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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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把《红楼梦》和《水浒传》加以比较，又和西洋小说加以比较，是典型的小说批评的写法，赏析之中，透露出逻辑的力量。文章在讲到《红楼梦》的缺点时，认为不该写太虚幻境的几段神话，显然是谬见，也许是过于强调写实的价值所致，于全篇有小小的不谐调，但不影响仍是一篇颇见水平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评论《红楼梦》的文章。
还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佩之的《新评》发表于同一年，载《民心周报》，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的文章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至第14页。；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作者依此“六长”为绳墨，来评估《红楼梦》，结果发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虽行文不无生硬之感，其为小说批评无疑。使用这种方法，容易见出《红楼梦》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发表，小说批评派红学会出现更好的势头。因上述季新、成之、佩之、吴宓的文章，都发表于1921年以前。胡适的《考证》问世后，情形为之一变，人们为胡、蔡论战所吸引，随之而来的是家世问题、本事问题、地点问题的讨论，着眼于文学价值的小说批评，便退居其次了。这种状况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没有多大改观。1925年《清华文艺》发表的《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以后》《清华文艺》第一卷，第2期。，及同年刊载于《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上的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可以说是小说批评，但前者着眼于介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后者亦嫌过于简略，创见不多。比较起来，还是鲁迅1924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中，说的一段话，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甚具启示意义。鲁迅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要言不繁，即使置诸今天，仍不失经典之论。这段话前面一部分，意在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人们常引用；后一部分讲《红楼梦》的影响和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于小说批评尤具理论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批评的不发达，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不为人所重，与中国人看小说的习惯，也有一定关系。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3）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真正更加深入一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文章，有所出现，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两篇论文和两本专著。
两篇论文，一是牟宗三的《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文哲月刊》1935年一卷三期和1936年一卷四期；另一篇是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1948年4月出版的《文讯》杂志刊出。这是两篇典型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全面剖解《红楼梦》的专门论文，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学术价值较高，在红学史上应该有它们的位置，但过去被忽略了。
牟宗三的文章，一开始即提出，无论索隐派红学还是考证派红学，都不能实现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与批评。索隐的结果，失掉了鉴赏文学的本旨；胡适的考证虽比较合理，与文学批评也不能同日而语。他说胡适对付的是红学家的索隐，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态度，必须不离开作品本身。但同是文学批评，仍存在区别。有的作者只是歌咏赞叹《红楼梦》的描写技术，对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见地和支持本书的思想主干，却少有谈及。这样的批评，牟宗三认为还只是梢末文章，若纯注意这些方面，流弊所及，容易变成八股式的文学批评法。鉴于此，他的文章着重分析《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以便从中发现人生见地和支持作品的思想主干。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所说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类是间气所钟的，宝玉、黛玉即是此种人物。牟宗三提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也就是这第三种人的怪僻性格之不被人了解与同情使然。”参阅《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页。他具体分析道：
《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工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至第197页。
所得结论直承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比王论证得更深细，全文九节，紧紧扣住作品的思想和人物，言不虚发。其论宝、黛、钗的性格尤堪玩味：“他（指宝玉）这种思想性格是不易被人了解的，然而他的行为却令人可爱。大观园的女孩子，几乎无人不爱他。与他思想性格不同的薛宝钗也是爱之弥深。黛玉更不容说了，而且能了解他的，与他同性格的，也惟有一林黛玉。所谓同，只是同其怪僻，同其聪明灵秀，至于怪僻的内容，聪明灵秀的所在，自是各有不同。最大的原因就是男女的地位不同，因为男女地位的不同，所以林黛玉的怪僻更不易被人理解，被人同情。在宝玉成了人人皆爱的对象，然而在黛玉却成了宝玉一人的对象，旁人是不大喜欢她的。她的性格，前后一切的评论，都不外是：多愁善感，尖酸刻薄，心细，小脾气。所以贾母便不喜欢她，结果也未把她配给宝玉。然而惟独宝玉却是敬重她、爱慕她，把她看的俨若仙子一般，五体投地地倒在她的脚下。至于宝钗虽然也令他爱慕，却未到黛玉那种程度，那就是因为性格的不同。宝钗的性格是，品格端方，容貌美丽，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而且有涵养，通人情，道中庸而极高明。这种人最容易被了解被同情，所以上上下下无不爱她。她活脱是一个女中的圣人，站在治家处世的立场上，如何不令人喜欢？如何不是个难得的主妇？所以贾母一眼看中了她。她专门做圣人，而宝玉却专门做异端。为人的路向上，先已格格不相入了。”这些分析都切中肯綮。而贾府的环境，不可能理解宝、黛这对“艺术化了的怪物”，结果是黛死钗嫁，演成了《红楼梦》中第一幕悲剧，牟宗三说这是思想性格和人性冲突的结果。第二幕悲剧是宝玉出家，在思想性格冲突之外，又加上一种无常之感，牟宗三认为其惨远胜于黛玉之死。他在文末总结说：“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是也。”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加以批评，而且高度评价程、高补作所完成的悲剧结局，甚至认为后四十回加强了全书的悲剧性，是牟宗三此文的特点。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4）
