意见表示异议。当时，政府内部已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只有美国直接参与作战，方可扭转现今的败局，惟一持有异议的地方不过就是发动战争的时间、方式和初战的规模。
在政府内部，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4年中期出任驻越大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赞成对中国边境进行大规模轰炸，同时在北越港口和航路上部署水雷。他坚决反对其他官员的战略建议。和一些政府内的行政官员一样，他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等到越南政府内部一切稳定下来以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1月，一些军将发动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1964年前期，阮南峰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流放了发动政变的军将。）
约翰逊还没有决定具体的时间和战略。到底是扩大战争，还是撤出越南，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是，当时五角大楼内部以及华盛顿各政府部门皆认为，总统一定会孤注一掷，选择战争。早在当年就任总统后的两天，他就义无反顾地表示，决不会接受在越南蒙受的失败之辱。作为总统，他不想看到“东亚步中国的后尘”。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所有成员，同样信誓旦旦，决不服输。更重要的是，当时参联会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都强烈认为，只有对北越发动轰炸，方可避免失败的恶果。五角大楼也认为，总统一定会接受该建议。
但无论如何，总统还是忧心忡忡，不想在１１月份的选举之前，做出任何决断或是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仅想击败戈德华特——民意调查已对选举的结果表露无疑——而且还想以绝对的优势，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得票率击败戈德华特。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再把他视为“危机总统”。他便可大力推行大社会计划。他还想跟其他民主党人一起，击垮支持戈德华特候选的共和党右翼人士。总统希望以一种明智温和的姿态参加竞选，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同时把他的对手刻画为丧心病狂、危险异常的极端主义者，极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美国带入全面的越战。与此同时，总统也需要对戈德华特的指责做出回击。他指责总统在外交上缺乏主见，优柔寡断。
８月５日，北越袭击美国军舰之后，总统首次采取了“克制的报复行为”，这与他当时的竞选纲领可谓不谋而合。总统的支持率立刻直线攀升。事件之后，总统赢得了两党人士的大力支持，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越南问题已不再是竞选的焦点，惟一的受害者就是戈德华特。东京湾报复事件之后，总统强烈希望，在选举之前避免任何主要军事行动，同时不向外界透露政府内部官员不断督促扩大战争的请求。在选战时，总统一直在反对戈德华特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建议，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戈德华特的提议和约翰逊政府内部参联会所提的建议亦步亦趋，不谋而合。这可是当时竞选中需要严格保密的东西。
９月25日，总统对“那些要求进军越南，轰炸北越补给线的人士”进行了批评。三天后，他更加一针见血：“我们中的一些人——尼克松先生、洛克菲勒先生、斯克兰顿先生和戈德华特先生——总是自以为是，不断要求进军越南。”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人中包括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参联会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选举前，总统并不想采纳内部高官提出的建议，也不会决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为他工作的所有人，都知道总统不会同意“撤出越南，回到美国”。当时五角大楼的高层顾问都认为，不论谁在选举中获胜，对北越的轰炸最晚不迟于1965年初期。
战争升级（2）
这并不意味着两位竞选人在越南问题上没有分歧。约翰逊不会像戈德华特那样对越南进行轰炸。虽然当时约翰逊政府内部的四位高级官员也都认为，战争一开始，就应该对靠近河内和中国的目标进行猛烈的轰击，彻底摧毁北越，获得战争的胜利，但约翰逊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会在1965年春天对越南进行轰炸。今后美国在越南发挥的作用，也绝对不会像1945年到1964年之间，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
但是，当时大多数投票人认为，总统标榜的竞选口号是“不扩大战争”。１１月３日，选举日时，绝大多数投票人都认为，总统不会扩大战争。据我所知，政府内部没有人是抱着反战的幻想去投票的。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当时是否有时间去投票，也记不起来麦克诺顿是否也去投票。我们都在参加国务院跨机构工作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寻求扩大战争的方法。
工作组由总统授权国务卿威廉姆·邦迪于选举日前一天成立。为了不向选民泄漏信息，一个星期之前，根本就没有工作组的任何消息。要是会议的主题泄漏的话，总统压倒性的优势很有可能就要大大缩水了。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盲目夸大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我们甚至没有等到投票结束，就开始工作，因为越南问题刻不容缓。政府内部急于就如何通过扩大战争，扭转共产党胜利的态势达成一致意见。所有的方案中，只有一个方案要维持现状，但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其余的都是要扩大对越战争。和总统选举时一样，投票反对轰炸北越和扩大战争的选民人数空前壮观，可是我们对此毫不关心，仍然在竭力运作相关的军事打击政策。
我们这样做，理由何在？按照当时的理解，自己是为总统和各自的顶头上司服务。总统根据顶头上司的建议，制订外交政策。他们从来不会认真考虑国会的建议，也根本不在乎公众的想法。
毕竟，下属的想法，也不会左右总统的外交政策。后来我从约翰·麦克诺顿处获悉，林登·约翰逊对于系统轰炸的效力一直持怀疑态度。其实我对该政策信心也不足，麦克诺顿亦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系统轰炸政策，并进行运作，因为顶头上司麦克纳马拉对系统轰炸深信不疑。1964年秋天，麦克诺顿随同麦克纳马拉参加由总统主持的白宫越南会议。一些会议是属于部长级的，助理部长中只有约翰可以出席。参加完会议后，如果有时间的话，约翰会向我简要介绍一下情况，因此我听到了一些与会者的个人观点，而他们的观点是电报和备忘录上所看不到的。其实麦克诺顿也是在教我如何从政。他一直醉心于政坛事务。
约翰先告诉我某个人在会上的发言内容，然后会阐述发言人发言的场合、方式以及原因，解释这些方面是如何与机构的利益、与发言人需要维系及协调的关系息息相关。有时候，他会对其他人没有提及的问题，闭口不谈的问题做出评论，同时告诉你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约翰对这一切可谓轻车熟路。他告诉我，在会上，他很少发言，也不会主动发言，只有麦克纳马拉要求他就某事做出评论时，他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时，出席这些会议的人，只有麦克纳马拉可以带着自己的助手一同前往。能亲身体验政府元首，特别是总统的想法，约翰感到无比荣幸——对政府官员来说，与总统同时出席会议甚是珍贵。约翰知道自己的职位岌岌可危，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鲁莽，触犯了别人的利益，从而危及到自己的职位。
其实，私下里，约翰并不同意麦克纳马拉陈述给总统的观点。国防部长一直督促，对北越进行轰炸。麦克诺顿，和我一样，一直对美国的轰炸计划表示怀疑。白宫的会议使其有机会获悉，其实总统对国防部长的观点亦是顾虑重重。这也是麦克诺顿从会议现场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消息。麦克纳马拉一般不会把总统的疑虑和置疑告诉他，至少不会一字不差，绘声绘色地告诉他。
所有这些描述，使得约翰逊总统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麦克纳马拉还是首次误解了总统的意图，虽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不知道总统为何对轰炸表示怀疑。在我眼里，总统是当时与会者中最为明智的一位。那年秋天，我再次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