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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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因为上面有丁亥年的批语，当然不可能是乾隆十九年甲戌的本子。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包括胡适，坚决认定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红楼梦抄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关系，因观点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冯其庸和应必诚各自一本专著。戚序本，也有很早和很晚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总之，《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即使在红学专家面前，也还是个谜，因此只能成为聚讼不已的公案，诱发人们继续研究下去。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曹雪芹的籍贯
曹雪芹的籍贯，研究者中间有丰润和辽阳两说。丰润说为周汝昌所力主，《红楼梦新证》增订版第三章对此考论甚详，并附有《丰润曹氏世系表》。周汝昌之前，李玄伯于1931年在《故宫周刊》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里，已提出曹家的原籍是河北丰润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载《故宫周刊》第84期，1931年5月16日出版。。所据以立说的材料，为尤侗的《松茨诗稿序》一文，其中说：“曹子荔轩，与余为忘年交，其诗苍凉沈郁，自成一家。今致乃兄冲谷薄游吴门，得读其《松茨诗》，则又体气高妙，有异人者。信乎兄弟擅场，皆邺下之后劲也。余既交冲谷，知为丰润人。”冲谷即曹，曹寅《楝亭诗钞》中涉及冲谷及其二兄曹的诗共六题二十二首，有“卯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一些遣词用典，周汝昌认为“无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尤其《楝亭诗钞》卷二的《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一诗，第三首有“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句，连阎若璩的《赠曹子猷》诗注里也加以引用。“总不会是本有他解而被我们误认作指兄弟的”，所以周汝昌断言，曹寅和曹绝不是“同姓联宗”，而是有“骨肉”关系的血统兄弟。那么，曹即冲谷既然是丰润人，曹寅当然也就非丰润莫属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111页至第121页。。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冯其庸先生为了弄清楚曹家的籍贯，查阅了有关曹家谱系的大量资料，包括明、清两朝修撰的《丰润县志》，发现由曹的父亲曹鼎望“监修”的丰润曹谱根本不载曹雪芹祖父这一支。冯其庸写道：
据曹寅的诗集里可以得知曹鼎望的第二子曹及第三子曹，都是与曹寅有很深的交往的，曹寅的诗集里留有涉及他们的诗多首。从这些诗句看，他们是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第六次重修丰润曹谱的“监修”曹鼎望的两个儿子都是曹寅的至交， 因此曹鼎望对曹振彦、曹玺、曹寅一家是必然很了解的。这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丰润曹氏宗谱的监修者曹鼎望对曹振彦、曹玺、曹寅这一家关系很密切，如果曹寅一家确是丰润曹分出到辽东铁岭去的，曹玺、曹寅的东北籍贯确是铁岭，曹寅与曹冲谷、宾及等确是同一始祖分支下来的，那末曹鼎望在监修此谱时为什么把这一支就在眼前的同宗兄弟不编修入谱而要排除在这个谱外呢？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71页至第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这问得确实不无道理。而且不仅如此，清康熙三十一年曹鼎望参加撰修的《丰润县志》，也只字不提曹寅。甚至连扬州仪真人曹仪也被编入这部县志，仅仅因为他曾被封为“丰润伯”。原籍丰润，于崇祯二年出关的曹邦一支，也列入县志。于是冯其庸又问道：“既然扬州的曹仪可以编入县志，既然由丰润分出去的曹邦也可以编入县志，那么，现任内务府江宁织造的曹寅以及他的一家，如果说他的祖籍确是‘丰润’的话，为什么不能编入县志呢？难道他的声望、地位还不够格吗？”这问得同样有理。所以冯其庸说：这种现象没有别的解释，就是曹雪芹的祖籍确实不是丰润，他们这一支不是明朝永乐以后由丰润出关的曹端广的后人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83页。。