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的特异之处，是联系清中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思潮，来讨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认为清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新兴市民阶层抬头了，于是便需要有表现他们理想的新文艺。他说：
新的社会阶层不满于封建教条之束缚，而要建立自身的新文化，这就是对封建制度做斗争的新知识群之意识形态。其特征就是人们自我之醒觉与发见，强调人类性去反抗封建的传统，对抗中世纪礼教的人生观，把人性从礼教中解放出来，于是有新型人性之新理论的建立，便形成了清初的启蒙思潮。当时南方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已提倡致用精神，北方学者颜元、李琳主张实践主义，都是这种思潮的最初表现。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57页。
因此文章提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形象的观点，并列举出表现在他们身上的八种新人特征，即第一，迂阔怪诡，聪明灵秀之气在千万人之上；第二，任性所为，无处不流露真情；第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遣教；第四，怀疑孔孟和朱子，动摇封建教条的中心思想；第五，一反旧日重男轻女之说，而重女轻男；第六，暴露门阀的丑恶；第七，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以强凌弱；第八，对弱者富于同情心。这样来概括贾宝玉等人物形象的思想特征，可以说是发了五十年代以后许多文章的先声，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研究者持此种看法。
陈觉玄的文章还指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新型人性意识的发展并不充分，原因是当时的商业资本必须依赖封建势力为后盾，虽不满于封建势力，又无法摆脱封建的羁绊，获得独立的发展。因此文章说：“在这样的矛盾之下，作家们乃不能成为自由的创造者，而不能不服从封建的特定的规律。既依据封建特权者所制定的规律来指导一切生活，故作者虽激情地创造出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而又不能任他的意志自由发展。他衔了五彩晶莹的一块玉出生，象征他一生的生命，而又常常为了它生气，几次要抛弃它、砸碎它。后来它竟丢了，宝玉也就失去灵性，任人播弄了。”就是说，宝玉身上的弱点和局限，也与明清之际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有关。文章最后总结道：
在十八世纪上期——雍正末年间，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只能暴露着旧社会的丑恶，尚未能憧憬到未来。由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乾隆三十年到五十年间，曹氏高氏所著的《红楼梦》，隐约地看到了新的理想，而又为旧势力所阻碍，终不能和它结合。这是由于当时市民层本身太软弱了，他们虽满怀着青春的理想，却不敢向封建势力正式挑战，只好把热情寄托在真假难分的梦想里，遂以幻梦预定出人们的行为，而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仍是新旧社会嬗变期中智识者意识的表现，也就是全书的基调所在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73页。
作者在文章中虽然没有使用唯物史观的字样，也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但基本上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阐述有一定理论深度，主要论点和理论思路被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五十年代及后来一些从同一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包括影响很大的文章，在观点上并没有比这篇文章增加更多的新东西。所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说法，这篇文章也提出来了，指出“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同时又以官僚身份经营商业”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63页。等等，这类一个时期成为红学文章的套语，原来也来源有自，不是后来论者的发明。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两本书，我指的是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前者初版于1945年，共五章：第一章是导言，申明对以往各种考证的态度及辨析《红楼梦》前后的异同；第二章论述曹雪芹的时代个性及其人生观；第三章分析宝玉、黛玉、宝钗、凤姐、贾雨村、薛蟠六个人物形象；第四章从家庭、教育、政治与法律、婚姻、社会、宗教、经济等方面，剖析《红楼梦》的世界；第五章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大部分章节在成书前都曾发表过第五章《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发表于1934年11月26日和12月3日的《国闻周报》；第三、四章《红楼梦》的世界和重要要人物分析，分别载于1935年《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第774至第777期及第814至第816期；第二章以《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哲学》为题，发表于1938年出版的上海《光明》杂志第3卷第3号。，成书时文字和篇章结构有所调整。
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学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学，末了，必得探讨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学中的地位。”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第84页，1945年正中书局印行。是的，这一点对小说批评更为重要。李辰冬谈了四个方面，即人物描写、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