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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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浙江籍的一位翰林。他说这一看法，1929年在上海见到该画时就与藏主李祖韩谈过。胡适的文章遭到吴世昌、吴恩裕的反驳吴世昌：《论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载香港《大公报》1963年4月19至22日；吴恩裕：《结合文献和传说来看曹雪芹》，载《图书馆》1963年第3期。，双方争论得很激烈。　1980年，李氏家属从发还给他们的书画中发现三页题跋，系画像上剪下来的，有皇八子永璇、观保、谢墉，陈兆四人的题诗。陈兆的题诗有“进老学长兄”的上款，另三人不具上款，当然没有“雪琴”或“雪芹”字样。这句与以往传说的题款不同，像主是否为曹雪芹，遂更加可疑。但此四人的题诗为什么要剪下？谁剪下的？画像和其余题诗现在何处？像主如果不是曹雪芹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　　　　
　　　　另一幅画像为陆厚信绘，河南省博物馆的范殿钧于1963年初自商丘县的郝心佛手中购得，定价5元人民币，现藏该馆。最早注意到这幅画像的是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他将画像照片寄给王士菁，转请周汝昌目验，时在1963年下半年。8月17日，《天津晚报》刊出周汝昌的介绍文章，题为《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充分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9月14日，刘世德在《天津晚报》发表否定性文章刘世德（署名时生蕤）：《曹“雪芹”画像之谜》，载《天津晚报》1963年9月14日。，提出陆绘像主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根据是他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验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俞楚江照》。尹诗系两首绝句：“万里江天气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下款署“望山尹继善”。画像为对开两叶，尹诗居左，画像居右，左上有题记五行：“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下有“艮生”、“陆厚信印”二方。论争于是便围绕曹雪芹是否入过尹继善幕，俞楚江有无“雪芹”之号，和尹继善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尹诗的诗意，画像与传说中的雪芹形貌是否相类等问题，热烈展开。　　　　
　　　　周汝昌回答刘世德的《再谈曹雪芹小像》，刊载于1963年　9月21日《天津晚报》；1964年4月5日，又撰写《雪芹小像辨》，在香港《大公报》刊出。针对刘世德提出的尹诗与陆画的矛盾，周汝昌认为诗、画原非一体，两者自成“单位”，无论从诗中描绘的“云树”、“青山”等景物来看，还是就题诗无上款而言，都证明“尹诗并非为题陆画而入册者甚明，二者实各不相涉”周汝昌：《雪芹小像辨》，载1964年4月5日香港《大公报》。，因此像主为曹雪芹无须怀疑。1973年周汝昌在《文物》发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载《文物》1973年第2期。，也谈到了这幅画像，并首次刊出陆绘小照及尹继善题诗的照片。但争论大规模展开是在1978年以后。　　　　
　　　　1978年第五期《文物》杂志刊出了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的文章吏树青：《曹雪芹和永忠小照辨析》，载《文物》1978年第5期。，提出“这一开册页除尹继善的题诗以外，其他皆有意伪作。伪作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时期”，对陆绘画像予以彻底否定。这样一来，使论争立即沸腾起来。1978年5月28日和6月25日，周汝昌在香港《新晚报》撰写文章，反驳史树青的考辨，仍坚持己说。史树青断为伪作的理由，一是尹诗应做于乾隆三十年乙酉，其时雪芹已卒，故画像与《红楼梦》作者无涉；二是尹诗题在对开叶的后半扇，前面是为了谦虚预留的空白，即书画题跋中常见的“敬空”，因此给做伪者提供了条件。对此，周汝昌的解释是，尹集系他人所编，纪年难免有误；而尹诗既题给俞楚江，就不会留空白，因为尹继善是俞的顶头上司：“留半张纸以待他人——留待谁呢？尹氏本人就是宰辅封疆，要留，恐怕就只好留给‘圣上’乾隆了？不然，怎么讲呢？”周汝昌：《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载香港《新晚报》1978年5月26日、6月25日。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曹雪芹画像问题（2）

　　　　1979年4月2日至4日，梅节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曹雪芹画像考信》，详细介绍六十年代以来围绕陆绘画像的真伪所展开的争论，主张画像虽非赝品，但绝不是曹雪芹，并把陆绘和王绘联系起来，认为两幅画像的像主都是在两江总督尹府做过幕客的俞瀚俞楚江。这时，陈毓罴、刘世德撰写的《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的长篇文章，也在1979年第二期《学术月刊》上刊出，公布了许多俞瀚的材料，证明陆绘识语中说的“洪才河泻，逸藻云翔”，俞氏当之无愧。5月31日，宋谋砀的反驳梅节的文章刊于香港《文汇报》，坚持像主不是俞楚江，原因是俞瀚“长身锐头，玉立峨峨”，和画像不符；同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长篇论辩文章宋谋：《陆厚信“雪芹先生小照”辨》，《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9月7日，梅节著文作答，以《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答宋谋先生的质疑》为题，发表于香港《文汇报》。陈毓罴、刘世德则撰写《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参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参加梅、宋论争。而史树青的《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此时也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刊出史树青：《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参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第329至第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作者称两年以来在阅读诸家文章的同时，又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表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仍然信心十足”。因为周汝昌在《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一文中谈到，陆绘画像“是一部册页，一共好多开”，不是“一个册页”，1963年在北京目见原件的一位先生曾向他指明：“是一共捌开，没有错。每开皆有诗画。另外的人像不一，或坐或立，姿态形相也各异。”对此，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收藏画像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武志远、赵新来写给他的信，证实画像“只有一页，绝不是一册”，认为周汝昌“未看过原物，全是道听途说”。武、新二人并抄了一张1963年购买画像的单据给史树青，其中写道：“清代曹雪芹小照一张，价五元整。”系从商邱县博爱十五街七号郝心佛手中购买，经手人是范殿钧。史树青的结论是：“一开册页，半伪半真。”　　　　