冯其庸根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认定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辽东的辽阳和沈阳，始祖为曹俊，属于宗谱上的第四房。但“曹俊其人究竟原籍何处，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而周汝昌称，他所探讨的并不是曹氏祖籍为辽阳问题，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指“辽阳的曹氏到底是土著还是移民”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19页。。这样看来，关于曹雪芹上祖的籍贯这段公案，似乎并未最后解决。何况，红学家中对《辽东曹氏宗谱》的真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特别宗谱中四至八世“谱失莫记”，至九世才列曹锡远，这种“五世空白”的情形一时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曹家的旗籍问题
曹雪芹上祖的籍贯固是一红学公案，其所隶之旗籍，也是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应当说所依据的材料是充分的，因为清代的许多官书如《四库提要》、《清史列传》、《清史稿》，以及《雪桥诗话》，《八旗文经》、《八旗画录》等私家著述，都无一例外地这么说。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周汝昌说：“其实‘汉军’二字是大错的。”他认为曹家不是汉军，而是“满洲旗人”，“曹寅、曹雪芹决不能再与汉人一例看待”。《红楼梦新证》“籍贯出身”章对此申论道：
我们须切实明瞭：一、曹家先世虽是汉族人，但不同“汉军旗”人，而是隶属于满洲旗。二、凡是载在《氏族通谱》的，都是“从前入于满洲旗内，历年久远者”。三、曹家虽系包衣出身，但历史悠久，世为显宦， 实际已变为“簪缨望族”。四、从曹世选六传到雪芹，方见衰落，但看雪芹笔下反映的那种家庭，饮食衣着，礼数家法，多系满俗，断非汉人可以冒充。综合而看，清朝开国后百年的曹雪芹，除了血液里还有“汉”外，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不但“亡国”“思明”的想法，放到他头上，令人感觉滑稽；即是“明珠”“顺治”等说法，在一个积世满洲旗家里生长起来的曹雪芹， 中经变落，山村著书，却专为别人家或宫廷里“记帐”，造作无数的奇妙谜语去影射前朝的一班名士，——以他彼时的处境与心情而论，亦是万难讲通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29页。
周汝昌对雪芹旗谱这段论述，恰好反映出此一公案不是研究者深文周纳，而是与理解曹雪芹及《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密切相关。他的观点很明确——曹家“隶属于满洲旗”，“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
但另外一些研究者不同意周说，如冯其庸原认为曹家原是归附后金的明朝军官，在天命、天聪时原属汉军旗，后归入满洲正白旗冯其庸：《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参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202页至第204页。；李华则说曹家应是正白旗满洲尼堪（汉人），乾隆后“属于内务府包衣拨出者”，有拨入正白旗汉军的可能参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第232页。；朱南铣主张曹家是内务府满洲旗分内的汉姓，是被满族同化了的汉人同上，第282页。，等等。意见相当分歧。所以如此，也与清入关前的八旗制度的复杂性有关，史学界对此也常常搅扰不清。“满洲旗”、“汉军旗”、“包衣旗人”、“满洲旗人”、“包衣汉人”、“包衣满洲人”、“内务府汉姓人”，以及“内满洲”、“内汉军”等等，区分起来，着实不易。曹家到底是汉人还是满族人？研究籍贯也好，旗籍也好，归根结底是要弄清这个问题。
1982年《红楼梦学刊》发表的张书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辨》一文，颇值得注意。该文通过考辨大量史料，得出如下结论：“曹家不仅先世是汉人，而且在被虏入旗并辗转成为皇室家奴之后，仍然被编在包衣汉军佐领之下，属于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一般称为内务府汉军旗人，简称内汉军。”参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第287页至第310页。作者认为，曹家的这种身份，使它处于旗人社会的底层，所谓“内府世仆”、“包衣下贱”，既受着皇室主子的压迫，又为平民旗人所“贱视”；另一方面，他们“原系汉人，并非满人”，在满、蒙、汉三种旗人中等级地位最低。照说他们的满化程度较八旗汉军更深一些，但顺、康以后，恢复乃至发展汉族文化传统的趋势甚为明显，因此清朝开国百年后的曹雪芹，其满化的程度较之他的先辈不是更深了，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张书才的这一观点与周汝昌大相径庭，使曹雪芹的旗籍问题，陷入进一步的聚讼之中。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靖本“迷失”
靖应鹃藏抄本《红楼梦》，是现在已知的十二种脂评系统的抄本之一，但也是惟一未能公诸于世的抄本。1959年夏天，南京的毛国瑶从靖应鹃家里看到此书，并与戚序本对照，过录下来一百五十条戚本所没有的批语。其中有的批语为诸本所无，意义十分重大，如第十八回墨笔眉批：“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申（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厓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接下去又有：“大族之败，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批语署年为戊子，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距雪芹甲申之逝只有四年时间，应出自畸笏一干人之手。诚如余英时所析论的那样，此一批语似流露出一种朝代兴亡之感，甚至可以“附会明代的终结”，其价值可想而知。又如第二十二回一条眉批：“前批知者聊（寥）聊（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丁亥夏的批语，又自称“朽物”，自然是畸笏的口吻；而他称脂砚已先他而去，因此脂砚和畸笏当然不是一个人，这对解决脂砚和畸笏是两人还是一人的问题，提供了实证。
