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的请柬-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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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我，说这一做法与一些基层干部将上级政策层层加码后下达简直是〃异曲同工〃，说〃经组织上考核，阿正同志已经具备了当一个九品官的基本素质〃。我们这支队伍的另一项重要装备，就是眼镜。说出来你怎么也不会相信，六个人的眼镜总数超过二十副。如果只算他们五个人，那么平均一人超过四副。其中周教授一人就有六副：一副右1400度、左1200度的眼镜；一副同样度数的备用镜；一副打电脑用的，右1200度、左1000度；一副看书用的，右1100度、左900度；一副太阳镜，还有一副可以夹在近视镜上的夹式太阳镜。
六个人中，只有我最没学问，也只有我不近视。我就像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壮汉，戴着一副太阳镜，领导着一支地地道道的〃眼镜蛇〃部队——他们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行进，左扭右晃，从远处看去，岂不是〃眼镜蛇在行动〃！
电话抵万金
关于家书抵万金的故事，我们打小就从各种古代故事中听过。如今家书早成了稀罕之物，而且也跟不上现代人〃天马行空〃的步子，所以网络、电话、传真就成了〃现代家书〃。 12月8日到圣地亚哥之后，队员就三三两两地外出打电话。可是正好赶上一个宗教纪念日——据说叫〃圣母受孕日〃。在这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度里，信仰基督教人口比例极高——当地放假三天，除超市外，一切商业机构都关门大吉，邮局当然也是不开的。只能打投币电话，于是我们用美元换得了部分比索，然后再到超市买一些可用可不用的东西，换得一些硬币。10日晚饭后，已经给儿子打过电话的邵滨鸿，带着周教授、何教授和我一道去打电话。电话500比索起投。这两部电话大概已经老了，5个硬币投进去，总有一两个没显示的。偶尔投成了，一拨又不成。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投币，一遍又一遍地拨。后来周教授终于打通了，他好像听到了小保姆的声音，还隐约听到女儿的叫声。但任周教授怎么喊，北京那边就是听不到。电话又断了。比索只退出三个。滨鸿安慰说，好歹听到女儿的声音了。周教授却脸色铁青，幽幽地说：这更糟糕！与此同时，何教授也放弃了。接下来是我打，同样是没反应。邵滨鸿看我着急，便帮我拨。半晌，只听得她〃喂喂〃了几声，又断了。她说：听到你太太的声音了，感觉她情绪尚好，你不必太担心。滨鸿与我太太很熟，她的儿子托尼每天都与我太太通电话。她这么一说，加上机器的确吞了我200比索，我便放心了许多。
圣地亚哥的〃电话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11日到了智利最南端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大家打电话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飞赴南极，在离开人类大陆前夕，这个电话显然是少不了的。这一天智利已恢复上班，我们可以在电话局挂。算算时间，国内正是凌晨5点多，我顾不得这些了。电话很快拨通。太太果然病倒，心中很是不安。半年多来，为了推进这个项目，我们承受了太多有形无形的压力，真是心力交瘁。我几度想放弃，几次病倒，都因为事已开头，不敢误了这个备受关注的项目，硬撑了下来。
到了南极，打电话便成了大问题。站上只有海事卫星电话，每分钟8美元。发传真也一样。这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电话可以少打些，但发稿却是不能耽误的，怎么办？几度商量，决定联合发传真。把文章打印在一起，同时往国内发。实践的结果，平均一页要50多秒。由于站上只有针点式打印机，最少要用小四号字，算下来，发1000字的稿大约8美元。
家中的电话少打但是不能不打的。离长城站大约40分钟路程的智利站有台每分钟1美元的投币电话，许多队员就不辞劳苦，顶风迎雪，往返步行一个半小时，到智利站去打电话。由于工作忙，加上到了那儿往往还要排队，这大体只能一周跑一趟。一些越冬队的队员，只安排一个月打一次，甚至一年只打几次。其实问他们想不想家时，他们大多泪光闪闪。中国首次派出的越冬女队员赵萍，离京前拍了一盒儿子的录像，不时地拿出来看。难以想像，在未来的400多天里，她将如何牵挂自己不到3周岁的孩子。
最让我不忍的还是周教授。平时，这位55岁的父亲用百般的爱陪伴着他不到3岁的孩子。如今，远隔重洋，电话费昂贵，怎生了得！昨天，他宣布，两个月内将用五千元人民币来听女儿的声音。
