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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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迭，或者说孔恩的典范与危机的理论在红学发展史上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
红学三派之间的关系，不简单是索隐派发生危机之后出现考证派，考证派发生危机之后出现小说批评派；实际情况是，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这一点王国维、俞平伯都曾指出过。而王国维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在时间上反而早于蔡元培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证。三派各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互相攻伐，并不影响各自的存在，反而在攻伐中增加了它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适当年向索隐派发动攻击，威势不可谓不猛，但同时也暴露了他提出的新的红学观念的漏洞。后来此派又发生了材料危机，在解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难点上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所以索隐派才有可能复活。小说批评派红学一直占有理论上的优势，因此发展得似乎较为顺利，而且由于它永远不离开作品本身，《红楼梦》展示的艺术世界已使它流连忘返，相对地说，不像考证和索隐那样受一定历史材料的限制，结果红学发展到今天，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只有小说批评派方兴未艾。可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考证派和索隐派的喧嚣，红学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和红学的独特魅力也就减弱了。红学本身也有一种寂寞之感。这涉及如何保持红学的学科特性的问题，值得探讨。
周汝昌先生多次申明，红学有自己的特性，单是用一般小说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还不能叫做红学，尤其不能成为正宗的红学参见周汝昌的《献芹集》第187页至第188页、第225页至第23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来界定红学的范围诚然不无偏颇，但他强调红学自有本身的树义，殊可理解，因为小说批评与索隐和考证不仅观念和方法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大异其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从历史上看，与索隐派的阐证本事和考证派的家世考证是分不开的。如果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发展中尽量吸收索隐和考证的积极成果，在方法上有所融会，是否在树义方面会进一步保持红学的特征呢？
事实上，小说批评派红学吸收红学考证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正确考订和确认，还是小说批评赖以知人论世的必要前提。提倡新典范的余英时先生，就反对把小说批评与考证派的自传说对立起来，他说新典范无可讳言地偏袒自传说而远于索隐派参见《海外红学论集》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但索隐派的一些观念和方法，也不一定非要和小说批评对立起来不可。泛政治化的小说批评曾经以索隐派为援手，当然是非正常时期的非正常情况。可是在探察《红楼梦》思想内涵和政治寓意方面，索隐派不见得对小说批评毫无启发。如果没有蔡元培等索隐大师的启示，《红楼梦》客观存在的反满思想或如余英时所说的汉族认同意识，极可能为我们所忽略，何况，事情还不止如此。
1980年，牟润孙先生写有一篇《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的文章，提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皇帝的象征，大观园是清圣祖南巡时苏、扬、江宁若干行宫与园林的混合体的假设牟润孙：《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参见胡文彬、周雷编《香港红学论文选》第56页至第7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他说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大观园中有栊翠庵、玉皇庙、达摩庵三座庙，栊翠庵中有尼姑妙玉，玉皇庙中有十二个小道士，达摩庵中有十二个小和尚，这只有皇宫中才如此设置，要不就是皇帝南巡临时采取的措施。《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凤姐对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伙，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说声用，走去叫来，一点不费事。”牟润孙据此论证说：“贵妃岂能常常省亲，只有隔几年皇帝就南下巡幸，才可以说‘出来就要承应’。”
还有元春归省时出题要众姊妹做诗，她给园中各处景物题匾，牟润孙认为也是仿效皇帝南巡的行为，因为巡幸中的皇帝经常自己赋诗，要大臣和韵，同时给苏、扬等地的寺院、迎驾的名园，颁题匾额对联。书中说：“贾元春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岂不寥落。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须得命他进园居住方妙。想毕，遂命太监夏忠到荣国府，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命宝玉仍随着进去读书。”牟润孙说：
这似乎是由皇帝的行宫不准人民入内想出来的，如果真有贵妃省亲的事，贵妃娘家如果都要造一座园子，供贵妃省亲，而省亲之后平时再不许别人进去，在北京的皇后贵妃娘家有多少，要造多少园子空闲起来？只有皇帝的行宫可以禁止别人入内，皇后都不能如皇帝那样有不许别人进去的行宫，何况贵妃？大观园要敬谨封锁，不是象征皇帝行宫是什么？
又说：不光元春省亲种种排场与皇帝南巡相类似，即以建造大观园来说，哪一个贵妃家有力量花若干万两的钱，为女儿省亲，造那么大、那么讲究的花园？如果贾贵妃是影射曹家之女，康熙时代曹家正在替清圣祖在江南经手弄钱，他又是包衣下贱之人，敢为自己女儿回娘家造个大观园，纵使清圣祖能容忍，清世宗抄曹家的时候，这座大观园为什么不见提起？若说大观园是随园前身，元春省亲只花了一天的工夫，她如何能去南京？从历史来看，从情理来推测，元春省亲是皇帝南巡象征，应是毫无疑问的事。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2）
另外，黛玉别号潇湘妃子，是否作者有意安排她做皇帝的妃子？宝钗别号蘅芜君，据《拾遗记》载：“帝息于延凉室，梦李夫人授帝衡芜之香，帝惊起，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是否也有以宝钗象征帝妃之意？湘云二字，见于唐代诗人张籍的《楚妃叹》，很可能是用楚王的樊姬比况史湘云。
牟润孙在诠解上述例证的基础上归结道：“宝玉所爱的所娶的与续娶的女子都以皇帝妃子相比拟，从与女人关系这一点上说，以宝玉象征皇帝，应当是符合曹雪芹写《红楼梦》构想的原意。入住大观园的都是女人，此外只有宝玉一个男人，岂不正是宫中只有皇帝一个人是男人的象征？既是宝玉一个人入住大观园，从这一点上说，此时大观园又是象征皇帝平日居住的园子。”借省亲写南巡，是脂批的明文。考证派对此持论甚坚。现在沿同一方向思考，提出贾宝玉是皇帝的象征，大观园象征皇帝的生活环境，钗、黛、湘象征皇帝的妃子，究竟有没有一点道理？或者至少是否可以作为《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说？如果认为不是全无道理，那末，索隐派提出的宝玉颈上系的通灵玉是玉玺的象征，可否成为一条旁证？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推论，大观园中那些可恶的老婆子，很可能是宫中太监的象征？当然只是象征而已，不是说每一寻常言行都与历史上的人和事相吻合。
牟润孙在文章的结尾处特地加以说明：“《红楼梦》是小说，小说中每个人物不能只是象征一个人，每一个小说人物，可能是许多实在人物形象的集合体。在贾府兴盛时，宝玉某些形象是象征皇帝，到贾府被抄，宝玉遭难，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家族中某些成员的象征。即在平时，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也并非时时象征皇帝，只是从住进大观园，一群女孩子围绕着他，和他与女人的关系，这两项故事上说他象征皇帝而已。大观园在贾贵妃省亲时象征皇帝行宫，贾贵妃传谕令人住进大观园也有此象征。及至贾家被抄，则象征普通官员的园林而已。小说不同历史，曹雪芹汲取若干实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成小说中的人物，更汲取若干地方的景色，渲染成小说中的景色。《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传，也不是实事纪录，岂能要求每个小说中人物与实在人物完全符合。不能在小说中寻求历史，是人人知道的事。本文说宝玉与女人关系象征皇帝，贾元春省亲象征皇帝南巡，既指明只是从某一些行为上说，则当然不能从宝玉、元春所有一切行为与语言上去找皇帝的形象，更不能说他们的遭遇与皇帝完全符合。”这一说明旨在与索隐派划清界限，是很必要的，因为小说批评也不能回避对作品中象征意义的探求，恰恰相反，正确阐释作家的诸种象征手法和象征性的意象，是近代小说批评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长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家意图表现的多层次性。
蔡元培说《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数层障幕”，不失为有识之见。当然他没有用象征这个概念。《红楼梦》可以说是一座象征艺术的宝库，牟润孙捕捉到的是一个方面，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在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这点上可以相互补充，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如是，则红学三派的观念和方法在长期冲突的同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对作家的主观命意和作品的客观意蕴如何理解。
索隐派和考证派的着眼点，在作家的主观命意上，所以他们拼力以求的是《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最初的艺术构思。小说批评派也重视作家的主观命意，但不赞成离开作品本身去寻找。余英时先生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概括：“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末，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体仍可从作品本身中去寻找，这是最可靠的根据。”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至24页，台北联经版，1981。不过应该补充一点，从作品本身发现的作者本意也不是单一的。长篇创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年或几十年，直至终生，是常有的事。时间的推移必然包括环境的改变，从而使作者思想发生变迁。因此作品的最初构想和完成的作品是有区别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号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中变化可想而知。
何况，文学语言既是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又是读者理解作者思想的障碍；文学意象已不同于作者的构思，作品所展开的世界有时会忘记作者的初衷。人物形象说的话，需要与作品的规定情境相吻合，与人物性格一致起来。但不排除聪明的作者兴之所至，会做出位之思，把写作时周围出现的即情即景、本地风光，以及作者一时的感喟，巧妙地编织进作品中。考证和索隐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文学创作中随时掺入的部分和前后变化的情况，一一搜寻出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途，亦自有其趣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3）
比如庚辰本第五十五回的开端，明文写道：“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今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将宴乐俱免。”第五十八回承前文又写道：“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俞平伯认为这不大像一般小说的写法，很可能是时事的记载，于是查《清史稿》，发现在乾隆九年确有一位姓纳喇氏的老太妃薨逝，雪芹是顺手牵羊，写在书中了②俞平伯：《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1页至第23页。。还有第十一回写着：“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节气说得很确定，不像随意虚拟。俞平伯查《万年历》，从雍正元年查到乾隆二十八年，共四十一年，约相当曹雪芹的一生，只有乾隆十年“十一月大，二十九日丙申，夜子初二刻八分冬至”。按一般说法，恰好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这正是老太妃死后的第二年②。这样的考证，对确定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有参照意义，小说批评派红学没有必要加以排斥。
红学的小说批评所追寻的，是作品的艺术有机整体，考证和索隐为了追寻作者的主观命意，则不惜把艺术整体分割成部分；小说批评注重作品的本文，考证和索隐则注重作者生平经历对文本的渗透和写作环境对本文的影响；小说批评看重艺术的真，考证和索隐更看重历史和生活的真；考证和索隐重视作品的原型，小说批评重视作品的重建。就批评方法而言，红学三派是不同的，在达到对作品的阐释的目的上，又可以互补和统一。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拥挤的红学世界
红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红楼梦》这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无论如何领域是比较狭小的；尽管后来衍生出曹学，使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明清史和文化史相重合，学术范围终究有限得很。而喜爱红学、涉猎红学、跻身红学的人有增无已，队伍越来越庞大，于是形成红学世界特有的拥挤现象。因拥挤而龃龉而争吵，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梗梗，不欢而终。俞平伯感慨道：
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语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余英时说：《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1页，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李田意也说：红学这东西很麻烦的，我想来想去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红学和跻身红学的甘苦之谈，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有此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