由此可见靖藏本的重要。据毛国瑶回忆，该本分十大册装订，每隔四回即有蓝纸封面，并钤有“明远堂”、“拙生藏书”篆文图记。1964年他曾将过录下来的一百五十条批语寄给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家毛国瑶：《靖应鹃藏钞本红楼梦发现的经过》，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周汝昌在香港《文汇报》和《文物》杂志撰文介绍过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载《文物》1973年第2期。，1974年9月始正式刊载于南京师范学院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但靖藏本本身，除毛国瑶外，红学家谁都无缘看到。据说是“迷失”了，而且早在1964年靖家就没有找到这部旧藏。
与此相关的还有“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问题，也是毛国瑶抄给俞平伯的，系靖应鹃在《袁中郎集》中找到的一张残页，内容为：
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
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愿造化主再出一脂一芹，是书有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这条批语，署年为“甲申八月”，甲戌本作“甲午八日”，显然靖本为是，考证雪芹卒年也就不会发生是否记错时间的问题了。但“夕葵书屋《石头记》是否即是靖藏本？又增加了一层疑难。人们真希望已经“迷失”的靖本能够“迷途知返”，重新回到藏主手中，然后公之于众，以有益于红学研究事业。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1）
其一：四条不解之谜
《红楼梦》研究中，除上述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之外，另有四条不解之谜。
第一条不解之谜是元春判词。《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的元春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第二、三句不难解释，主要是一、四两句指的是哪一个“二十年来”？“辨”什么“是非”？“虎兔相逢”似暗含干支纪年的意思，那么作者的本意指的是哪一年与哪一年“相逢”？简直索解莫从。续书写元妃薨日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特注明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因而“已交寅年卯月”。显然流于牵强，不足以服人。研究者或云“虎”象征宫廷，“兔”象征元春，虽可聊备一说，终究未得作者本意。也有的根据庚辰本第十四回“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的批语，认为“兔”指一柳姓人，即柳湘莲；又说“榴花”谐音“柳花”等等杨光汉：《论贾元春之死》，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辑。，更属臆测之词。笔者曾推断“虎兔相逢”系暗指康熙和雍正两个政权的交替，因为康熙死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按干支为壬寅即虎年，雍正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位，已临近癸卯即兔年。正是雍正继位，使曹家面临政治险境，不久就被抄家没产，这对曹雪芹来说，无异于一场梦幻，所以判词作“大梦归”。当然这也是一种推测，未必尽妥。且“二十年来”，绝非虚笔，如与脂批的“屈指二十年矣”相比照，更觉大有文章。那末元春这一判词究作何解？看来仍是个谜。
第二条不解之谜是《红楼梦曲》中的《好事终》一曲，其中有两句是：“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曲子本身写的是秦可卿，所以首句为“画梁春尽落香尘”。问题是为什么要说“家事消亡首罪宁”？自然也可以解释为，贾家之败，是由于宁国府的子弟更其不堪，但这与书中情节完全吻合吗？须知，“家事消亡”这四个字，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时期有何等分量？作者岂是随便如此措词？正因为如此，才有的研究者认为宁国府的事迹系影射苏州织造李煦一家，新加坡的皮述民即持此说皮述民：《释“造衅开端实在宁”——兼论曹雪芹处理苏州李家素材的原则》，参见《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第227页至第241页。。高阳的《红楼梦断》第一部《秣陵春》，甚至直接写李煦逼媳妇上吊，也是认宁府的事为李家的事了。这些看法在多大的意义上可靠，自然很难说，但都注意到了“家事消亡首罪宁”的不寻常意义则一。这确实是红学中的一件不解之谜。
第三条不解之谜是《红楼梦》第一回“出则既明”之前，交代故事缘起，一下列举出四个书名，而且每一名称都与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