唐老鸭平素是好汉一条，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从不给家中打电话。有一次新华社领导把他母亲接到新华社，要通了在伊拉克前线的唐老鸭的电话，哪料得唐老鸭只说了一句就挂断了，这句既让母亲伤心又令母亲欣慰的话是：我没有私人电话，这台电话是单位配给我传送新闻专用的，我不允许您往这上头打任何电话。这次出发前，他太太已经怀孕。这个马上就要过四十岁生日的大男孩，一夜之间长大了，他让太太到大姨子家中去住，以便有人照看；让太太用他最近写的《重返伊拉克》的预付稿费，给父母买了去新马泰旅游的旅游票。12月20日，他接到太太打来的电话，这是他行踪飘忽多年来少有的一次电话——他为了不让家人有过多的牵挂，从来不说自己在哪儿——他突然发现，自己接完电话是那么兴奋。一个自认为了无牵挂的男人，在一瞬之间被亲情打动了，从此有了羁绊。我突然忧郁起来：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富有冒险精神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唐老鸭，会不会从此消失？这样的〃明星〃，多少年才能碰上一个，要是从此〃陨落〃，我们原本就显平淡的日子，或许会越发平淡下去了！呜呼！
葛教授是此行几位学者中我最不担心的，因为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讲学，又去阿里地区考察过，家人对他十分放心。每次出门，他连楼都不让家人下，就在门口道别。我想，此行他大概是不会为电话联络犯愁了。哪曾想，到了蓬塔，他第一个跑去打电话。到南极长城站的第二天，我们应邀到俄罗斯站、智利站作非正式的访问，在智利站上，大家第一次从南极往家中打电话。葛教授打通后，由于忘了按对话键，他女儿怎么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他却已喊得声嘶力竭。不一会他女儿就挂断了电话。当葛教授搞清操作规程后再挂时，他家的电话已经占线，且占了不短的时间。只见葛教授急得团团转，两只手搓个不停，连连顿足，口中念念有词：这闺女，怎么就不知道是老爸打电话呢！怎么就听不见呢！这会儿又连连占线，会不会又上网了呢？真不懂事，这时候怎么能上网呢，明知道老爸要打电话的吗！算了，是她自己没福气听我的电话，没福气！唉！她怎么这么不懂事，算了，不挂了，这么不懂事……我们看出他十分着急，便让他再挂，说等他挂通了再一起走。这回总算顺利。从电话亭里出来，他满面春风，喜不自禁，全然不顾旁边还有一个谦让到最后还没挂电话的班长阿正。待反应过来，他连忙积极地守住电话亭的门，说是要为班长〃保守机密〃。远离人类社会的人，最珍惜来自人类社会的关爱，因为，它是无价的。
在极地申奥
12月22日，乌拉圭南极考察站热闹非凡。乔治王岛上八个国家的考察站站长及德国科学家齐聚于此，一面庆祝乌拉圭南极考察站建站16周年，一面为中国北京的申奥活动助威呐喊。
〃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获得批准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在想着如何〃扩大战果〃。11月中，唐老鸭提出，能否在南极搞一次配合北京申奥的活动。大家一想，对呀！南极是一块没有纷争的土地，所有的国家在那儿都能和平友好地相处。在那里举办申奥活动，真正可以体现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实质。几位学者都认为这个想法很有价值，但怎么实施才能〃师出有名〃却来不及议论。
临近出发前夕，我在唐老鸭家中重提此事，认为应该争取办成。你想，在近两万公里之外，在地球的最南端，由众多国家的科学家联合为北京申奥助力，那是多好的事！但唐老鸭行前事情太多，身体又不时地捣乱，显然不能参与操作了。
几经努力，我找到了北京奥申委的周旺成先生，请他帮助。他当即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很快协调由北京红旗厂出一面旗，费用由北京奥申委承担。红旗厂的同志一听此事，连夜加班，将旗子作了加固，保证能抗南极的大风。12月5日，临行在即，忽接周旺成先生来电，说那旗子是试制品，印了〃BEIJING2008〃字样，但没有印〃CandidateCity〃（候选城市），所以必须更换。考虑时间紧迫，他多方协调，由北京奥申委将保留备用的一面旗给了我们。7日，我们带着这面旗，辗转两万多公里，历时六天，来到了位于乔治王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
出发前夕，我专门向南极考察办陈立奇主任和王站长作了汇报，获得支持，并计划在对各个国家的考察站作访问时一一征集签名。20日，乌拉圭站的直升机突然降落在长城站，他们给王站长送来了一份请柬，邀请他带三名随员参加其建站16周年庆祝活动。21日晚，王站长决定让我代表人文学者出席。我突然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机，在一个较大的场合同时征集签名以造成更大的影响呢？我便悄悄带上申奥旗，并在路上征得了站长的同意。
22日中午，我们乘坐俄罗斯站的坦克，翻山越岭来到位于乔治王岛科林斯冰盖下的乌拉圭站。进门一看，气氛十分热烈，全岛八个国家考察站的站长和随员云集一堂，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加上肩膀、臂膀、领口、胸前不同的标识，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庆祝活动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正式〃，乌拉圭站的站长作了简短的致辞后，大家就开始举着杯子〃串联〃，交谈得十分融洽。看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我便请站长和站长助理赵萍小姐出面，向主人说明了我们的意图。主人欣然同意，表示十分高兴能为中国长城站效力，为北京申奥出力。与长城站往来最多的智利弗雷总统站站长巴什库尼亚第一个在北京申奥旗上签了字，接着，韩国世宗王站、巴西弗拉斯站、阿根廷尤巴尼站、波兰阿克托夫斯基站、俄罗斯别林斯高晋站、乌拉圭阿提加斯站的站长陆续上前签字，智利极地研究所所长杰尼克和德国著名极地科学家汉斯也应我们之邀签了字，最后，中国南极长城考察站站长王建国郑重地写上了站名和自己的名字。掌声和祝北京申奥成功的祝愿声响成一片，记者和科学家们的相机、摄像机拍个不停。大功告成！我高兴地坐到角落里，喝着一杯〃毕斯科索威〃，欣赏着南美奔放的音乐。不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各国站的站长正在合影，我灵机一动，飞快地拿起申奥旗，冲上去递给了站长们。站长们围着北京申奥旗，用不同的语言说着祝愿的话，四周又是一阵闪光灯的闪动和叫好声。
