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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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为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有功不可没的贡献。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5）
写到这里，不妨向读者介绍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争论。争论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他在《什么是红学》一文中谈到：“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观点不谓不明确。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如研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等等，不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
那么红学研究的范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举出四个方面：一、曹学；二、版本学；三、探佚学；四、脂学。对此，应必诚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周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应文发表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艺报》第6期上发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回答应必诚同志的批评，继续申明原来的观点，并提出“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二者应该有所分工。不久，《文艺报》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赵齐平同志的文章，支持应必诚同志的观点，明确提出：“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
就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周汝昌先生的立论显得过于偏颇，应、赵的批评理由很充分，会得到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的同情。但是，周先生的主张是否也有值得重视之处呢？我说有。这就是周先生看到了红学考证对红学这门学问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说的曹学也好，版本学也好，探佚学也好，脂学也好，都是红学考证的重点范围，正是这些方面的发现、阐发、辩难、争吵，吸引了包括第一流学者在内的大批《红楼梦》爱好者的注意。如果周先生改变一下提出问题的角度和立论方法，说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讨雪芹原著和后来续书的异同及脂批，对历史上的红学能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具有重要意义，甚而说如果离开了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红学能否成为红学也值得怀疑，则完全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情况，就不是不可以接受。他在答复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只有《红楼梦》产生了专学，即‘红学’。比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书的，难道是少？可是皆无专学之称，或虽有专学而无专名；或规模、范围、深度广度，皆远近不能与红学相比。这是何故？仅仅从这一点，就该想到：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定然有不同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之学的特殊原因。”这段话强调“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是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对“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有“特殊”作用，显然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状况。这样就对了，与我前面阐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我向读者介绍这场争论的目的就在这里——意在说明红学考证和红学成为专门学问有直接关系。但是周先生这段话只是行文中对前文的一种不自觉的逻辑修正，论点并没有改变，还是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之外的《红楼梦》研究不算红学，不知这可是周先生的初衷。
最后一点，红学之为红学，还因为“五四”以来出现一批深孚众望的毕生以研究《红楼梦》为业的学者，他们的劳动及其成果为社会所注意，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说好像是本末倒置，实则不然。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客观的，但不经过研究者的发掘、梳理、提炼、概括，形成不了一门学问。历史上许多学科的出现，都和潜心于该学科而又成就卓著的学者密切相关。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现代物理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单独的科学，以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卡特在 1888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命为心理学教授为标志参看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第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杨立能等译。。精神分析学则是奥地利的神经科医生弗洛伊德所创立。甲骨学的对象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而成为一门专学，则是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商承祚、容庚、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胡厚宣、裘锡圭等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长期精研撰述的结果。任何一门科学，总是学科和学者的名字并存史册。学科因学者的研究而创立和发展；学者因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而名世。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学，是和一大批红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李玄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以及后来在海外的李辰冬、潘重规、赵冈等，都以治红学闻名于世，不愧为使红学成为专学的有功之臣。而且这些学者无不以考证见长，由此可见考据方法的引入《红楼梦》研究，确是红学形成的一个因由。当然对红学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可能都一一列出名字。特别近三十年来红学一直是热门学问，古典文学工作者必涉足红学不必说了，许多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和外国文学专家，也热心红学，使《红楼梦》研究带有超学科的特点，结果大大提高了红学的身价，增加了这门学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超学科特点（1）
红学的内涵、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是多方面的，为了明白起见，下面不妨进一步从学理上略加说明。
前面在谈到《红楼梦》时，我曾说这部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红楼梦》有历史价值，同样，红学研究也具有认识民族历史的学术价值。诚然，《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但这和具有历史价值并不矛盾。世界上很多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无不具有巨大的历史深度。历史感，是成熟的文学的内在标志。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菲尔丁、雨果，都是这样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所以历久而不衰，而且研究莎翁也成为专门的学问，和莎氏剧作中包含的历史容量有极大关系。《红楼梦》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着眼点虽然是贾家的荣、宁二府，可是又不局限于贾家，把清中叶的整个社会相和盘托了出来。
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参阅《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9页。这说的并不是溢美之词，每一条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例证。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的诸种矛盾，可以说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反映。对《红楼梦》的主题和主线，研究者之间有不同看法，认为书中描写了多重社会矛盾，如统治阶层与被压迫的奴婢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封建正统主义思想和反封建正统主义思想的矛盾等等，大家是一致的。至于封建家族中那种明争暗斗、阴攻阳结、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兄弟相阋、叔嫂斗法、妇姑勃谿，或者如凤姐向贾琏表功时所形容的“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等“全挂子的武艺”，以及兴儿评论凤姐时说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总之人类的各种根性，社会的诸多恶习，书中都有极深刻的描写。曹雪芹的笔无异于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表面上是解剖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是在解剖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
我们看《红楼梦》里的贾府，由于跟皇室的特殊关系，朝廷中每一细小的动向都牵动着当权者的神经。第十六回写全家人丁正在庆贺贾政的生日，忽然门吏报说六宫太监夏老爷来了，“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启中门跪接”。待宣布让贾政入朝时，“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别看贾母这个老太君，每日里在众人围绕、孝敬、奉承之下安享荣华富贵，平常万事不操心，闭目休息也有丫鬟用美人拳轻轻捶腿，但一遇朝廷有什么事情，她立即警觉起来，有时不免要“按品大妆”，准备行动。江南甄府被抄，对贾母的震动最大，书中对此有一系列描写。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在儿女喧笑的背后充溢着一种政治气氛，绝非“家务事、儿女情”几个字所能概括。
曹雪芹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他在写作时却常常“用史笔”，使《红楼梦》比历史书更具历史感，如《红楼梦说梦》一书的作者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2页。。这大约就是《红楼梦》不独研究文学的人喜爱，治哲学、历史、法律、经济的人也格外重视的原因吧。红学的超学科的特点，反而证明它具有特殊的学科价值。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1）
红学的学科价值还表现在，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还有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一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另外的时候。清王朝虽然以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入主，又经过明末社会大动荡给文化发展造成的创伤，但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开始复苏。到曹雪芹时代，不仅经济达到相当的繁荣，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在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的达官显贵于汉文化还感到隔膜，因此朝仪宫规尚需阉侍指点，到康、雍、乾时期满汉文化的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受传统文化熏陶，无不以华夏文化的正宗继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环境的产儿。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环境，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化而为一了。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