　　　　当围绕陆绘画像的论争趋于白热化之时，对王绘画像的讨论仍在进行。1980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一方面刊出史树青的《再论》，同时发表了邓绍基谈王绘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文学遗产》同年第二期则载有陈毓罴、刘世德的《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词》。他们继续多方面论证王绘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俞瀚。接着，宋谋又在《文学遗产》1981年第一期上发表商榷文章宋谋：《“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辨》，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针锋相对地提出王绘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同时对皇八子永璇等四人的题诗是否都是题的王绘《幽篁图》表示怀疑。而陆绘，由于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河南省博物馆的有关材料，讨论各方又经常涉及到原件的册页特征和发现经过，所以红学家们纷纷赴郑州目验实物。冯其庸在看过陆绘之后，发现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皴擦水迹”，似已“改头换面”，目的是将原画俞楚江的“长身锐头”改成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冯其庸：《梦边集序》，载《艺谭》1981年第4期。。宋谋则三下河南，找各有关当事人寻根问底，河南省博物馆也做了许多调查。　　　　
　　　　这时已是1982年，正好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应大会筹备处的邀请，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到会，并于10月23日下午宣读了他们的调查报告，结论是陆绘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第二天，上海各报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以为二十年悬案终于水落石出。但周汝昌、宋谋仍持异议，认为结论并不可靠。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赏专家对画像鉴定之后，也说尹诗与陆绘及题记似一体，墨色、印色无显著不同。黄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曹雪芹的头像》，持类似看法。于是宋谋又一次去河南商丘，向售画人做直接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与周汝昌的《精华欲掩料应难——“雪芹小照”公案初剖》，一起刊载于1983年第一期《上海师院学报》。售画人郝心佛则写出《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一文，自道作伪过程，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五行题记系朱聘之所添，画像原装一册三十多页，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画像和尹诗在倒数第二页，最后是张鹏为陆绘题的四首七绝。与此过程有关的程德卿，也写了《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这些有关材料，都在　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　　　　
　　　　程德卿的文章，是以致宋谋的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报》，对此，宋谋写了《“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兼答程德卿同志》，及《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后来均刊载于江苏省红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和徐邦达的《悼红影议》，此时也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由于宋谋在文章中对所谓画像后面的张鹏题诗表示怀疑，认为售画人言词闪烁，矛盾甚多，并说程德卿不是局外人。程德卿在《中原文物》上又发表了《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的文章，来回答宋谋　。文章的内容和措词，许多地方已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陆绘印章的风波。徐恭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南京《红楼梦》讨论会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验原件，发现五行题记下面的“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当时陆绘画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与会者看过之后，也觉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而参与作伪者之一的陆润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陆厚培。如是，则后题跋之说当毫无疑义。但有人拿来了《古玺文编》，证明信字古写恰好右侧作“吝”。后来郭若愚等又著文谈题记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只能与“培”字有联系，与“信”则风马牛不相及。宋谋也觉得应该承认后题跋说了。但他说：“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他强调这桩延续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但究竟了结没了结，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1）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子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月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第750页。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28页至第333页。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一来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36页至第361页。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顾颉刚在1979年7月18日致吴世昌的信中说：“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俞平伯的信写于1979年3月14日，告诉吴世昌：“新加坡有周颖南者颇重视文献，托我转请顾老写字。及至写好送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