高潮一阵接一阵。助北京申奥成功的活动刚刚结束，联欢就开始了。乌拉圭军人的一个业余表演组首先上台。一位边弹吉他边唱，其他三位打着不同的手鼓，极具南美风情。他们唱得极好，以至于被喝彩声挽留着唱了一首又一首。接着是企鹅岛上的驻点科学家哈维先生，他也是边弹边唱。后来的几位军人和科学家，都是弹着吉他或拉着琴唱歌，那奔放的激情，优美的歌喉，娴熟的演奏，真是让人羡慕。哈维先生表演完后，与王站长和赵萍说着什么，突然，他对着赵萍单膝跪下，像是一位绅士在求婚。走近一问，原来是恳求赵萍唱一支歌。王站长说那就四人一起唱一首《歌唱祖国》。我说我五音不全，最好他们三人唱。站长没同意。乌拉圭军人鼓手准备给我们伴奏，但看来找不到调门。我们唱得不算太好，但由于十分投入，所以赢得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赵萍说，三个人往台上一站，一溜的小个，等阿正架好摄像机上台，高高大大，才算撑起了国人的形象——尽管〃五音不全〃。在风雪中回到站区，已是下午四点半。申奥旗在怀中已捂得有点儿发热。
2000年12月31日，元旦前夕，我把申奥旗带到会议室，长城站全体队员在旗上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全球第一次极地申奥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2001年北京申奥获得成功的那天晚上，我扬着这面旗以电视屏幕为背景拍了张照片，我很激动，但没有落泪，因为我预感那是必将发生的事。不几天，中国革命博物馆刊登了征集申奥纪念品的广告，我当即决定把这面已辗转了数万里的珍贵的旗子捐出去。
后排左起：林清、周新赞、张来生、罗迎难、何怀宏、李志刚、徐文祥、王自磐、阿正、卫继敏、周国平、徐启英、葛剑雄、唐师曾、王辉（缺张文义）
南极洲四周围绕着多风暴且易结冰的南大洋，为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延伸，面积约3800万平方公里，为方便研究，被称为世界第五大洋。
生活在南极地区的企鹅有4种，即帝企鹅、阿德利企鹅、金图企鹅和帽带企鹅。帽带企鹅大部分分布在南极半岛。帝企鹅体型最大，高约122厘米，重达41公斤；阿德利企鹅是南极洲最常见的鸟类，高约48厘米，重约5公斤。
南极洲是由冈瓦纳大陆分离解体而成，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陆，平均海拔2350米。横贯南极的山脉将南极大陆分成东西两部分。这两部分在地理和地质上差别很大。南极洲的最高处——文森山地（5140米）位于西南极洲。
南极地区的动物主要有鲸、海豹和企鹅。它们从陆地周围的海水中觅取食物。在20世纪50年代，南极海域的捕鲸量曾达到世界捕鲸量的70％左右。所捕获的最大蓝鲸，身长37。8米，为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南极磷虾是高蛋白质的食物。世界卫生组织曾将南极磷虾、对虾、牛乳、牛肉的氨基酸综合营养价值放在一起评议打分，结果磷虾得100分，牛肉96分，牛乳91分，对虾71分。
南极洲地域广阔，与地质构造和地质历史相似的其他大陆比较，可能潜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根据各国的地质调查资料估计，南极洲可能有矿床在900处以上。
南极大陆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大陆，年平均降水量仅有30－50毫米，越往大陆内部，降水量越少，南极点附近只有3毫米。降水量较多的地方是沿海地区，年平均降水量有200－500毫米，而南设得兰群岛地区降水量比较多。南极洲的降水几乎都是雪。
我的〃班副〃唐老鸭
我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中的头衔，是2000年12月6日由中国极地考察活动的〃最高首长〃陈立奇主任宣布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第17次队党支部委员。这是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到了长城站，又编了班，站长任命我为人文学者班班长，〃管〃着几位名气很大的学者。这两个职务放在人高马大的阿正身上，加上唐老鸭言必称〃报告长官〃——听上去怎么都像是过去电影里的〃敌连长〃——我就成了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要人〃了。
新官一上任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支部会议上提议由邵滨鸿担任度夏队党小组的组长，二是在全体大会上提名由唐老鸭任班副。这两项议案均获通过，可见我还算是个知人善任的人。唐老鸭最怕被什么事拴住，这班副职务让他心中叫苦不迭，以为从此不自由了。但�
